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书的幕后故事

《钱学森》一书的幕后故事^[1]

2010年12月11日，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99周年诞辰。为了纪念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我的长篇新著《钱学森》，并于12月10日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隆重的首发式。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在首发式上发表讲话：

当我看到叶永烈先生花费四年工夫写就的《钱学森》一书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当然，这本书无疑是叶永烈先生写的，但我却感到仿佛是我的论文，我写的书。说句不太文雅的话，我抚摸着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我的孩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四年前，我和叶永烈先生见面，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这本书，尽管我把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想得不少，但是实践证明，我把这本书的出版还是看得容易了。四年以来，叶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当然不客气地说，也有我——为这本书的面世而花费太多的精力。

钱永刚教授的简短讲话，大致勾勒了《钱学森》一书的创作历程以及他本人的“深度介入”，也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我最初对写钱学森很犹豫

对于我来说，这部65万字的《钱学森》无疑是一部重要的新著。这是我2008年11月11日在做了大手术之后，从死神那里挣脱之后所写的一部长篇。

那是2006年8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说是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来上海，约明天晚上见面。我问江晓原教授，见面谈什么事情，他说不清楚，反正你就尽量去一下吧。

翌日傍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派车接江晓原和我，一起来到离交通大学不远的绍兴饭店。到了那里，我第一次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见面。我从1979年起多次见过钱学森，我发现钱永刚酷似其父，甚至可以说是钱学森的“拷贝”。

那天在座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以及刚调来上海工作的韩建民博士，后来他担任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我跟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虽说1986年4月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我主编的《党政干部科技必读》，毕竟时过境迁，人事全非了。不过，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领导在场，我估计一定是要我写一本关于钱学森的书。

果真，席间钱永刚便提出，准备出一本图文并茂的《钱学森画传》（正式出版时书名为《走近钱学森》——编者注），约我来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上海交通大学是钱学森的母校，钱学森的著作很多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们自称是“钱学森著作出版基地”。面对如此热情的约稿，我表示感谢，并希望容我仔细考虑。

回家之后，我查了一下，关于钱学森的各种各样的传记已经不下10种（诚然这些书中往往掺有许多编造的假故事，真正有分量的钱学森传记可以说还没有）。

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当时钱学森健在，但是他拒绝采访。钱学森反对在生前写传记，而且极少接受媒体采访。钱学森的这一态度，并不始于他成为“两弹一星”元勋之后，而是早在1950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说过：“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传记），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我至今仍以为钱学森这种对待传记的态度是错误的。钱学森在晚年有的是时间，如果能够接受采访，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曾经公开批评过活了106岁的宋美龄不愿写回忆录，认为她无端带走了一部中国现代史。须知，历史老人们头脑中的珍贵记忆，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此外，写钱学森传，对于我来说带有杀“回马枪”、走回头路的味道。我只在早年写过一系列科学家传记。记得，在1980年代初，我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中国科协委员，有机会接触许多中国一流的科学家，我多次采访过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采访过中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院士，采访过断手再植之父陈中伟院士，采访过著名化学家汪猷院士……但是后来我转向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写作，我所写的大都是中共高层政治人物，已经不再写科学家了。所以关于《钱学森画传》的写作，也就“拖”在那里。我想，如果他们找到更合适的作者人选，就让别人去写。

大病之后力不从心

由于我最初并不打算写钱学森，所以《钱学森画传》的写作计划，也就搁了下来，一搁就搁了两年多。

2008年11月7日，久无联络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突然来电，约我第二天一起晚餐，就《钱学森画传》的写作交换意见。

他的电话，打的不是时候。当时我的生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上海肿瘤医院病房里，马上要动一次切除大手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活下来，所以那几天正忙于写遗嘱。但是我又不便直接把病况告诉张天蔚，借故推掉了。

手术前的几个月，我处于最忙碌的时刻，我赶紧整理完我的一批著作，交给出版社，以免手术时有个三长两短，让这批著作“烂”在我的电脑中。

我是一个从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我的病情，连小儿子都没有告知，怕他得知之后会从美国赶来，影响他的工作。我只在进开刀房的前些天，才告知长子。果真长子一家要从台北赶来，我坚持只让长子在2008年11月11日我开刀那天来上海，以便在我万一遭遇不幸时能够照料我的妻子。此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报告我的所在单位——上海作家协会）。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上海肿瘤医院的重视，成立三人治疗小组，副院长叶定伟教授亲自为我的手术主刀，我从外科手术台上拣回一条命。

