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兵学泰斗蒋百里_关于蒋英的故事

父亲，兵学泰斗蒋百里_关于蒋英的故事

在蒋英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男人声名赫赫：父亲蒋百里，军事理论家，以兵学泰斗闻名于世；丈夫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蒋百里从未在战场上率领过一兵一卒，却孕育了中国上百将星，更以杰出的军事才能被称为“东方第一军事家”。

留学德国时期的蒋百里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于光绪八年九月初二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其一生风云激荡，堪称传奇。

蒋光煦晚年得子，这个孩子就是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字泽久，号壶隐。因蒋学烺生来左臂残缺，蒋光煦不喜欢他，家人们又因他为畸形儿多有歧视，待养到十余岁就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蒋光烺做了几年小和尚，却不喜欢念南无，也不喜欢念子曰，另外找出一条读医书的门路来。到了二十余岁，他就悬壶济世，还俗行医，不久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www.guayunfan.com)

蒋百里的母亲杨镇和不仅是一个知书识字的女人，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是蒋百里的启蒙老师。蒋百里咿咿学语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教儿子唐诗和四书；等他年纪渐长，又给他讲《封神榜》《西游记》。

1894年，泽久先生病卒于海盐，蒋百里时年十二岁，母子俩回到硖石居住，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蒋学烺未得到家族遗产，母子俩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脩（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圆至8圆大洋，已开笔的8圆至12圆大洋）。”从此蒋百里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他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蒋百里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浓，“杨夫人有一次生了场大病，蒋百里学习古人割股疗亲的事，竟然自己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熬汤给母亲吃，他母亲闻到味道后，又看到儿子的创口，母子俩抱头痛哭”。

张学继在研究蒋百里的过程中，对1923年杨夫人去世后蒋百里的痛不欲生之情也印象深刻：“他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当天就南下奔丧，蒋百里的得意门生唐生智与其他同学立即派龚浩为代表去海宁吊唁，用竹箩筐挑了银圆作为丧葬费用从湖南送到硖石。蒋百里含泪作书请梁启超撰写墓志铭，并在老宅附近建怀萱堂以为纪念。”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十五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十六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他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及《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十八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三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三千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八万字，行销国内。鲁迅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时万人争诵。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传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文章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嘉良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轫，并非自1915年由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创刊，而是自1903年由蒋百里主编的《浙江潮》在日本东京创刊。

《浙江潮》发刊词

蒋百里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秋夜月午，有声激楚，若怨若怒，以触于吾耳者。此何为者也？其醒我梦也欤？临高以望，其气象雄，其声势大，有若万马奔腾，以触于我目者。此何为者也？其壮我气也欤，夫子胥之事，文明之士所勿道。虽然，其历史可念也。呜呼！亡国其痛矣，不知其亡，勿痛也，知之而任其亡，勿痛也；不忍任其亡而言之，而勿听，而以身殉之，而卒勿听，而国卒以亡。呜呼！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古事往矣，可勿言矣，而独留此一纪念物，挟其无穷之恨，以为吾后人鉴，后人可勿念哉！

抑吾闻之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龙，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此名以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且以祝。

1905年，蒋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有一项最重要的仪式——把天皇的御赐宝刀赠与当届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学生。

这一年担任毕业发布官的是天皇的亲戚伏见宫亲王。他打开名册，宣读出第一个名字，念完后自己都震惊了：蒋百里。第一名竟然是个中国人！要知道，第九期步兵科共有日本学生三百余名、中国学生四名、泰国和其他各国留学生数名。日本学生不仅人数多，而且人才济济，历史也将证明这期学生里有若干未来日本的陆军精英：荒木贞夫（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真崎甚三郎（日本派至台湾的总督、陆军大将）、小矶国昭（陆军大将、总理大臣）、本庄繁（陆军大将）……有这么多出色的日本学生在，天皇御刀竟要被一个中国学生带回中国，不少日本人当场就深感屈辱。蒋百里最终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了中国，中国人获此殊荣，仅此一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百里和他的好友——中国留学生蔡锷、张孝准——学业都很优秀，一度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从此之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

蒋百里是真正的海归精英，回国后投身军界。当时盛京将军赵尔巽破格用人，委任他为“督练公所总参议”。督练公所是一省督练新军的最高枢纽，督办由将军或督抚兼任，其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不到三十岁的蒋百里能够一跃而居高位，就算在当时也堪称异数。

但蒋百里刚到盛京（今沈阳）参与组建新军，就发现这里新旧军之间的关系水火不容，旧军的气焰咄咄逼人。行伍出身的将领张勋、绿林就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等，都是露骨反对建立新军的，而主持新军事务的蒋百里也被此二人迁怒。

