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古代文人心中的“诗道相通”

第三节古代文人心中的“诗道相通”

道教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是非常接近的。道教所包含的哲理思辨、人生理想、道德意识和修炼方式等内容及其固有的幻想精神，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些反映道教生活、表现神仙理想或借助道教神仙意象来抒写超凡脱俗情感的诗词，就是道教思想直接催生的艺术奇葩，也是古代文人道教思想一种最为直接的美学表达方式。

一、诗道相通与诗文样式的多元化

道教是一种宗教形式，诗词是一种文学样式，它们的相携相融源于它们的同源性。^[4]

首先，道教修炼心理与文学创作心理之间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文学创作要求以虚静的心态作为灵感萌发的关键，道教清修主张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为诗词创作达到美妙绝伦的至美之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法门。古人所谓“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陈师道《后山集》卷二《次韵答秦少章》）中的“换骨”说，即取喻于道教换凡骨为仙骨之说。

其次，道教默想内观的存思方法和道家仙界的浪漫精神给诗词创作想象以借鉴。存思，或曰存想、存神，是道教最具特色的一种修炼方法，它要求修炼者闭合双目，默想内观某一物象或神人的形貌及活动，以达到与神相通的神秘状态。在存思中，修炼者或想象自己乘云驾龙，直上天庭，谒见神灵；或想象神灵下降凡尘，向自己传经送道。这两种通神方式为文学提供了“游仙畅玄”、“神灵降示”的创作模式和幻想途径。

炼丹诗是以道教炼仙丹为内容的诗歌作品。从形式上看，炼丹有外丹、内丹之分，故而炼丹诗的内容也有或主内丹，或主外丹，或内外兼而有之的。《正统道藏》中《太清金液神丹经》歌谣有云：“六一合和相须成，黄金鲜光入华池。名曰金液生羽衣，千变万化无不宜。”在炼丹诗秘传之际，道门中还注意创作咒语诗。咒语本是一种祝告之辞，道教产生之际，咒语成为道士们召神驱鬼、治病求道的一种形式。咒语诗中较著名者有《真文咒》、《三皇咒》、《洞渊神咒》等。

游仙诗则是一种歌咏神仙漫游的诗篇，可分为道人游仙诗和文人游仙诗，道人游仙诗与文人的游仙诗都表现出一种“冲举飞升，遨游八极”的浪漫色彩和奇幻的想象力。

道教变文是演述道教神变故事的一种体式，往往采用韵文形式，如《老君十六变词》系纯韵文，其场所转变依据《易》的九宫八卦方位，轮转两周，遂形成十六变词。

步虚词是道曲之词，属乐府文学形式之一，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指出，这种词主要是描述歌颂众仙缥缈升天的美妙景象。据南朝刘敬叔《异苑》记载，曹植游鱼山，闻空中有诵经声，悦耳动听，有解音者随之记录，乃神仙之声。后道士文人遂在此神仙声的基础上先后作《步虚声》、《步虚词》。

起于唐五代而盛于两宋的词，其创作与道教的神仙学说有不解之缘，从不少词牌源于神仙故事而得名便可见一斑。据《钦定词谱》称，《凤凰台上忆吹箫》词牌本于《列仙传拾遗》所载故事：萧史擅长吹箫，能吹出凤鸾之音，秦穆公女弄玉也善吹箫，穆公将女嫁给萧史，他便教弄玉学凤鸣。经十多年，凤凰飞来止宿，秦穆公为此修建凤凰台，供萧史夫妇居住。另外，词牌《女冠子》因常咏女冠（道姑）情态而得名；《望仙门》源于汉武帝于华山建集灵宫，端门南向，署为望仙门而得名；《迷仙引》源于隋炀帝造迷楼，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故事而得名。其他如《献仙音》、《潇湘神》、《月宫春》、《鹊桥仙》、《临江仙》、《渔歌子》、《惜分钗》等词牌名，莫不与道教神仙故事有关。从内容上看，宋代许多词作都具有鲜明的道教蕴含，不少大家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神仙词。如柳永、晏几道、苏轼、李之仪、范祖禹、丁仙现、黄庭坚、晁端礼、秦观、仲殊、晁补之、周邦彦、李清照等都有此类题材大词作。

