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古代文人的诗酒人生

第二节古代文人的诗酒人生

日常生活的各种习惯中，酒与文人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作诗则是诗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生注定离不开“诗酒”二字。对古代文人而言，酒使人从生理上得到麻醉，诗使人从精神上得到陶醉，酒既有浇愁、销愁，化解胸中块垒的作用，又有激发豪情诗性的特点。所以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与文学的关系，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饶有意味又内蕴丰富的话题。^[3]

说到文人与酒，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东汉的名士。因为这时的名士大多已具备了后来文人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饮酒。东汉后期，饮酒的风气开始从贵族阶层逐渐蔓延到社会上来，一些名士都有了饮酒的嗜好。比如，以宾客盈门著称的孔融曾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后汉书·孔融传》）。

诗人饮酒，在魏晋南北朝和唐宋盛极一时，这一时期有阮籍、刘伶似的酒怪；陶渊明、王维似的酒神；有岑参、王翰似的酒侠；有杜甫、白居易似的酒圣；有欧阳修、陆游似的酒翁；李白、苏轼似的酒仙……诗人们或饮酒作诗，或诗中寓酒；或以诗酒解愁，逃避现实的苦难；或以诗酒自娱，沉溺人生的享乐；或以诗酒寓怀，感慨生命短促的悲凉与无奈；或以诗酒为志，实现人生别样的追求，他们的人生与诗酒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一、文人以酒解忧销愁

宋人朱肱在《酒经》中说：“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乡射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之，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无一可以缺此。”（《说郛》卷四十四）酒之于古代文人，一个最普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浇愁、销愁。社会压抑、仕途坎坷、政治失意、生活窘困、处境孤独、岁月推移、季节变迁等种种原因，使古代文人的内心淤积了与他们承受能力不相适应的过多的忧愁与哀怨、痛苦与悲伤。在诸饮之中，酒以其独特的品性，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化解忧愁、消除痛苦的最佳使者：“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郑谷《中年》），“添衣策马寻亭堠，愁抱惟宜酒”（周邦彦《虞美人》），“无计驱愁得，还推到酒边”（唐庚《春归》），“万事惟凭酒暂忘，寸心未与年俱老”（陆游《春社有感》），都将酒看做是驱愁忘忧的好帮手，酒在许多时候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般而言，中国封建时代文人的避难所有两大处，精神性的是老庄、是道家思想，现实性的是大自然、是酒。前者是深层的、内在的，也是长久的，后者是浅层的、外在的，也是暂时的，但二者却不是判然有别，而是互为表里、互为影响的。虽说酒不是万能的，但在万般无奈之中，饮酒终究不失为一种乐事，随时可饮，随地可酌，简便易行。在这种情形下，由酒触发的往往是及时享乐、昏酣逃世等较为消极的思想，唐人罗隐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韦庄说：“对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菩萨蛮》），宋人高翥说：“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清明》），明人朱存理说：“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中秋》）。就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大谈“载道”的韩愈，也顾不上先圣孔子关于“唯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的训诫，大呼“破除万事无过酒，杯行到君莫停手”（《赠郑兵曹》），纵酒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韩愈最终不无悔意地说：“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遣兴》）

在古代诸多以酒浇愁的文人中，北宋词人柳永的遭遇可以说是最具悲剧色彩了，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他年轻时写过一首《鹤冲天》词，以发泄其怀才不遇的牢骚，其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结果被宋仁宗看到，“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永当然落榜了，此后又参加考试，结果又因此词落第。连连遭遇挫折之后，柳永便整日与浪子纵游娼馆酒楼，与乐工、妓女为伍，尽情施展其写词的才华。年近半百之时，柳永终于考取了进士，但只做过几任小官。他是北宋词人中政治地位最低的一个，死后也很凄凉，是由别人出资埋葬的。他词中的酒，也像他的身世一样，充满了凄凉哀怨，让人感伤不已：“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清幽的景物中，透出了人心的寂寞；“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蝶恋花》）“图一醉”并不是对酒真有什么兴趣，只是想抒发愁怀，但“强乐”本身又是痛苦的表现，哪有什么兴味可言；“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浪淘沙》）孤寂悲凉的体验在酒醒后更深切、更浓郁了；“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少年游》）伤今感昔，年华已往。柳永虽然也有过“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望海潮》）的悠然豪迈，但更多的时候，酒给潦倒一生的柳永带来的是悲愁和痛楚，而不是快乐。

