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铭记总理的关怀_关于蒋英的故事

永远铭记总理的关怀_关于蒋英的故事

蒋英晚年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刚回国时，我做了三年的演员。有一次开联欢会，我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周总理和苏联专家在下面欣赏。唱完后我回到座位上，周总理很远看见我，跑过来坐到我身边，轻轻地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父亲蒋百里先生。’周总理知道我是蒋百里的女儿，以后我唱过很多次给周总理听。”

钱学森、蒋英夫妇和周总理感情颇深。1955年，正是在周恩来和外交部出面交涉下，钱学森、蒋英一家才终于回到祖国。1964年12月26日，钱学森去参加一个宴会，见到了邓颖超。他和邓大姐聊了起来。邓大姐问他小学、中学是在哪儿上的，钱学森谈了自己20年代在北京上学的情况后，邓大姐高兴地说：“你不认识我吗？那时我是师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师啊！”钱学森后来常说，“邓颖超同志还是我的老师呢”！

蒋英后来回忆说：“‘文革’期间，全学校的老师都要下农村，我也打好了铺盖准备跟大家一块儿到农村去了。但是，临走的那一天晚上，军代表来到我家里告诉我，你明天不要去车站了，你不去农村了，上边有话。”蒋英又说：“这是周总理的主意。第二天我到学校，学校里没人了。学校里建了个‘托管班’，留了看守组，我就报名当‘保姆’，看守教职工的四十多个小孩，学校同意了。所以，我就当了三年‘保姆’，给孩子洗衣服、教书，学会了管孩子。当三年‘保姆’我很骄傲，尽管没有下农村，但是我也学了一行。”

“文革”中，周总理要军管会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上就有钱学森的名字。总理说：“名单上的每个人，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钱学森每每忆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感叹：“‘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总理在“文革”中不仅保护了钱学森，也保护了蒋英。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那时所有大专院校的师生都要到第一线去接受再教育，蒋英主动提出到基层去锻炼。后来军宣队通知她，说不让她去了，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指示。原来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要求蒋英留下来，而不是去五七干校接受锻炼。

蒋英明白这是总理对他们家的莫大关怀。在那段特殊时期，周总理顶着巨大压力保护着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人也给蒋英贴“大字报”。这对蒋英的打击很大，她想，以前一心盼着回国，也从没做过坏事，为什么会有人把她当成一个这么不好的人呢。(www.guayunfan.com)

2004年8月12日蒋英做客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时谈道：

主持人：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文革”十年，是不是也给您带来很大的伤害？

蒋英：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那场灾难是我们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不幸。“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算得到了照顾，最终没有下乡，但是我做了学校托儿所的阿姨。当时老师都下乡了，我就到托儿所去替他们带孩子，教孩子们学英语、学钢琴，这些孩子到现在还记得我“蒋阿姨”呢！

主持人：但是，在学校里还是有人贴了您的“大字报”？

蒋英：那时候，我是声乐系的副主任，有人给我贴“大字报”。当时我也是一个很脆弱的知识分子，觉得这对我打击很大很大。就在我思想很混乱的时候，吴天球进门做我的工作。

主持人：今天，吴天球先生也来到现场，我们请他说说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吴天球：当时，我就觉得贴“大字报”对蒋老师是太不公平了。蒋老师和钱先生，一个是有成就的声乐专家，一个是大科学家，千方百计地要回到祖国来，一心要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竟然遭受这样的委屈，我很不理解。听说还可能要开批判会，我想蒋先生心里肯定很痛苦，就有一点牵挂，后来就去敲了她的门。对于这一次敲门，蒋老师提到过几次，但我不记得当时是在一个什么节骨眼上。

主持人：可能那个时候作为同事、学生来看望您，对您就是一种安慰？蒋英：当然了，那时候没人敢来。我已经被贴“大字报”了，谁再敢跟我交流啊？就是天球来敲了我的门。他默默地来看我，就给我很大的安慰，给我很大的鼓舞。

主持人：那一段时间，钱老不在您身边？

蒋英：他不在，那个时候分开了。他老在工作。主持人：在基地？

蒋英：对。

主持人：所以当您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除了要承受这些痛苦之外，还担心会给钱老带来一些影响？

