新丰镇农业结构调整步伐

第二节　副业生产

新丰镇副业生产门类较多，主要有蚕桑、果蔬、家禽、家畜、水产等，可惜资料贫乏，现择要记述于下。

一、蚕桑

据《竹林八圩志》载：“蚕桑为浙西大利，里人无家不育。”民国时期，“其种率来嵊县，后有兼育余杭种者。”30年后，“嵊种绝迹，而尽育余杭”。“经历久比较，此善于彼，乃优胜劣汰之故也。嵊种食叶不竟，眠汛不齐，小大不匀，耗桑多而需时久，丝虽白而缫质不丰，茧一斤才得丝一两二钱，由其茧衣浓也。余杭种，食量强，能尽叶，故眠汛齐，蚕身匀，可缩短二三日之育期，茧大而衣淡，每斤可缫丝一两五六钱。美国人比较拉力，以‘绿嘉兴’为最优，常乐购之。拉力即伸缩力，余杭种丝微绿，以产于嘉兴，故有绿嘉兴之名”。《梅里备志》卷2《物产》云：“绿丝：里中产，其色带绿，光滑坚韧，为出产大宗。”《八圩志》又云：“然余杭种，质稍弱，遗传之毒菌较多，饲育失宜，病发莫遏，辄致无收。”由于茧价不稳，病害难控，蚕农育蚕，喜忧参半。有的年份丰产不丰收，有的蚕户眼看蚕宝宝就要上山作茧，一二天内却突然死光，斋神拜佛，无济于事。“辛未年（1931），上簇之际，连雨五、六日，缫质大坏，茧一斤得丝八钱。壬申（1932），大帮到山，初则暴热，继以烈风雷雨三四日而未已，缫质更逊去年。”“茧价比前落三分之二，次货一斤，售不到一角。野老吞声，室人号泣，投环奔井，日接于耳。”但养蚕毕竟周期短，收获快，正常年景，还是农民衣食所依，正如新丰一带的《养蚕词》所唱的那样：“去年无襦今有裤，毕竟蚕桑是长算。不怕官私两迫促，但愿年年如此十分足。”蚕农还是努力饲养。蚕农“恃蚕桑为生活，编户穷黎，终岁衣食之给，赋债之偿，咸属望于此”。“有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之。”

建国初，新丰镇的蚕桑业犹可，1951年和1952年，新丰乡全乡养蚕收获张数分别是3719张和3945张，单产24.5—25公斤。总产在2000担左右。1958年起，人们为了填饱肚皮，偏重粮食生产，桑地逐年受到毁坏；农药对蚕桑的危害也很烈。因此，1958年全公社（包括步云、大桥、净相）收获张数仅7020张，单产12公斤，总产为1694担。其中春蚕3915张，单产17.5公斤；夏蚕686张，单产5.5公斤；秋蚕1967张，单产4.5公斤；晚秋蚕452张，单产5.5公斤。受计划经济影响，人们在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中，有人错误地提出“种姜吃姜，种桑吃桑”，大搞挑岗填浜，把大批桑地改为稻田，因此蚕桑业便一蹶不振。至1990年，蚕桑有所复苏，原新丰镇总产量也只有37.06担。近年又有所发展，2001年，全镇桑田2421亩，产茧435.4公担，即870.8担，经济收益70万元左右，其产量远未恢复到建国初水平。新丰蚕桑退位，取而代之的是花卉苗木，2001年，全镇引进果树苗木100万株，为农民致富开辟了新领域。2002年，全镇拥有苗木面积1508亩，比2001年增加1060亩，增长2倍，销售苗木285万株。2003年，全镇已拥有苗木面积6000亩，销售苗木400多万株，总收入达到1250万元，成为秀城区苗木生产第一镇，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步伐。