二、诗道相携与诗文的独特表现

（一）成仙修性与诗歌的忠骨侠风

道教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天人感应”观，认为灾祸的发生与人的行为道德紧密相关，人必须从自身行为上寻找原因。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仙是由人修炼而成的。因而，道教在创造神仙理想世界的同时，又为人们指定了一条通向神仙世界的途径——修德行。

中国武侠文学所倡导的周穷济困、互爱互助，是这一思想的演绎。“游侠”，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其性格和行为中存在着急人之难的“侠”和任情越法的“游”两个基本特点。然而，魏晋以来，受道教神仙的影响，当游侠出现在诗作里时，便只有被美化了的“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骆宾王《于易水送别》），“愿得斩马剑，先斩佞臣头”（卢照邻《咏史》）的“侠”的形象，其杀人越货、作奸犯科的一面不再提及。在诗人笔下，“侠”已被升华为一种可贵的精神品格，且逐渐与儒家信奉的“义”相联系，被称为具有英雄气概的“侠义”精神，“侠客”一道，也成为中华民族自远古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突出特征是对体制的强权保持一种个体的挑战，不仅是智慧、武力上的，而且是品格、精神上的，它使得体制的强权在实施控制时遭到一定的阻碍。如唐代诗人中最具任侠色彩的李白，有《侠客行》云：“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閤下，白首太玄经。”作品通过歌咏朱亥和侯嬴两个隐士异人为信陵君赴义解难的故事，表达了诗人对英雄人物的仰慕之情。诗的开篇描绘了侠客胯下银鞍白马、身佩长剑吴钩的英伟绝伦形象，接着，从功成自退、一诺九鼎及智救邯郸等方面，具体描述了其豪气盖世的侠义行为。人物形象鲜明丰满，诗人的钦敬之情溢于言表。诗作结句表明了诗人不愿白首穷经，欲建奇功伟业的心迹。这是诗人赞美游侠的真正目的。

武侠精神的核心是忠义精神，古典诗词对游侠的赞美是将“忠义”图腾化的表现，隐藏于背后的是一种对社会生存保障的绝望。当人们绝望于社会而只能依赖个人的时候，其间就只剩下有忠肝义胆的侠客一道了。异化的社会状况滋养了诗人崇尚任侠之风，而诗作的任侠之风又激励着世人要求冲击现实的愿望和勇于自任的雄豪之气。

（二）恬静无欲与诗词的山水清音

“不共世人争得失，卧床前有上天梯”（韩偓《赠孙仁本尊师》）。为功名利禄所困扰的人生是道家思想质疑的对象，抛弃一切杂念，清心寡欲，是成仙的要诀。葛洪在《论仙》中明确提出：“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道教主张斩断尘缘，向往超凡脱俗、不为物累的“仙境”世界，对追名逐利表示出蔑视鄙夷。如晋代郭璞的《游仙诗十九首》其三：“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陵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前四句写景，勾勒出一幅明快鲜丽的画面：小小的翡翠鸟在兰花的茎上嬉戏，其颜色和姿态明艳绚丽；绿色的藤蔓爬满了林中松柏，郁郁葱葱，像是将整座山冈蒙上了一层青翠。接着四句写景中之人——冥寂士，即那些遁迹山林、离群索居的人们，他们心境淡泊，在寂静幽深的山林中或放声长啸，声震林樾；或抚琴操曲，目送飞鸿；或放情山水，游心天外；或饥而采食花蕊；或渴而斟饮飞泉，如此逍遥自在，与神仙无异。接下来四句写“冥寂士”与赤松子、浮丘公和张洪崖几位仙人携手为伴，乘云驾鹤，挹袖抚肩，出入仙乡，神游四海的情景。结句从漫游仙界回到人间，那些如蜉蝣一般目光短浅的朝臣与追名逐利的小人，岂能明白如鱼鹤一般忘情人世者之情趣呢！诗人的爱恶显而易见。诚然，用现代的眼光看来，郭璞所倡导的隐士遗风并不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在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晋代，以入隐山林来表达自己不愿与丑恶同流合污的高蹈志向，不失为一种积极方式，在客观上对激浊扬清、嫉恶好善、不愿随波逐流的品格是一种有力的张扬。

