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营救钱学森_关于蒋英的故事

勇敢营救钱学森_关于蒋英的故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蒋英和钱学森内心激动不已。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是钱学森对蒋英说过的话。此时，有了蒋英陪伴的钱学森，学术迎来了高峰。他已先后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震惊科学界。

10月6日，这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这天，钱学森去“中华街”选购了中国月饼，夫妇俩邀约了罗沛霖、庄逢甘等十几位留美中国朋友，在加州理工学院街心花园欢度中秋佳节。这是新中国刚刚诞生后的第六天。祖国的巨变更勾起了海外学子切切的归乡情思。这天晚上，蒋英和钱学森久久不能入睡。钱学森打开一本珍藏的中国地图，反复看着，他对蒋英说：“咱们回中国去，那里需要我们。”蒋英点了点头，眼角泪光闪动……就在那一天，钱学森夫妇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从1948年开始，钱学森看到了国内的战争在发生转折，已经开始做着归国的准备。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他这个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而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直到1949年秋在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的“戈达德教授”职务时才辞去的。

1950年，美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美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6月，曾有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指控钱学森参与了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的共产党小组会议。在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美国联邦调查局便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7月，美国政府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共产党员，且属非法入境。显然，美国深知钱学森的价值，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已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陡增对方的力量，美国军方高层深知其中的利害。(www.guayunfan.com)

钱学森来到华盛顿五角大楼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的办公室交涉回国事宜。因负责喷气推进技术的研究计划，金贝尔和钱学森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金贝尔当面应付着钱学森，可当钱学森刚走出他的办公室后，他立即打电话给移民局：“他太有价值了！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东西，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这件事还有一种说法。金贝尔给司法部打电话的时候大声咆哮：“说我是共产党都比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可能性还要大。”“他老婆不是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女儿吗？”金贝尔当时力劝钱学森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在没有机密研究许可证的情况下，先担任数学教授，此外，还为钱学森介绍了一位叫保罗·波特的律师。然而，随后发生的莫须有的“机密文件事件”，令局势急转直下。

对于美国军方来说，钱学森知道得确实太多了。1945年，钱学森曾作为美国军方考察团成员去德国考察导弹研制资料，之后，他参与了美国军方火箭研制项目，并进入五角大楼，参与撰写美国空军发展规划。规划一共九章，钱学森撰写了其中的六章。

蒋英后来回忆道：“我们的女儿是（1950年）6月26日出生的，预订的飞机是7月27日。我说，女儿一满月，我们就得带着小孩带着尿布回国了。”但事情并没有蒋英想象的那么顺利。

钱学森和蒋英以探亲为名准备动身回国，并预订好了飞机票准备离美回国，8月21日，蒋英在家里请打包公司把家里的一切物品装进了八只大木箱，交给搬运公司。八只大木箱已装上驳船，将由“威尔逊总统号”运往香港。

8月23日午夜，洛杉矶机场，月落星稀。从华盛顿来的飞机刚刚降落，移民局的官员就迎了上来，向钱学森夫妇递上一份阻止他们离开美国的文件。钱学森一家正准备从这里搭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离开美国。

当钱学森回到洛杉矶的家中时，他们的行李也被美国海关非法扣留，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检查人员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

蒋英说：“钱学森跟我说，我走不成了，他们不让我走，你带两个孩子回去吧。”我说：“不，我不能离开你，我也要待在这里。”蒋英坚决要和钱学森在一起。

在这种无端的指控下，钱学森和蒋英只得把飞机票退了，一家人被迫又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则派人监视家中每个人的行动。

蒋英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美国政府也很乱。特勤们觉得钱学森回来了，怎么老不出门？他们不知道钱学森静下心来看书时，几乎不出门。在这么一个特勤包围着的家，却老见不着钱学森。“他逃跑了，他已经逃跑了，”特勤们说，“我们看见那部汽车跑过墨西哥边境，他一定跑到墨西哥去了。”有两个人过来敲门，蒋英抱着孩子开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要见钱学森，蒋英说钱学森在家，他们进了门，大吃一惊：“他，没走！”

后来查实钱学森行李中携带的东西除了教科书和复印的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外，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读书笔记，但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是以“企图偷运秘密科学文件回国”的罪名，搜查了他的家。从此，美国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连番而来。

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宅。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摁响了门铃。他们腰间佩着手枪，还拿着手铐，来者不善。蒋英开门之后，探员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

朱尔后来回忆：“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在对自己说，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早在8月25日，美国司法部部长已经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但没有马上执行。矛盾的是，美国当局想尽办法要羁留钱学森在美国，可逮捕令却要求把他驱逐出境。