二、果蔬

新丰镇果蔬品种颇多，与周边乡镇亦大体相同，其收获期如下。

正月：油菜、菠菜；

二月：薹心菜、青菜、茭菜；

三月：莴苣、芥菜、苋菜、芹菜；

四月：笋、蚕豆、梅、樱桃、韭菜、蒜苗、地蒲、茭白、马铃薯；

五月：桃、枇杷、杏梅、洋葱、黄瓜、佛手瓜、冬瓜；

六月：西瓜、南瓜、黄金瓜、苹果瓜、甜椒、辣椒、豇豆；

七月：李、石榴、白蒲枣、西瓜、丝瓜、茄子、新毛豆、新姜、葡萄、莲蓬、菱、葱；

八月：柿、毛豆、白扁豆、刀豆、四季豆、姜、蒜、番茄；

九月：姜、白菜、芋头；

十月：萝卜、大头菜、乌塌菜；

十一月：雪菜、黄芽菜、茨菰、香芋；

十二月：包心菜、荸荠。

以上所列，指的是果蔬主产的月份。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推广大棚蔬菜，实行科学栽培，市场上供应果蔬已不分季节。

新丰镇果蔬经济作物，在民国期间，散种于千家万户，未作统计。建国后，农村因一直侧重于粮食生产，经济作物面积比例很低，也无可靠资料。

1986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映，原新丰镇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2470亩，比1985年增加700多亩，可见在1985年之前种植面积极少。直至2002年，政府号召和引导农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全镇种植生姜、西瓜、蔬菜和花卉等经济作物，面积达到7.31万亩，比1998年增加了近6万亩，粮经比例变成49：51，2003年经济作物面积为7.46万亩，粮经面积比为47：53，种养收入比例达到26：74，这可谓农村在农业结构上的重大突破，为农民致富寻到了新的源头。

1．油菜　境内在明代栽种油菜者已经较多，为了解决油菜与水稻轮作的季节矛盾，开始用育苗移栽技术。清·康熙年间，油菜生产迅速发展。民国时期，已普遍种植。新丰油菜皆为平湖县的姜黄菜籽，皮薄油多，品质上乘，颇受外地青睐。具体种植面积和产量，未见记载。建国初期，全乡油菜种植面积稳定在8000亩左右，油菜籽单产50—60斤。据《新丰人民公社资料汇编》记载：1956年，面积8222亩，单产74斤，总产6061担；1958年（大公社），面积20071亩，单产41斤，总产8133担。以后20余年，受“以粮为纲”影响，油菜籽产量时起时伏，徘徊不前。直到实行联产承包以后，油菜籽产量才迅速提高。根据镇政府档案资料反映：1989年，原新丰镇油菜籽总量为52.12万公斤，折合成担为10424担；1990年，原新丰镇油菜籽总量是64.8万公斤，折合成担为12960担，与1956年时的油菜籽丰产年相比（行政区域大体相等）翻了一番。尔后新丰镇两次扩并，种植总面积和总产量基本上成比例上升。进入新世纪后，增长幅度较大，2001年全镇种植优质双低油菜24440亩，总产量为356.3万公斤，经济效益是677万元；2002年种植25000亩，总产量为370万公斤，是农民经济作物中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油菜主要是产籽榨油，嫩时可摘取部分菜心，即薹心菜作蔬菜用。

2．西瓜　明代就有种植。明、清时期，产“三白”瓜（即白皮、白瓤、白籽），皮薄肉脆，味道鲜甜。民国初年，从江苏江阴带来“马铃瓜种”，马铃瓜，形似枕头，瓤色虎黄，俗称“枕头瓜”、“老虎黄”。它皮色深绿有条纹，瓤色虎黄晶莹，味甘鲜、无渣滓，而且耐储运，因而“马铃瓜”逐渐取代了“三白瓜”，沿袭将近半个世纪。民国二十三年（1933）产量最高，大多销往上海、无锡。抗战期间大幅度下降。建国后，西瓜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但马铃瓜品种因产量不高，已退化。据《新丰人民公社资料汇编》记载：1955—1958年4年间，西瓜种植面积和产量如下：