大夫劝我务必好好静养。在我的伤口刚刚拆线、橡皮膏尚未取掉的时候，2008年12月2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再度来电，希望见面谈《钱学森画传》写作事宜，我又找借口推掉了。

长子、长媳为了使我和妻得到休息，请我们到台北住了些日子。长子、长媳都劝我从此“封笔”。我却如同母亲所言，属于“劳碌命”，我依然不停地写作，依旧是“拼命三郎”本色。

由于我再三推托写《钱学森画传》，不明原因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似乎着急了。2009年2月23日，张天蔚又来电，希望晚上一起聚一下，地点就选在我家附近的餐馆。当晚，张天蔚、韩建民与我见面，除了约写《钱学森画传》之外，还增加了新的任务——写作“书房的故事”。我以为，“书房的故事”这一选题很好，回来之后草就《历史在这里沉思——“沉思斋”的故事》写作提纲。

由于写作《历史在这里沉思——“沉思斋”的故事》不用外出采访，我决定先写这本书，所以就把《钱学森画传》再度搁在一边。我以“疯狂”的速度，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2009年3月10日用电子邮件发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刘佩英。翌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来电，约晚宴。我知道肯定是要谈《钱学森画传》的写作，又一次借故推辞了。这是因为我大病初愈，而写作《钱学森画传》按照我的写作习惯必须做大量的采访，以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已经力不从心。

开弓没有回头箭

2009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来电告知，说星期日（4月12日）上午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到我家拜访。这下子，我无法推托。看样子，《钱学森画传》一书是非写不可了。

2009年4月12日，按照原先的约定，上海交通大学总编辑张天蔚、编辑刘佩英陪同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来到我家，谈《钱学森画传》写作事宜。钱永刚很热情，使我感动。就这样，我当场正式承诺写作《钱学森画传》。

2009年5月16日，我应约一早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在校门口遇钱学森秘书顾吉环，一起到董浩云纪念馆，在那里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编辑刘佩英，一起研究《钱学森画传》写作事宜。钱永刚送我一整套10卷本《钱学森书信》。然后，钱永刚陪我到包兆龙图书馆12楼、19楼参观从北京运来的钱学森资料、实物，钱永刚亲自讲解，非常认真。中午，在交大餐厅就餐，继续与钱永刚交谈。直到下午1：30，张天蔚开车送我回家。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这个人做事，要么不答应，而一旦答应则必定认认真真去做，即所谓“言必行，行必果”。我既然承诺写作《钱学森画传》，就开始着手准备。

我写钱学森的三条“准则”

虽然创口仍然隐隐作痛，2009年6月13日我踏上旅途，开始前往钱学森故乡杭州的采访……我一边采访，一边写作，很快进入了“角色”。

我与钱学森有过多次交往。1979年2月23日，钱学森出差来到上海，我应约到他所下榻的延安饭店。当时，我担任电影《向宇宙进军》的导演，拍摄的内容正是钱学森“管辖”的范围。钱学森一身军装。进屋之后，摘掉军帽，显出开阔光亮的前额。他微笑着与我握手，眼角皱起了鱼尾纹。一边谈话，我一边作详细的笔记。翌日，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出8000多字的记录，并交打字员打字，向电影厂领导汇报。我一直保存着那份打字稿。

此后，在拍摄电影期间，跟钱学森有了许多接触。《向宇宙进军》分三集，每集半小时，总共一个半小时。其中第三集是《载人航天》，经钱学森批准，我率摄制组来到当时绝密的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

后来我当选中国科协委员，钱学森是中国科协副主席，在开会时跟他也有所接触。

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失踪，我奉命从上海赶往乌鲁木齐。当我要求进入罗布泊时，却因那里是核基地而未能准行。我请新疆军区致电国防科委，得到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的批准，我终于得以进入罗布泊……

在我写作《钱学森画传》时，脑海中不时浮现钱学森的形象。

我确立了写作《钱学森画传》的三条“准则”：

一是钱学森本人很少谈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因此也就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关于他的讹传随之流传，其中不少是“真名人，假故事”。我在写作《钱学森画传》时不得不担负起“考证”史实的任务，期望本书能够清除这些虚构、胡编的污垢。

二是这本书以广大年轻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让“70后”、“80后”、“90后”们了解钱学森是怎么走过来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的共和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三是虽然“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涉及种种艰深的科学原理，这本书却力求用明白而流畅的语言使每一个读者都能读懂。我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平实可信的钱学森，坚持用事实说话。即使是对于钱学森的种种争议，也尽量用中肯、如实的文字向读者说清楚、道明白内中的来龙去脉，但不作“裁判”。