蒋英：是的。我记得那天是个礼拜六，家里打电话告诉我说，明天他要回北京了。我当时就想，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家去，可能对他的事业有影响，所以很烦恼、很苦恼，思想就混乱了。就在这个时候，天球来敲了门。

主持人：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

蒋英：我在想——要不要自杀啊？我当时确实非常痛苦，我想，我在国外是一心一意盼着要回国，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被说成一个这么不好的人，还有什么生存的意义？不如结束我的命运吧！我已经在看挂着的窗帘，但是这个时候天球来了。

主持人：我觉得您是性格很坚强的一个人。当时去欧洲留学，面临亲人的去世，面对欧洲的战火，你从来没有动摇过；跟着钱先生在美国的那段经历中，您也没有动摇过。可是在那一刻，您就动摇了？

蒋英：对，那是个很大的刺激，因为我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打击，所以我受不了了。我承认我是个软弱的知识分子。

吴天球：实际上，当时不仅是一种打击，而且是不可接受的一种侮辱。所以蒋老师当时接受不了，产生了这个想法。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现在可以理解。

主持人：因为有吴天球先生这样的一些好朋友，给您一种默默的关怀，让您挺过来了？

蒋英：对，一点不错。

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钱学森曾眼含热泪代表一家人提笔写下了一篇悼念周总理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已一周年了。半个月来读了人民追忆他的文章，听了人民想念他的歌曲，看了人民颂扬他的剧目，更加激发了我们对周总理的怀念。二十二年前，我们全家能够幸福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是和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分不开的。我们全家人衷心地崇敬和爱戴周总理，每想到他，我们就感到十分亲切。周总理逝世后，为了寄托我们一家人的无限哀思，我们把毛主席和周总理1945年在延安合拍的照片，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天天瞻仰，给我们很大鼓舞和力量。我们还把近几年周总理活动的照片，从刊物上剪下来，按时间次序，贴在相册上，常常翻阅，学习总理的伟大革命实践……现在，我们再也见不到周恩来总理了。但是，周总理又没有离开我们，还在鼓励教育我们好好为革命工作……

钱永刚教授回忆，在“文革”时，父亲钱学森虽然受到了保护，但是“文革”给父母内心带来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眼见着很多很好的朋友受到了冲击，被游街批斗，有的人因为受不了而自杀了。人们的是非标准似乎一夜之间被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蒋英内心的迷惘和痛苦可想而知。蒋英感到，“文革”期间的一切与自己多年以来受的教育和信奉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她内心痛苦至极，但是她并没有为此绝望，仍然和自己的丈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

钱永刚回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我父亲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在当时那种特有的氛围之下，周围不少人都靠边站甚至被下放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再次体现出了我父母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的深厚感情。‘文革’时期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已有的价值观遭到了破坏，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时都迷茫自己是否也会被否定。母亲一如既往地支持着父亲，因为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照，她没有被下放，而是留在了北京，但已经无书可教。父母的伟大在于，他们在社会发生重要变故的时候仍然可以做到很好地进行自我调整。母亲想要做有益的事情，于是她主动照顾和帮助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同事的孩子们。”

蒋和的女儿周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道：“三姨虽然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受到人身伤害，但是做事业最好的年华都白白流逝了。她青年时代留学德国、瑞士学习的专业知识，她多年持之以恒、严格按正规美声训练出来的嗓子，都被埋没了。用武之地来得太晚应该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文革’过后，她也到了退休年龄，体能走下坡路了才又开始带学生，给她的时间太短了。别人退休，开始颐养天年，她花甲之龄开始和时间赛跑，要把埋没几十年的看家本事都拿出来。晚年的三姨体力、精力严重透支，她的听力、视力受损和久治不愈的头痛病都是累出来的。老人家年轻时身体强健，如果能够得到颐养静息，也是百岁可期的。我觉得，她之所以这样拼命，是因为她深知古典音乐在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她和姨父一样，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要把他们心领神会的那种科学与艺术的美尽力传给后人。可惜，我还是要说，给他们的有效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