60年代初，由于连续3年遭受洪涝灾害，农民闹饥荒，西瓜种植大面积减少，增种水稻面积。仅有的几亩西瓜田也是遭灾受损。1968年，新丰公社西瓜获得大丰收，为总产量最高年。1977年，省工作队来新丰指导农村工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社长于冠西，对繁荣一队的西瓜栽培技术大加赞赏，于1977年11月27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种西瓜的启示》长篇札记。1979年，全面推广“中育1号”，它具有抗“炭疽病”较强、长势旺、成熟早、皮较薄、糖分高至12度的特点。1984年，平湖瓜豆研究所培育成功“平优1号”、“花玖”和引进了“新克”、“圳宝”等10多个品种，新丰镇也大量种植这些优良品种。其中“圳宝”，由于具有成熟早、抗病好、座瓜力强、稳产高产、糖度高、耐储运等优点而受普遍欢迎。近年来，品种时有更新，推广小甜西瓜，讲究质地，提高经济效益。2001年，全镇西瓜种植面积16513亩，总产量673000担，经济收益约1346万元。2002年，西瓜种植面积1.7万余亩，总产量约700000担。

附：种西瓜的启示

种西瓜的启示

冠　西

留荣大叔种西瓜，在新丰这一带是有点名气的。同样的土质，同样的品种，别的队一亩收三四千斤已经算不错了，他一亩能收六七千斤。要讲瓜的品位，那更不相同。他种的瓜，个大、皮薄、汁水多、甜度高。关于甜度，农大的园艺系老师就地用仪器测定过，比别队的要高好几度。

不论晴天，雨天，也不管早晨，黄昏，只要你到繁荣一队去，总看到他戴一顶旧草帽，在生产队这6亩半瓜地里活动着。那里是一片翡翠世界。那些“旭东”呀，“解放”呀，“华东26”呀，种种名色的瓜，张着肥嫩的叶，吐着蜷曲的须，伸着毛茸茸的藤，你追我赶地在争取着自己的空间。而那些初生的幼瓜，就在繁茂的花叶荫护下，悄悄地膨胀着。头天清晨看看像茶杯口大，第二天傍晚看看就像拳头大了。一场夏日的阵雨过后，第三天再看看，在那些周边镶着一串晶莹的露珠的瓜叶下，它们竟比饭碗还要大了。这充满生机的田园景象，给人以无限的喜悦和朝气蓬勃的情趣。

瓜畦里几乎连一根草也难找到。顺便带一句，隔壁一个队的几亩瓜田，一眼望去，竟是蔓草横生，小茅草、狗尾草，剑拔弩张地威胁着瓜秧的生长。（后来我们已经动员大家把草拔掉了）起初有一天，我们本想去帮留荣大叔干点拔草之类的生活。到了一看，只好跟着他学授花粉了。

留荣大叔种瓜，已有20多年的历史。除了对集体经济热心积极，认真负责以外，他比别人多的是一股钻劲。他从孵秧、整畦、施肥、授粉、育瓜、留种等等有一整套办法，但从不满足。今年他见到了农大园艺系的老师高兴极了。每到一起，简直像故友重逢，说个没完。尽管一个说的是马来西亚华侨的广东官话，一个说的是当地的吴语，相互并不是句句都能听得懂。今年他新种的一部分从国外引进的“四倍体”品种，就是这位老师送他的。7月10日这天，这品种的瓜有的已七八斤重，当时估计再有半个月就可成熟，每个会有二三十斤重。他几次带我们小心地迈过探出头来的嫩藤，走在瓜畦间的小径上，指东画西，评说着每个品种的特征，每只瓜的开花、授粉时间和生长情况。对满地的瓜，他几乎像托儿所的阿姨对每个孩子那样熟悉。所以，当这位老师掏出一把系着小绳的彩色塑料小牌牌，教他在需要留种的瓜蒂旁挂标记时，他笑笑说：“用不着，用不着，都记牢的。”他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叫“二倍体”，什么叫“四倍体”，为什么“二倍体”（一般品种的瓜）和“四倍体”（人工培育的诱变品种）杂交，会变为“三倍体”。这“三倍体”的瓜，就是现时国际市场上供应的时髦货—无子西瓜。他现在正用新学来的纸套法，把人工授粉杂交的雌花，一朵朵罩起来。他希望在不长的时期内，能培育出这种畅销国际市场的“无子瓜”，为国争光。同时他希望不需要再由国家花80余元外汇一斤的代价，到国外去进口“四倍体”的瓜子。