此外，书中没有“火箭之父”、“导弹之父”之类颂扬性的称谓，钱学森本人也不喜欢对他的不实赞美。“知识就是力量”和“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

钱学森的一生，如同一部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展史。这本书主要当然是写钱学森的生平，但是也写以钱学森为主“两弹一星”群体。正如钱学森本人再三强调的，“两弹一星”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我在着力刻画钱学森的形象的同时，也旁及“两弹一星”的统帅聂荣臻元帅、恳请钱学森“出山”的陈赓大将、钱学森的挚友郭永怀、钱学森手下三员“大将”——任新民、孙家栋和王永志……此外，还注意勾画与钱学森人生道路有着密切关联的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其父亲钱均夫、导师冯·卡门、夫人蒋英、堂弟钱学榘等。我还注意勾画美国海军次长丹·金波尔、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钱学森好友弗兰克·E·马勃各自的鲜明个性。这样众星拱月式的表述方式，会有助于读者对于钱学森传奇人生的更深理解。

2009年9月2日，我来到北京，钱永刚前来宾馆看我，把数百张钱学森照片从手提电脑中当场拷贝到我的U盘里，这样解决了《钱学森画传》的“画”的问题。

《走近钱学森》受到广泛关注

我做事快手快脚。我启动《钱学森画传》的写作，实际上是在2009年6月，以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钱学森画传》。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兑现了对钱永刚的承诺。2009年10月13日我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签订《钱学森画传》出版合同，并把《钱学森画传》电子文本交给责任编辑刘佩英。

《钱学森画传》这书名，由于带一个“传”字，出版社以为要改一下。于是，一度改为《中国首席科学家——钱学森》，钱永刚以为“首席”两字会招来别的科学家的议论，不妥。我决定把书名改为《走近钱学森》，因为本书的主要读者定位为年轻人，这本书是让年轻读者“走近钱学森”。

2009年10月31日中午，我接到北京朋友电话，告知钱学森去世。我起初将信将疑，因为此前曾经几度传出钱学森去世的假消息，所以赶紧上网查找，看到新华社发的消息，相信了。马上致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编辑、韩建民社长。他们正在厦门出席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知道这一消息，表示立即抓紧出版《走近钱学森》。我赶写了《万众送别科学巨星》一节，记述钱学森的去世，补入《走近钱学森》。在钱学森去世不到一个月，2009年11月30日，42万字的《走近钱学森》就印出来了。

《走近钱学森》的出版，正好赶上钱学森去世这个关键点上，所以中央电视台在一频道的新闻联播以及四频道的中国新闻中都播出《走近钱学森》首发式的新闻，在当时造成很大的轰动效应。

不过，对于《走近钱学森》一书我并不满意。在《走近钱学森》的后记以及首发式上，我都表示将做更深入的采访，以写出一部更有分量的钱学森传记，即《钱学森全传》。

在北京进行密集性采访

钱永刚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直惦记着我所说的“一部有分量的钱学森传记”的写作。

2010年3月20日，刘佩英来我家，商谈《钱学森全传》出版事宜。她告知，出版社希望在钱学森去世一周年之际出版。考虑到总装备部在组织写一部“官方版”的《钱学森传》，我这本《钱学森全传》只得改名为《钱学森》。

虽然刘佩英没有明说，我猜测钱永刚最近会来上海，她是来打前站的。

果然，2010年3月25日傍晚，刘佩英驾车来接我和妻子前往上海余庆路鲜逸坊，钱永刚和张天蔚在那里等我。我送钱永刚及刘佩英各一册香港版《解密钱学森》。那个夜晚，谈定了《钱学森》的写作计划，初步决定5月上旬我去北京采访，还细谈了钱学森的“万斤亩”问题。

2010年4月27日，我刚刚从四川成都结束全国图书博览会的活动回到上海，便收到钱永刚的电子邮件，非常详细地开列了在北京需要做补充采访的名单以及联系方式。钱永刚做事，像他父亲那样认真、细致，看了那张采访名单，我一目了然。

2010年5月11日，我与妻从上海飞往北京，进行了密集性的采访。除了钱永刚开列的采访名单上的人物之外，我还补充采访了钱月华、柳鸣、任新民等多位与钱学森关系密切的人。使我特别感动的是，90岁的钱月华、91岁的李佩、93岁的李锐、95岁的任新民等众多耄耋之年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人士均接受了我的采访。