“蒋百里那次到奉天只待了三个月。当时，他的老师陈仲恕听到一些风声，害怕对蒋百里不利，便劝他及早离开这个是非场。”王建学说。

蒋百里认为自己在日本学的只是初级军事，而中国的国防应当取法乎上，学习德国陆军。蒋百里直接找到赵尔巽，要求到德国陆军实习，以求深造，遂成。他出色的才华很快崭露头角，兴登堡元帅和德国的著名军事学家伯卢麦将军都非常赞赏他，兴登堡元帅赞誉蒋百里是“东方人杰”，伯卢麦拍着他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学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赴德三年实习期满，蒋百里先回了北京，受邀住在光明殿胡同良弼的家中。良弼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以知兵而为清末旗人翘楚。但政治上，他是个典型的保守派，后来因为坚决反对清帝退位，被革命党人暗杀。良弼看中蒋百里，再三请他担任禁卫军标统（相当于团长）。蒋百里却说：“在日本，我当过排长级尉官，在德国升任见习连长，如果按级升迁，也应该是管带（营长）。我担任军职也是求学的过程，应当一级一级地往上升，以免经验脱节。”于是，蒋百里被任命为禁卫军管带。

1911年初，赵尔巽在转任两湖、四川总督后，调回奉天任东三省总督。他上任后向朝廷奏请，调蒋百里回督练公所任总参议，不过这次调任，却在程序上出现了问题：蒋百里那时的官衔只是管带，属于中下级军官，而总参议则是上中级军官，差了好几级，官场上说不过去。赵尔巽特意想了个变通的法子：在奏折上避去管带官衔，而改称“留德学生蒋方震”，“以二品顶戴任用”。

蒋百里在禁军管带任上，很受官兵拥戴。他辞卸当日，全营官兵围在他住所门前不让走，还是良弼用梯子从后楼把他偷偷接下来。当天，蒋百里就离开北京，二入奉天。

1912年冬，袁世凯亲点蒋百里以陆军少将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上任后，蒋百里锐意改革，建立新军，却遭到北洋旧派军人的阻挠。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研究会会长任牧辛回忆，当年蒋百里到校第一天给全校师生集体训话：“今后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如果我做好了榜样，你们不跟着来，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前途大好的蒋百里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他不相信“国家终于贫弱，我们的军队终不如人”，胸怀壮志要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建设成最完整的军校，让学生成为最优秀的军官。他呕心沥血整顿学校，培育出大量人才，其中许多未来的将星，如唐生智、陈铭枢、孙震、万耀煌等人，终生以做蒋百里弟子为荣。然而他的才华和努力却让段祺瑞为首的旧派军人极为仇视，他们设置种种障碍，千方百计阻止蒋百里，甚至不给学校拨款。军阀们显然不想花这个钱——军官学校是给谁培养军人？往后这又是谁的国家，谁主未来？军阀们还在思考。蒋百里亲自进京交涉未果反倒受了一肚子气，要辞职又不被批准，骄傲如他，深感愧对全校师生，决意自尽以谢罪。万幸的是，就在那性命攸关的瞬间，站在他身边的勤务兵眼疾手快，冲上去撞了一下他握枪的手，才让子弹险险擦过心脏。万幸的是，蒋百里竟奇迹生还，并在养病期间与日本女护士佐藤屋登产生恋情，结为百年之好。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1912年开办到1923年停办，共历八任校长。蒋百里是第二任，他于1912年12月15日上任，那年他只有三十岁。他只做了半年校长，却是最出名的一位，他的光芒几乎盖住了其他所有校长，以至于前后各期保定军校学生都称蒋百里为老师，一提起来都说，蒋百里是我们的校长。据传蒋百里担任保定军校校长时，给学生上课，先讲一对一进攻、一对二防御，下一个课题先不讲，在黑板上写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将领们无言以对。半晌，蒋百里从容地说：“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

1913年，蒋百里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他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十一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参加北伐。袁世凯惊惧而死后，他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1914年，蒋百里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蒋百里开始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蒋百里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其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同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得到过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与其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的人物。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五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并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这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蒋百里在《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日人之发见；二日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该书问世后，在十四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

1923年，蒋百里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的十五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同胞的抗日斗志。如果蒋百里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也许会多一个文人、学者、政论家，少一个杰出的军事学家。很显然，蒋百里并不愿意偃武修文，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他身中流淌。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他主张联合国民政府，吴不纳，后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蒋百里支持的原湘军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等起兵“倒蒋”失败后，他从1930年1月起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达两年。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曾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后，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1931年12月蒋百里获释。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