留荣大叔的瓜为什么种得好？就农业“八字宪法”来说，他样样都下过功夫。这对种好别的农作物都有启示。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是个“水”字。

“水”是“八字宪法”的头一个字。毛主席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留荣大叔种瓜的实践中，这句话似乎应当从两方面来理解：水是农作物的命，水也是农作物的病。他说：我们“下三府”这里（指杭嘉湖）多的是水。不当要水的，水多了就长不好。他指给我们看，他的瓜田，每一畦之间都有一条两尺多深的沟，这些沟挖得既深又窄，边光底平，直通田塍边的排水支渠。他又指给我们看，每块瓜畦之上，每隔一米宽，有一条笔直的细缝，而在细缝下面，则是一条碗口粗细的排水暗洞。这是用电犁牵引着一种专用的打洞工具打成的。这些暗洞又直通着那些笔直的深沟。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排水体系，就大大降低了地下水位，有利于瓜类作物的根系发达，加上其他措施，就使每株瓜秧，藤壮、花繁、高产。他说，别队的瓜为什么长不这样好，地下水位太高，根扎不深，发得没有力，是个重要原因。

嘉兴地区水网地带的花草、麦类等春花作物的生长，何尝不直接受地下水位高低的影响？！繁荣一队的花草，因为采取了挖沟打洞的措施，亩产可达七八千斤，别队同等条件下，不挖沟打洞，或洞、沟、渠不配套，或挖得不合技术标准的，每亩只收二三千斤。小麦田是否挖沟打洞，产量悬殊也颇大。其实，水稻作物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样。老农们说：水稻，水稻，并不常年要水。不该要水的辰光，不要说是内涝成灾，地下水位不降低，也会影响产量。可见，这“水”字上该有多少学问。

降低地下水位，已经比较普遍地引起嘉兴地区有些单位的注意。花草播种的季节，不少单位相互参观，学习和推广开沟打洞的经验。来到繁荣一队参观学习的也不少。走在那些暗洞、明沟、地下渠道旁边看看，渠比沟深，沟比洞深，而干渠又比支渠深，河道又比干渠深，这样就达到了排水通畅，有效降低地下水位、保证春花增产的目的。这是有了比较通盘规划的结果。但是，从大范围来看，也有麻烦的问题。这帐是得算在万恶的“四人帮”和林彪头上的。由于他们的干扰破坏，嘉兴地区整体的农田水利建设规划被他们骂臭了，践踏了。不要说是太湖流域的整体治理设想，无法具体规划，就是东西苕溪下游地区的排水和大片圩田的内涝问题，也无法根本解决。加上许多内河航道，没有砌石护岸，航运和挂机农船逐年增多，每逢机船驶过，层层巨浪冲刷泥岸，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少河道，河岸倾圮，沿河道路、桑田毁坏，河面不断加宽，河床不断抬高，直接影响了圩田排涝和地下水位的降低。今年一场8号台风，嘉兴至平湖的大塘河，河水倒流，好几个公社的道路、田塍，水深及膝。幸好当时晚稻尚未扬花，干部群众又日夜奋战，使损失减低到了最低限度。

由此可见，要解决这里的“水”的问题，既要“小处着手”，例如打洞、挖沟、排灌分系等等。许多事例已经证明，这些措施，当年、隔年就可收到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特别是对春花作物这样。但还要“大处着眼”，采取整个流域、大片地区的整体综合治理办法。