在浇愁、销愁之外，酒在魏晋时代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那就是纵酒佯狂既可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又可以保护自己。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从神学重负、礼教压抑下解脱出来的文人，感情浪漫，追求独立自由的个性、萧散超旷的心境，酒既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伴侣，也是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多名士，但能否成为名士，饮酒是一个重要标准：“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名士们全然不理会“酒以成礼，过则败德”（《三国志·吴书》）的训诫，竞相饮酒，以酒邀名，使前代“高阳酒徒”相形见绌，名士王忱曾很动情地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几天不喝酒，就会觉得灵肉分离，可见酒在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王蕴嗜酒，醒的时候很少，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酒正使人人自远”（《世说新语·任诞》），酒使人和尘世拉开了距离，从而进入一个如真似幻的独特境界中了。

正始时期，由于司马氏和曹魏集团之间争夺政权异常激烈，文人的生死取决于对司马氏的向背，一些正直的文人对此进行各式各样的反抗，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刘伶等就以放荡不羁、纵酒佯狂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人称阮籍“胸中有块垒，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酒成了宣泄缓解内心矛盾痛苦的重要手段。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他还借酒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表面看来，阮籍似乎是一个酒徒、一个醉鬼。然而，撩开面纱，我们却可以看到阮籍灵魂深处的创伤，听到他悲怆而绝望的呐喊。生活在人人岌岌可危、生命难保的魏晋，阮籍只有借酒来麻醉自己，借酒来逃祸避患，而且还以酒为武器来表现自己对礼教的反叛，其《咏怀诗》八十二首，不少是酒后抒怀言志的诗歌，隐晦曲折地表达他决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晋书·阮籍传》说得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而且阮籍和他朋友饮酒的方式也常常是让人吃惊的。他喝酒的时候常常解开头巾，披散着头发，喝得热起来，还脱去衣服，光着身子。他们喝酒的用具不是杯盏，而是盆罐，酣畅放任地狂饮，很快便醉态毕现。有时飘香的酒味引来猪群，当猪把长嘴拱到酒盆里去的时候，阮籍竟然也把头伸进了盆里，于是，人和猪共同饮起酒来。醉酒的阮籍是不在乎什么礼法的，他有一个以卖酒为业的邻居，妻子长得很美，阮籍常常去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便躺在女主人的边上呼呼大睡，醒来了也毫不在意，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一年，阮籍的母亲去世了，孝子应该按照礼法守制，在家里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而且还要显得极其悲伤的样子，少吃饭，甚至不吃饭。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阮籍虽然是当时有名的孝子，但他在家办丧事期间，却照样饮酒吃肉。这种“但愿长醉不愿醒”的风气，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纵欲行为，或者说，是自我麻醉的方式。但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和理解“竹林七贤”，那就不免失之简单了。

对笃信老庄哲学的魏晋文人来说，通过饮酒确实能达到一种形神相亲、物我两忘的超越现实的境界，这便是饮酒给人带来的最大趣味。追求自然，讲求“真”的境界，这种对宇宙和人生的追求，使他们在饮酒中找到了自己的旨趣。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形势，迫使他们选择这种逃避现实的方式。表面上，他们似乎是在追求着适意和快乐，实则是面对社会政治的无序和黑暗，以及目睹上层社会的腐化等等现象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以这些文人的身份，无论是积极投入或者消极回避当时的政治权力斗争，都不能保证避开迫害和危险，最好的办法，便是为自己罩上一层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色彩，沉湎于饮酒，就是一种选择。如果从这方面来理解“竹林七贤”们的举止，我们感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其实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当七贤之一的阮籍得知自己的儿子在效法他们的行为时，立即加以劝阻，说这些事并不值得模仿。由此看来，他们内心对此是十分清醒的。这种方式确实帮助他们躲避了一些麻烦，据说司马氏家族曾经打算与阮籍商议联姻的事，不料阮籍沉浸在醉乡中，“物我两忘”，竟然两个多月未能清醒过来，司马氏最后只得作罢。如此幸运地避开了一场说不清是福是祸的事情，谁又能说阮籍是一个只知酣饮醇酒、放浪形骸的酒徒呢？

刘伶是魏晋时的又一位奇人，他“肆意放荡，悠焉神畅，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世说新语·容止》引《魏国侯》），他的纵酒名闻四方，他不仅自我标榜“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而且纵酒后裸形屋中，有人讽刺他，他反戈一击：“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魏晋时期的统治者对文人进行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追求精神的解放与超越是“竹林七贤”等文人纵酒的重要原因。魏晋之后，这种情形就相对少见了，这倒不是因为现实有多大改观，而是文人更懂得斗争的方式与策略了，更懂得也更珍惜生命的价值了。