来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他们盘问钱学森是不是共产党员，并审问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的时候，是否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当时美国极度反共，当时美国的签证申请表上明确写着“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倘若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获得美国签证进入美国，那就要犯欺骗美国政府罪，或递解出境，或被捕入狱（这一规定直至1990年才作了修改）。钱学森坚持否认他是美国共产党员，否认他托运的行李中有任何美国军事机密文件。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了钱学森打算托运到中国的行李之后，认定内中有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所以钱学森有“间谍”之嫌，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属罪行严重。

钱学森被带上车，押走了。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的特米诺岛。岛上十分荒凉，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探井架，井架附近有一些简易房，后来被联邦调查局看中，扩建为牢房。特米诺岛监狱四周是海，便于与外界隔绝，可防止犯人逃跑。同牢的犯人中，大多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这些犯人口操西班牙语，钱学森与他们语言不通。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联邦调查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

在钱学森被抓走以后，钱学森的住宅周围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勤，他们紧盯着蒋英和钱学森的住所。蒋英没有掉一滴眼泪，也没有被吓得手足无措，她立即拨通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电话，告诉他们钱学森被捕的消息。

蒋英一面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永真、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一面为营救钱学森四处奔走呼吁，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同厄运做斗争，同不怀好意的记者周旋。她组织筹备保释金，艰辛备尝。

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对钱学森被捕一事感到极大地震惊，他们并不相信罗织在这位正直科学家头上的罪名，并冒着风险向蒋英伸出援助之手。院长李·杜布里奇去华盛顿为钱学森说情；好友弗兰克·马勃让妻子代蒋英在家照看孩子，而马勃本人则开着车带蒋英去寻找愿意为钱学森辩护的律师。

就在钱学森被从家里带走不久，帕萨迪纳的电台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和学生们难以置信，温文儒雅的钱博士怎么会是“间谍”？当晚，很多朋友赶往钱宅，安慰钱夫人蒋英。钱学森被捕的消息被报纸刊登，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及美国各地引起惊愕与愤懑。

蒋英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营救钱学森四处奔波，竭尽心力。他们紧急致电正在欧洲访问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吃一惊，当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杜布里奇还紧急致函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信中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的指控：“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集会。”

杜布里奇还指出：“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矶，可是所订的船位迟迟没有结果，他便写信给国务院询问怎样获得许可离境的手续，国务院官员在私人交谈中告诉他，可以列入学生名单返回中国大陆。”

经过努力，蒋英获准前去探监，还是马勃为她开车。蒋英来到监狱，这里戒备森严、岗哨林立，狱警荷枪实弹，周围拉着通电铁丝网。马勃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发怵，他小声问蒋英怕不怕，蒋英说不怕，她小时候就曾去过监狱探视她的父亲。

蒋英看到钱学森被关在一间昏暗的小牢房里，脸色苍白，面容憔悴，才几天时间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蒋英和他说话，他不回答，只把脸绷得紧紧的，点头示意。蒋英心里十分难过，不再多说什么，仅只告诉他：“该办的事情我都在办。”钱学森点点头。在狱警催促下，蒋英只得匆匆离去。

9月18日，联邦调查局要求狱中的钱学森写下书面声明，保证倘若没有得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海军副部长金贝尔的书面同意，他决不会擅自离开美国。

9月20日，钱学森从特米诺岛监狱被带到同样设在岛上的移民局，在那里接受审讯。以移民局古尔西欧主任为首的八名官员（其中也包括海关和特米诺岛监狱官员）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则为钱学森辩护。由于移民局对钱学森的“间谍罪”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审讯不了了之。

不久，钱学森接到特米诺岛监狱通知，在交出一万五千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可以获得保释。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了使钱学森尽快获释，与从欧洲赶回的冯·卡门教授倡议为保释钱学森募捐筹款。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慷慨解囊，最终募集了一万五千美元的保释金，钱学森获准保释。

9月23日，钱学森终于结束了十五天的牢狱之灾。蒋英开车来到特米诺岛，接钱学森回家。蒋英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只是点点头，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出狱几天后，在蒋英精心照顾下，钱学森才慢慢恢复了说话能力。

钱学森被关押期间，禁止和任何人交谈，不准接见任何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白天，他被无休止地进行审讯；夜里，牢狱看管每十分钟就来亮一次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在特米诺岛上的监狱里度过屈辱的十五天，钱学森体重减轻了三十磅！钱学森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钱学森虽然获得保释，然而移民局仍发出限令，不准他们夫妇离开洛杉矶，联邦调查局更对他们一家进行严密监视。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汇报行踪，并且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同时规定，钱学森的活动只限于居住地三十公里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