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

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奉命以特使身份到欧洲考察军事，并秘密游说德国、意大利支持中国。1936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很少有人知道，蒋百里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后，蒋百里曾在上海设宴邀请陶菊隐先生，讲了不少他在这起事件中的经历。

当年陶菊隐还曾以“西安归客谈”的名字在上海《新闻报》本埠新闻版就此发表了稿件。事件的全过程，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一书中有过详细介绍。

1936年12月1日，赴欧美各国考察“战时总动员法”的蒋百里回抵上海，他还没休整过来，8日便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召他赴西安面谈。12月11日，刚到西安落脚的蒋百里接到蒋介石电话，约他立即到华清池晤谈。蒋百里如约前往，张学良也在座旁听。当天晚上，张学良与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公宴蒋百里和数位南京军政人员，饭毕，陈诚找蒋百里聊了一会儿，随后陕西省府主席邵力子也来了，谈到凌晨才告别而去。

12月12日，蒋百里醒得很早，他刚打开电灯准备起草欧美之行的书面报告，突然听见外面有稀稀疏疏的枪声，很快枪声自远而近，他只见隔窗有个人影蠕蠕而动，接着枪声一响，影子就倒下来了。

天色大亮时，一位营长军衔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带着两名持枪兵士，一人一边把蒋百里夹出房门，走进客厅。挤在客厅里的有倦眼惺忪的军政大员，有刚被缴械的卫士，也有个别跟随丈夫前来、穿着睡衣拖鞋打着寒战的大员夫人。大家怀着惴惴不安的神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却没人敢谈这一天的事情。

次日上午10点，张学良来了，把蒋百里领到另一个房间，跟他咨询当时的局势：“今天得到消息，何应钦准备和我们大干一场，你看黄埔系军官会不会跟他采取一致行动，假如南京派飞机来西安轰炸……”

“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派飞机来轰炸的。”

蒋百里此言一出，张学良的脸色缓和过来。过了几天，他又来找了蒋百里几次，希望他能去劝一劝“委员长”……在蒋百里的建议下，张学良同意派自己“最看不顺眼”的蒋鼎文去南京，还让其带去了蒋介石的亲笔手令。“派你最不喜欢的人去，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就表明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蒋百里对张学良说。

就这样，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亲笔手令飞往南京，京沪各报争相发表了这个手令。

当时，军政界上层人士知道这其中内幕的，一致认为蒋百里“做了一篇好文章”。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防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事实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理论，也可能有蒋百里的烙印。日后白崇禧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蒋百里的影子。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

1937年，蒋百里在庐山为国民党高级军官讲学，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坚持“全民抗战”“持久战”，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同年9月，蒋介石命蒋百里以特使身份，出访意大利和德国宣传，争取援助。百里虽不抱希望，但“知其不可而为之”。据蒋英晚年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见了蒋百里。蒋百里有一个很好的讲话，说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日本说是打共产党，其实是来欺负中国人民的，我们希望意大利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到德国去。德国与意大利不一样，日本听说中国有代表来德国，早就派人做了工作，所以蒋百里到德国没见到希特勒、戈林。

1938年9月，蒋百里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介石兼任）。同年11月4日，在迁校途中，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享年五十六岁。虽然将军身死不在沙场，但是他身后的荣耀却异乎寻常。章士钊、黄炎培、邵力子等名流宿彦纷纷送上挽联、挽诗。而几年之后，他更是被国民政府以国哀之礼风光大葬。纵观民国历史，能够得此殊荣者，唯蒋百里一人。

章士钊《挽百里》诗云：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

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黄炎培挽百里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蒋百里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但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论，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在章士钊的挽诗里，甚至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或许黄任之的挽联相对客观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蒋百里不一定是“军神”，但一定算是奇人。

蒋百里病逝后，抗战局势不断变化，但是蒋百里所预言的战况一一呈现，而中国的抗战之路也正沿着蒋百里的战略构想，逐次实施。蒋百里生前遗留的话也在振聋发聩：“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可惜的是，蒋百里自己却没能看到他所坚信的这一幕。抗战胜利后，在生前好友陈仪等协助下，蒋百里墓迁至杭州，葬于西湖之滨的凤凰山万松岭公墓。

蒋百里在不到六十年的生命里做了如此多的事，在军事、政治、外交、文学、艺术、传媒诸领域都有很高成就，还留下了一段爱情传奇。

著名文史家曹聚仁说，蒋百里本人正像达·芬奇，有多方面的光芒，应该算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他懂文，懂武；他是懂西洋的，也是懂中国的。他通晓拉丁文、日文、德文。他爱文学，他会写诗，多才艺，书法有晋唐气韵。他也会打枪、骑马……他属于文艺复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