李白在唐代被称为“酒仙”，可以这样说，没有酒的滋润营养，就没有李白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诗歌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

李白的一生是矛盾的，儒家的用世济时与道家的神游求仙，纵横家的汲汲于功名与侠士的不矜其功，高远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这一对对矛盾左右着诗人的命运，真是“行路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一生又是浪漫的，他张扬自我，豪放不羁，洒脱乐观，如一位飘逸不群的神仙出于浊世而不染。无论有几多矛盾几度挫折，他仍有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豁达，等待着“大鹏飞兮振八裔”的那一天，享受长安城的锦绣繁华要以摧眉折腰为代价，这不是诗人想要的，人生在世不如意，索性归去，乘一叶扁舟。

矛盾与浪漫，使李白爱酒成为必然。在矛盾中坚持浪漫，以浪漫去对抗矛盾，这种激烈的碰撞是惊心动魄的，诗人可以在酒的世界里忘记伤痛，得到片刻放松。于是我们看到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的自得，看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洒脱，更有“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的狂放。然而“但愿长醉不愿醒”只是一种愿望，“与尔同销万古愁”也只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他知道醉酒之乐是短暂的，是于事无补的，可是如果不醉，就连这短暂的快乐也没有了。诗人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酒醉与清醒之间徘徊着。因为李白浪漫，所以他的饮酒诗句中总洋溢着劝饮行乐、开朗乐观的情调。可残酷的现实总无法成就浪漫的理想，不痛苦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饮酒时。诗人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可以让人看到他压抑在内心的苦闷挣扎，内心的真实感受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传说李白是醉酒后入水捞月亮溺水而死的，酒把他浪漫的一生推到了最高潮：在现实世界里，他“功成身退”的理想如天上月亮，遥不可及；在醉酒的世界里，理想化为水中月，使他为此付出了生命。诗人本想借酒埋葬痛苦，最后却干脆埋掉了自己，是痛苦太多了？还是他太爱酒了？我们没法知道，但他的酒香，却通过他的诗歌千载飘散……

二、文人因酒激发豪情诗性

酒触引悲愁，也激发豪情，可借酒浇愁，也可对酒当歌，而后者往往更能体现人的风度与精神。由于人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中生存的，而各种关系必然要带来诸多的烦恼与困扰，使得本来以自由、独立为最高追求目标的人，时常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时常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中，而酒恰好在许多时候可以给人带来一些豪情、诗性。尼采说：“梦释放视觉、联想、诗的强力，醉释放姿态、激情、歌咏、舞蹈的强力”。^[4]古代诗人因酒因醉而起的诗文比比皆是：“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这是岑参与老友聚饮时所表现出的奋发豪迈，这种豪迈奋发来源于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心。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豪迈奋发中虽含有悲壮之情，但更真实地反映了厮杀沙场的将士的感情。杜甫遭遇坎坷，一生与酒相伴，他说自己“酒债寻常行处有”（《曲江》），但当他听到官军收复了失地的消息后，仍禁不住高兴地大呼：“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酒不仅是李白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生命的重要内容。李白本来就集盛唐人俊爽朗健的精神、傲岸不屈的品格、恢宏豪宕的气度、脱尘超凡的情怀于一身，而在阳刚的酒的作用下，使得这一切在李白身上得以进一步融合、浓化，“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人生短暂迅速，怎么能不在开怀畅饮中倾吐心事、畅叙衷肠呢？“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点明了饮酒的精神解放作用，在累月酣醉的豪士面前，王公贵族何足道哉！后来南宋词人朱敦儒也说：“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鹧鸪天·西都作》）与此一脉相承。“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说饮酒应得其天势；面对寥廓明净、万里无云的秋空，遥望着万里长风吹送鸿雁南飞的壮美景象，哪能不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醉眼中的洞庭湖水也都变成了酒，至于像《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等写酒名篇，几乎将饮中的豪壮、饮中的浪漫、饮中的追索写绝写尽，让来者不敢在个中轻易染指。酒带给李白的是一种飞动的气势、一种飘逸的灵性、一种往来于天地的绝对自由。