9月末尾，我们遇到了嘉兴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同志，又是坐车，又是乘船，又是跑路，正精力充沛、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有关各县，亲自察看地形，调查研究，规划着两条主要的出海工程。他得出的结论，讲出的道理，和那种瓜能手留荣大叔以及别的老农讲的基本一致：在杭嘉湖这里，不解决水的问题，想从这全国闻名的“粮仓”地区（顺便说一句，只嘉兴一个县，每年提供给国家的商品粮就有三亿七千万斤）拿更多的粮食，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条件的重要性。但是，从这里的实际出发，从今年冬季开始，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应当放在哪里呢？应当放在“水”字上。既要在局部上的降低地下水位上下功夫，首先保证春花丰产。又要在整体上解决内涝和适时排灌的问题。所谓适时，就是要排立刻就能排出，要灌就能马上灌足。这两条横贯整个水网地区的出海工程，主要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这是从前想了多年而没有办到的事。这还是第一步。要干好它，不流几个冬春的大汗是做不到的。粉碎了“四人帮”，加给干部群众的那些帽子、棍子、手铐、脚镣都见鬼去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改变杭嘉湖地区的面貌，这是一定能做到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和这位老同志愉快地谈着谈着，我不由得又好像走在留荣大叔精心培育的翡翠世界般的瓜田里。那旺盛的生机，感染着人们；那带露的朝气，振奋着人们；那大丰收的希望，激励着人们……

后来，在10月24日，当我们来到桐乡的时候，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已带着背包，率领他的首脑机关迁到留良公社去了。这里，在历史上曾以明末清初反抗异族压迫的吕留良而闻名，现在却是科学种田而著名。据这位领导同志说，县里的一些局，例如商业局、粮食局等等，也正在往下搬。各部、各局都分片包干一两个公社。县里当然不唱《空城计》，但只留个把联络员，把工作都带到下面来。

为了彻底改变水乡的面貌，嘉兴地区不少单位正挽起袖子要流大汗了。

在这之前，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期间，我又去看望了留荣大叔。当谈起他的西瓜时，他不无惋惜地对我说：“今年每亩收了不到八千斤。原先我是想弄个万把斤的。”他沉思似的说：“主要是后期那150担人粪肥用得稍晚了一些。”