这次在北京采访，每日早出晚归，北至昌平，西至玉泉路，东至三里屯，南至广渠门。差不多我和妻子每天总是最早进入自助餐厅吃早餐，然后像上班族一样出发，踏上一天的采访之路。中午在采访地点附近找个饭店吃饭，然后继续下午的行程。在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北京做这样密集性、大工作量的采访。对于已经进入“古稀”之年而且开了大刀的我来说，如此高负荷的采访则显得艰辛。我一边采访，一边笔记，用光一本厚厚的采访笔记本，又临时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每天晚上，我要整理笔记，把采访录音（为了防止意外，我用两台数码录音机同时录音）输入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每天晚上要与钱永刚通一次电话，告知采访情况，请教相关问题。另外，要与翌日的采访对象通话，落实采访地点和时间。

《钱学森》一书完稿

我从北京采访所得的书刊、文件，放满了一个箱子。

在《钱学森》一书中，我不回避关于钱学森的种种所谓“敏感问题”。钱学森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回国之后正是中国政治运动的“多产岁月”。钱学森也不得不在“大鸣大放”中与秘书互贴大字报，在“四清”运动中在工厂车间里坐在小马扎上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在“文革”中写《关于空间技术名词统一问题》那样的纯粹科学技术文件时也不能不写上一段“最高指示”……离开了当年的政治环境，就很难理解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细节。

我写及钱学森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两难境地。他作为中国科学界的头面人物，一方面不能不在各种会议上对“反右派斗争”作应景式的表态，一方面又出自内心对于与他同龄、同样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导弹专家徐璋本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甚至多次帮助因徐璋本被捕而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徐璋本夫人。我也写及钱学森在“文革”中的迷茫。在那动乱的岁月，钱学森一方面要尽力排除“文革”对他所领导的“两弹一星”事业的严重干扰，一方面对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少将、卫星专家赵九章教授、导弹专家姚桐斌教授的非正常死亡表示深切的关注，尤其是对当年力劝他回国的资深的中共党员罗沛霖居然被打成“特嫌”而被捕难以置信……

《钱学森》终于如期完成。《钱学森》是在《走近钱学森》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这次修改了近百处，增加了许多内容，全书约70万多字。《钱学森》成为一本丰富、翔实的钱学森传记，我算是大体上满意了。

《钱学森》完成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就用我的电子文本打印出清样。跟《走近钱学森》一样，送交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审阅。

钱永刚极其细致的审阅

钱永刚曾经对我说：“从来没有一本书的校阅，让我花费了这样大的精力。”

不仅如此。从最初的策划，到采访人名单的确定，清样的校阅……直至首发式的策划，钱永刚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钱永刚做事认真而细致，继承了钱学森的“基因”。我看过钱学森手稿，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钱学森所写的数学公式如同印刷品。钱永刚也是这样，他在书的清样上做修改，总是用尺画出笔直的引线，在引线的另一头写上他的意见，字同样写得工工整整。

《走近钱学森》一书，就是经钱永刚全文审阅之后付印的。当时我第一次看见钱永刚修改之后的清样，佩服他虑事细如发丝。

《走近钱学森》一书的清样是在钱学森刚刚去世的日子里交到钱永刚手中的。作为钱学森的独子，钱永刚正在忙于接待川流不息的吊唁人流，正在忙于处理方方面面众多的事务，有几天他只睡两三个小时。在如此忙碌的时刻，他抽空审阅了《走近钱学森》一书的清样，每一处的修改都是用尺画出笔直的引线，一丝不苟，虽说随手画一根线要省事得多，他却仍然保持他严格的“钱氏风格”。

在《走近钱学森》一书出版之后，钱永刚又给我几度发来勘误表，写明页、行、误、正，清清楚楚。

到了2010年秋日《钱学森》一书准备出版时，钱永刚已经从冗忙之中走出，他两度对书稿进行极其细心的审阅：先是在用我的《钱学森》电子文本打印出来的长条清样上从头至尾改了一遍，后来又在插入图片之后的出版清样上认认真真改了一遍。

钱永刚曾经说：“这本书是我约叶先生写的，我一定负责到底，尽量在出版之前减少差错。”