对于南宋爱国文人来说，酒不仅没有使他们沉于醉乡，忘记国耻，反倒更强烈地激发了他们决心抗敌报国的豪情壮志。陆游的“壮心未许全消尽，醉听檀槽出塞声”（《醉中感怀》），在醉中听到表现边塞壮士生活的《出塞》曲，诗人恨不得立刻去前线杀敌报国；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醉中抽出宝剑在灯下看了又看，那种战斗前夜的激动心情，那种要把敌人斩尽杀绝的必胜意志由此而现。由于报国无门，壮志难酬，酒也时时触引他们的悲慨：张孝祥的“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浣溪沙》），就充满了沉痛之感。

在那些善饮、豪饮的文人眼里，酒似乎有神奇的力量。白居易说：“醉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卯饮》）陆游说：“醉觉乾坤大”（《初归偶到近村戏书》）、“百壶春酒饮中仙”（《席上》），酒使人暂脱俗务，暂离俗尘，仿佛刹那间大悟大觉，穿透茫茫尘世、扰扰人生。辛弃疾说：“身在酒杯中，万事皆空”（《浪淘沙》），“万事一杯酒，长叹复长歌”（《水调歌头》），握住了酒杯，就如同握住了真理、握住了可以解化一切的法宝一样，人世间的诸情诸理、诸事诸物，即便是有摇山撼海之伟力，也休想夺去握中之杯，即便是有玉芝仙草之神效，也休想换去握中之杯。那种执著、那种沉着、那种坚定，似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酒中抒发，在酒中悟解，是封建时代文人的共同表现，但反映在元代文人身上，更显得非同凡响。元代废止科考七十余年，文人仕进无路，沦落下层，这使他们能真正投身到现实之中，彻底摆脱酸腐之气、功名之累。在他们看来，被前代文人看重的功名富贵比起自由的精神与自由的生活来，一钱不值。他们大唱隐逸之歌，在隐逸中发现自然美，品赏自然美，让隐逸成为浪子风流、放浪形骸之后的光荣退却；他们“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关汉聊［南吕］《四块玉》），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与才能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了艺术。因此，元人对酒的厚爱，对酒的钟情，远非他们之前之后的文人所能比拟，无名氏［双调］《折桂令·酒》这样写到：“酒能消闷海愁山。酒到心头，春满人间。这酒痛饮忘形，微饮忘忧，好饮忘餐。一个烦恼人乞惆似阿难，才吃了两三杯可戏如潘安。止渴消烦，透节通关，注血和颜，解暑温寒。这酒是汉钟离的葫芦，葫芦里救命的灵丹。”张可久［中吕］《山坡羊·酒友》这样写到：“刘伶不戒，三闾休怪，沿村沽酒寻常债。看梅开，过桥来，青旗正在疏篱外。醉和古人安在哉？不够筛，哎，我再买！”没有比元人更了解酒更热爱酒了。在元人看来，没有酒的生活，简直就不是生活，虽然酒也曾激发了他们如前代文人一样的消极态度：“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樽前有限杯。回头沧海又飞尘。日月疾，白发故人稀。”（白朴）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在酒中得到的是人生的启悟、人生的豪迈风发：“清江畔，闲愁不整，天地一壶宽”（乔吉）、“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贯云石）、“醉了，睡好，醉乡广大人间小”（刘时中），壶中别有天地，壶中别有真趣，元人乐于醉也善于醉。醉，来自对现实生活的不信任，来自对功名的厌弃，因此说元人的醉是醉中有心、醉中有醒。这之前，宋人就有“醉眼冷看城市闹”（张元干《渔家傲·题玄真子》）的超然与旷放，但元人于此更有自己的了悟，刘时中［中吕］《山坡羊·与邸明谷孤山游》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诗狂悲壮，杯深豪放，恍然醉眼千峰上。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浮生大都空自忙。功，也是谎；名，也是谎。”作者虽然醉眼蒙胧，但对现实、人生、社会的评判却是极其清醒的、理智的。既然功名是虚浮的不真实的，那当然就弃之如履、疾之若仇了。由此元人寻到合于情又适于心的生活，那就是隐逸，是投身大自然：“白露往来青山在，对酒开怀”、“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张可久）、“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马致远）、“太湖水光摇酒瓯，洞庭山影落渔舟”（乔吉）……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传杯问盏，急斟慢饮，痛快淋漓，其乐何极！对功名富贵的否定，对自然美景的品赏，对艺术化生活的体味，最终达到的是对自己人格、对自己精神追求的完全肯定。