对劳动人民来说，前进总是无休止的！

人们都在想着怎样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好些。

1977年11月27日发表于《浙江日报》（选录时有所删略）

三、禽畜

新丰镇的家禽家畜，历来比较单一。家禽：鸡、鸭、鹅；家畜：猪、羊、牛。

家禽鸡、鸭、鹅，基本上都是农户散养，自养自杀，少量出售。其中鸡鸭数量较多，养鹅极少。民国期间，有鸡鸭孵坊，无较有规模的养殖场所。建国后，饲养量有所增加，据《新丰人民公社资料汇编》载：1955年，全乡养鸡86598只，养鸭12127只；1956年，养鸡76976只，养鸭10780只；1957年，养鸡88350只，养鸭15822只；1958年养鸡20897只，养鸭4288只。1958年，公社虽有养鸡场养鸭场，却没有管理好，总量反而明显下降。集体鸡鸭场大多亏损，后来全部解散，重新由农户散养。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农村对农户一直是限量饲养，大多以人口计算，每户限养2—4只，原因是鸡鸭既要吃稻谷，又会糟蹋庄稼。谁家的鸡从笼子里逃出来，飞到稻田里吃谷子，队里会组织人群前去追打。夜里还要查鸡棚，超养了要罚粮食。养1只鸭子要抵两只鸡，因为鸭子食谷比鸡厉害。所以这20多年，农村鸡鸭甚少，要吃个鸡蛋也不容易。不是逢年过节、新女婿上门，平常农民是舍不得吃鸡肉鸭肉的。1980年以后，种粮实行联产承包，养鸡养鸭也由农户自己作主，饲养数量逐年增多，至90年代，正常情况下，每户农户每年饲养量在30只左右，除了自己食用，少量送给镇上亲朋好友，全镇全年饲养鸡鸭总数在40万只以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食禽上也越来越讲究口味。2001年，横港村村民陆松林投入100多万元，从国外引进七面鸟肉用鸟种，经过2年多的科学饲养，目前已发展到拥有2.2万平方米，年产30余万只七面鸟的养殖加工基地。这种七面鸟原产美洲，其吼叫时颈面呈红、蓝、白、紫等多色变化而得名。七面鸟饲养周期约4个月，体重20公斤左右，年产蛋150枚，1只鸟出肉15公斤。七面鸟以草食为主，饲养方便，抗病力强，肉质鲜美，是一种低脂肪、高蛋白、含多种维生素的绿色环保食品，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家畜猪、羊、牛。据《嘉兴市志》载：三国东吴时，军队已畜有“官牛”屯田。唐宋时，“用牛挽船过堰”。清末民初，绍兴等地客籍人用牛“复垦荒田”，成为耕作的主要动力。新丰一带养牛也历来是为耕作需要，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民国期间，普通农户养不起牛，只有地主、富农和部分中产阶层才能拥有。牛的种类，境内有水牛和黄牛两种。雄性牛大多是阉割的，俗称“牛”，不会发情，有利于蓄力劳作，专事农事。所有的耕牛，未到老病是不会宰杀的。建国后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耕牛作为主要生产资料，从地主、富农家中没收过来，给农民无偿分配。据《新丰人民公社资料汇编》，1951年，全乡没收耕牛248头，分给雇农175.5头，贫农69头，中农1.5头，其他阶层2头。随着农民翻身解放，分到了土地，他们便自力更生购买耕牛，有的独户购买，有的联户购买。1955年，全乡拥有耕牛4165头，1956年4251头，1957年4279头。牛的构成情况以1958年为例：荷兰牛5头，均为公牛；水牛1417头，其中公牛539头、母牛878头；黄牛2215头，其中公牛505头、母牛1710头；另外还有老弱病牛266头，二流子牛59头。1958年起，开始注重对耕牛的防治病工作，全公社3962头，注射疫苗500头，占12.6%。全年因病死亡95头，其中气胎死亡23头，肝病死亡11头，其他死亡61头。发病177头，治愈160头，占90.4%。1958年以后，随着农村机械化电气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依靠耕牛灌溉和耕作的历史慢慢结束。进入80年代，境内饲养耕牛数为零。出现几户屠牛专业户，他们从外地运来菜牛，宰杀出售，从中营利。

新丰镇养羊主要是湖羊、山羊、绵羊。境内养羊可上溯久远，宋高宗南渡后，杭州宫廷肴馔以羊肉为贵，市场上羊肉消费量剧增，养羊有很大发展。民国时抗战前，养羊处于兴旺时期，羊食草，普通农户皆有能力饲养。1955年，全乡养羊11542只，1956年13231只，1957年13870只。1958年12208只，其中山羊1409只、绵羊3132只。1958年起，上级号召大力养猪，口号是“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养猪经济效益也比养羊好，故而养羊业逐渐衰退。半个世纪来，养羊业一直很衰弱，偶有几家农户养几头山羊，自家宰杀食用。