可以说，《钱学森》一书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质量，钱永刚功不可没。

钱永刚之细致，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在书中写“航天员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这原本无误，而他改为“航天英雄杨利伟、英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这“航天英雄”与“英雄航天员”不同的称谓，显得非常准确；又如，上海交通大学是现在的名称，是从1959年分校（主体部分内迁至西安）之后才开始使用的。钱学森在1929年考入的是“国立交通大学”。可是由于说惯了上海交通大学，有时候书中会有“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之类句子，钱永刚马上在旁边画一笔直的引线，把“上海交通大学”改为“交通大学”。就连钱学森所写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中，也常写成“上海交大”，钱永刚也一一改为“交通大学”。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V－1导弹”、“V－2导弹”，许多书上都是这样写的。但是钱永刚说，当时的“V－1导弹”、“V－2导弹”没有全程制导系统，所以只能说是“V－1火箭”、“V－2火箭”。他把书稿中所有提及“V－1导弹”、“V－2导弹”的地方，都逐一改成“V－1火箭”、“V－2火箭”，前前后后多达几十处。本来，他只在清样上改动一处，再标明（下同）即可。可是钱永刚并没有那样做，他不厌其烦地把几十处都逐一标明，而每一处修改都用尺画上笔直的引线。诸如这样的修改，不胜枚举。

钱永刚给予我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在史实的查证上。

比如，钱学森的母亲何年去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1935年钱学森去美国之后，有的说是1947年钱学森回国结婚前夕，还有的甚至说钱学森的母亲出席了1947年夏在上海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举行的钱学森与蒋英的婚礼。

起初，钱永刚对我说，他对钱家比较了解，对于他的奶奶章家的详细情况不甚清楚。他只知道父亲1935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奶奶已经过世。后来，他经过查证，告诉我他奶奶死于1935年夏。他的依据是查阅家中的资料，查到他奶奶在杭州的墓的照片，墓碑上刻着殁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即1935年夏。

再如，钱学森在美国是怎样寄出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钱学森是否曾经有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等一系列史实的考证，都是得到钱永刚的帮助。

对敏感问题的反复斟酌

我注意到，钱学森也受到种种“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亩产万斤粮”和“人体特异功能”两个问题。事情原本并不复杂，但是经过反复“放大”和“加油添醋”之后，就变成了钱学森的两大“污点”。

我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向来主张不回避敏感问题。我又发现，钱学森从不就这两个问题做解释，这就更坚定我的想法。

就这两个问题，2009年4月12日钱永刚在来我家的时候，就一起进行了研究。当时钱永刚是主张写，不回避。他认为，先写出来，至于能否发表，什么时候发表，再议。

在《走近钱学森》中，我写了《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约4万字。我预料可能被删，所以把这一章列为附录，以便被删除时不会影响正文。不出所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通知我，附录《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全文删去。我深表遗憾。在《走近钱学森》面世之后，我本着实事求是、追根探源的精神，花费很多时间进行仔细探索，在《争议中的钱学森》的基础上，加强说理性，全文扩充至7万字，写成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

在查对、比较了钱学森关于“亩产万斤粮”的原文基础上，又走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终于厘清了“万斤亩”公案的来龙去脉，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尤其是查清了1957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以事实说明，钱学森并非“大跃进推手”，更非“造成饿死3000万人的元凶”。

至于“人体科学”，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争议中的科学问题。我记述了“人体科学”的争议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列举了“反对派领袖”于光远先生的种种质疑。科学向来是在争议中发展。“人体科学”谁是谁非，尚待时间做出结论。

钱永刚仔细看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2010年9月9日，我们一起进行讨论。他认为该章中关于“亩产万斤粮”的调查和记述，经过这次修改之后，写得好，有深度，又有极其重要的第一手采访，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当年编辑所说的情况。钱永刚建议对该章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力求写得逻辑性强又富有说服力，观点更鲜明些。钱永刚说，《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将为钱学森除掉背了50多年的黑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又建议该章经过修改之后，不作为附录，列入正文。

钱永刚向我提供了钱学森自己当年保存的所有关于“万斤亩”的文稿，使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文稿增加至7篇。钱永刚还从家中带来非常珍贵的资料，即钱学森生前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所有文章的剪报，其中有几篇是我所没有见过的。剪报上有钱学森亲笔所写的编号以及发表年月日、报刊名称。钱永刚把复印件送给我，供我写作参考。

在与钱永刚详细交换意见之后，我对《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文从头至尾作了细细修改。

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于《钱学森》一书定位为正面宣传钱学森，不涉及钱学森有争议问题的考虑，与有关部门和钱永刚经过慎重研究，最终决定：《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不收入书中。对此，我表示理解。

无论如何，能在大病初愈的情况下完成《钱学森》一书这个大工程，我感到欣慰。现在，我可以投入新的写作计划了。作为作家，活一天就写作一天，为读者奉献一天，这就是我的信条。

【注释】

[1]本文原载2011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