三、文人借酒增长灵感文思

酒对于古代文人而言，还有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那就是：酒或曰醉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如何？酒到底能不能助灵感、长文思呢？尼采认为艺术世界的构成是由于两种精神：一是“梦”，一是“醉”。梦的境界是无数的形象，醉的境界是无比的豪情，“为了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一种心理前提不可或缺：醉。醉须首先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在此之前不会有艺术”^[5]。宗白华先生认为：诗人善醒，更能醉、能梦。“善醒，他能透澈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的真境实相，散播着智慧，那由深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的智慧”，“由梦由醉，诗人方能暂脱世俗，超越凡近，深深地坠入这世界人生的一层变化迷离、奥妙惝恍的境地”^[6]。这里所说的“醉”，虽然指的主要是一种不受任何主客因素干扰、专心致志的精神状态，即进入艺术构思与创作的虚静状态，却与酒特别是醉带给人的心理特征很相近，在这样的时候，人既不受名利杂念的干扰，也没有荣辱得失之虑，完全沉浸在那个独属于自我的美的快乐的境界中了。

对于善饮又能文的诗人来说，艺术之醉境与酒之醉境是交融互渗的，甚至是互为促进、相得益彰的，郁达夫说：“酒醉方能说华语”，美酒点燃了灵感的火花，文才又借美酒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人向阮籍求文，阮籍就醉挥笔而就，不加稍饰，“时人以为神笔”（《世说新语·文学》）；杜甫自己不仅有“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的体验，对李白诗创作与酒之关系也有较深刻的认识：“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饮中八仙》）杜甫认为，许多时候是美酒激发了李白浪漫豪迈的激情。李白有大量的诗篇是以酒为题或与酒有关的，激情奔涌，热烈飞动，让人充分体会到了酒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在宋代，有许多诗人谈了自己真切体验到的、在酒激发下难以抑止

的创作冲动。刘克庄的“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一剪梅》），是写他与朋友在酒酣耳热之时，谈古论今，评说文章，手舞足蹈，雄放恣肆，大有不可一世之慨。对诗酒关系感受最真切、表述得也十分形象生动的要推南宋诗人华岳的“酒入诗肠句不寒”（《酒楼秋望》）了，酒熨热了满腹的诗情，诗人俯仰今古，激情涌动，禁不住慷慨高歌，出口之言自然是句句炽热、字字滚烫。与李白一样，苏东坡在酒中醉中也写下了许多诗篇，“醉书”、“醉题”字样屡屡出现在其诗题中，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中的“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便表现了他不畏贬谪，在人生的风浪中寻找快意、抒发豪情壮志。陆游亦是如此：“饮如长鲸赴汤海，诗成放笔千觞空。”（《凌云醉归作》）气势磅礴，急斟豪饮，诗成酒尽。陆游在酒中吟诗，也在醉中疾书：“今朝醉眼烂岩电，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扫不自知，风云入怀天借力。神龙战野昏雾腥，奇思摧山太阴黑。”（《草书歌》）诗人醉中提笔，双目灿然如电，天地因此狭窄，奋笔疾书之时，又仿佛大自然借力给他，那种淋漓酣畅，那种狂放奔越，大有“草圣”张旭之风。

如此看来，酒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起到助文思、长灵感的作用。但是，如世上任何东西都不是万能的一样，酒自然也不是万能的，酒能伤神，亦能乱性，诗人要得力于酒，就应是酒的主人，而不是酒的奴仆。如嗜酒无度，不加节制，不仅对创作无益，还会导致料想不到的悲剧性后果。纵酒身亡者历代不乏，魏晋名士王忱就是因纵酒而身亡；清代戏剧家洪升也是在船中饮酒大醉，失足坠水而死。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文人与酒之关系，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时代带给他们的无论是活力还是压抑痛苦，酒都是不可缺少的催化剂或缓解剂。没有催化，不足以成其狂放豪宕之气；没有缓解，内心的压抑痛苦就会将他们推向绝境，推向不堪忍受的死亡的边缘。酒的或催化或缓解的奇妙作用，调节了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的弹性距离，也调节了他们自我心理的空间，使他们能够比较从容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旅。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饮酒传统与习惯，既不能模仿也难以追随。与此同时，还应清楚地知道，醉眼中的世界总是迷蒙的、虚幻的，醉中做出的判断也往往是不准确、不真实的。酒有一个重要的、也是微妙的作用，就是强化人的内心情绪与主观意志，模糊并淡化现实生活与外部世界，放松甚至解除人应有的逻辑与理性约束，这样就往往容易把个人推入任感性冲动驱使的深渊，推入丧失理性后的迷狂与愚妄之中，生活中许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也就在酒后发生了，这是尤其应该引起人们警觉的。好饮者、善饮者对酒应保持高度的清醒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