生猪，是新丰镇的拳头产品。清代农家养猪已很普遍，“农民不养猪，如同秀才不读书”成为俗谚。可到民国时期，猪的饲养量明显减少，只有地主、富农常年饲养，一般农户养猪极少，最多养上2头。建国后，农民翻了身，有半数农户能养上2—3头。1955年起，养猪业开始兴旺起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农民的唯一追求。据《新丰人民公社资料汇编》：1955年全乡养猪10550头，1956年15460头，1957年30518头，1958年31720头。1958年，大队畜牧场开始饲养公猪母猪，全公社有公猪8头，母猪2723头；已采用科学繁殖，当年人工受胎189胎，对生猪病害进行防疫，在31720头中注射12371头，占39.9%；当年在823头病猪中，治好514头，占62.4%。全公社涌现出好几户养猪大王，受到县城表彰，有首歌谣这样编着：“斩尾巴，剪耳朵，科学养猪；供销社，出猪王，八百多斤；在县里，展览馆，供人参观；饲养员，巧妙手，个个称奇。”在净相栖凰埭，有一头公猪重达430公斤。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生猪品种质量欠佳，其母体大多是黑色“普大”猪。公猪是长白、大白或约克。肉猪生长期一般需要10个月左右，胴体瘦肉率在50%以下。养猪成本高、质量差，从肉猪出售上农民受益不多。农民养猪积极性靠政策调动，出售一头猪，有化肥和粮食奖励；猪灰可以评工记分，还可分得粮食，全公社每年养猪在3万头左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和集体奖励政策取消，农民从实际得益考虑，饲养量一度有所下降。为了大力发展副业生产，解决广大养猪户的苗猪出售和捉猪难的问题，于1980年2月，创办了新丰公社苗猪交易服务站。1985年，原新丰镇全年出售商品猪14235头。1990年起，养猪专业户逐步增加，当年原新丰镇饲养量为36000头，出售商品猪20121头，大体与70年代正常年份持平。1998年以后，由于原竹林乡在养猪业上有开拓创新精神，成功地培育了二元猪、三元猪打开了销往上海的大市场，因而养猪大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及塘南塘北，成了新丰镇农业的主导产业，变成了农民增产增收的摇钱树和聚宝盆。2002年，在加强对生猪养殖安全的宣传教育的同时，重点抓好生猪的防疫和管理，生猪生产迅猛发展，全年饲养量达到85.2万头。2003年，实现由生猪大镇向生猪强镇的转变，全年饲养量为92.5万头，养猪收入达到3.5亿元，占全部农业收入的70%，主导产业优势明显。

四、水产

清代，镇域内水产丰富，品种繁多，有鱼、虾、蟹、鳖、鳝、螺蛳等，基本上都是自然野生，水质好，产品优，历来闻名，素称鱼米之乡。所产汉塘乌背鲫鱼和三簖蟹，味甚鲜美，为佐酒助兴佳品。新丰镇上，鱼虾蚌蛤，摆满摊头，然作为渔民，其生活却是十分清苦的。

民国期间，新丰镇无人工饲养鱼鳖，渔民们一年四季靠在自然界的塘河中捕鱼捉虾，风雨度日。一只只破网船，停靠在镇东的塘南塘北或散泊于各处浜兜底角。捕鱼方式有装钓、鱼钩、抄网、张丝网、放麦弓、张鳝笼、放捕鱼鸟、耥螺蛳等。渔民到处流动，从“鸟叫做到鬼叫”，生活无依无靠。旧时不搞计划生育，每只网船上总有三四个衣不蔽体的小孩。由于生活所迫，有时沿塘随手搞点烧的吃的，被农民兄弟歧视为“网船上人”。

建国后，政府帮助渔民发展生产，先后在塘北、塘南和竹林等处建立起渔民协会、水产队、渔村，渔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乡镇企业和千家万户家庭工业的兴起，农村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和污水的排放，河塘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水产资源遭到极端破坏，造成水乡找不到“曲曲青波”，鱼乡吃不到鲜美活鱼。为了解决“鱼米之乡”吃鱼难，政府号召开发渔塘，人工养殖。1986年，原新丰镇开发内塘272.24亩，放养鱼苗20万尾。1990年，新丰镇淡水鱼总产为191.7吨。90年代末，开发稻田养殖和温室养殖。因自然水源的污染，在自然塘河内已经很难养殖水产，渔民则不再依靠天然资源维持生计，大搞以工致富和以商致富；又由于开发了内塘和稻田养殖水产，部分农民也经营起水产养殖业来，所以农民和渔民的界限便随之打破。现今塘北塘南的渔民已和其他富裕村一样，过上了殷实富庶的生活。2001年，全镇内塘和稻田养殖2162亩，温室养殖8000平方米。年产水产1321吨，经济收益1160万元以上，成了农民副业致富的渠道之一。近年水产温室面积迅速扩大，2003年为3万平方米，2004年上半年增加到4.8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