道教认为“道法自然”，自然界的美妙山水间存在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寄情山水，静处自然，便能清心寡欲，修道成仙。因而，崇尚清静无为的诗人常常“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庾阐《三月三日》）；“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王羲之《兰亭诗》）；“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陆机《招隐》）。他们流连山水之间流觞取饮，吟诗作赋，相与为乐。于是，诸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孟浩然《广陵别薛八》），“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李白《岘山怀古》），“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梅尧臣《鲁山山行》）等赞美、咏叹山水的佳句无以数计。“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庄子·知北游》）。诗人们吟诵此类作品，即便不能研味玄理、澄怀观道，也能在大自然的静穆中寻求精神的休憩，获得心灵的净化，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由大自然的洞天福地到人的心静斋笃，这是一条修炼成仙之道，一条性格培育之道，也是一条河山情恋的激发之道。

（三）鬼神观念与小说戏曲的志异述仙

道教中的神仙神通广大，法术无边，他们隐身遁形、乘云腾飞、兴云致雨、撮土成山的法术，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朴素的科学幻想意识。对道教神仙世界的向往，也体现了中国人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主宰社会的理想愿望。从这个意义上看，“道教神仙”学说涉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蕴藏着企图探求自然奥秘、征服自然的思想。

道教的流行，是直接促成六朝志怪小说繁荣的原因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丹和求仙，秦汉以后，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未止息，所以志怪小说繁荣一时。其中著名的有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刘敬叔的《异苑》、干宝的《搜神记》等。这些小说在内容上多以记述神仙方士、鬼魅妖怪、异域奇物为主，反映了明显的宗教神鬼思想。正如干宝所言，他的《搜神记》主要辑录神仙鬼怪故事，其意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唐代传奇承续六朝志怪而来，因此，唐传奇中的部分作品仍未离搜神志怪的传统。如《古镜记》以古镜的灵异为线索，连缀了十几个降魔伏怪的故事。《任氏传》写由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与贫士郑六的邂逅相爱。《柳毅传》写书生柳毅由为龙女传书到与龙女相恋。《枕中记》写卢生遇道士吕翁，一场黄粱梦后，幡然醒悟而入道，后来道教将其改造成吕洞宾入道的故事。

元代的神仙杂剧和明代的道教小说，写人与妖（狐、蛇）、人与神相恋相爱的故事：八仙过海、麻姑献寿、王母蟠桃会、许旌阳擒蛟、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撒真人夜断碧桃……

问世于明清的大量神魔小说，则往往表现了神仙济世的主旨。神魔小说的作者多把神仙塑造成“道”的外化形象，他们以救护众生为职责，施行道义，拯救万物众生。他们或化解人世间的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或度人为仙，助人弃世就仙，或斗魔治妖，扶正除邪。这类道教济世主题在《铁树记》、《韩湘子全传》、《飞剑记》、《封神演义》、《咒枣记》等神魔小说中均有表现。道教倡导的修仙与救济结合、利人与利己相通的伦理思想，经小说家出神入幻的奇妙构思，得到了形象化的表现。

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都不同程度地借用了道教神话并表现出由道教所诱发的丰富的想象力。《红楼梦》以道教神话开头，又以道教神话结尾。其间一僧一道飘然而来，倏忽而逝，这种带有道教色彩的艺术虚构，将真事真情隐在背后，用假语村言写尽作者对世态时政的不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登坛祈风、八卦阵、奇门遁术，《水浒传》中的洞玄真人、九天玄女、公孙胜与高廉斗法，《西游记》中玉皇大帝的天庭、太上老君的炼丹、众神怪的变化神通等等，都洋溢着一种道教所特有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