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传奇女子蒋左梅_关于蒋英的故事

母亲，传奇女子蒋左梅_关于蒋英的故事

蒋英不仅有一位声名赫赫的父亲蒋百里，同样也有一位传奇的母亲——蒋左梅，一个有着中国名字的日本女人。

1913年6月18日早晨，时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在军校开枪自戕，幸而没有丧生。因为这次自杀事件，蒋百里意外地拥有了民国最著名、最传奇的一段跨国情缘。

蒋百里自杀的消息震惊全国，在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请求下，日本公使派出驻在北平公使馆的优秀医护人员连夜坐火车赶来保定。1913年6月19日，日本军医平户、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护士长佐藤屋登来到保定进行抢救手术。枪伤易治、心病难医。躺在病床上的蒋百里并没有为自己大难不死而庆幸，反倒一直面有郁色，心存死志。

医生平户和护士长佐藤屋登确认蒋身体已无大碍，但心理重创之下，仍有自杀念头，需精心护理和精神安慰。蒋百里与佐藤屋登自此得以单独相处。

佐藤屋登1890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然后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学习过五年。她长得亭亭玉立，娟美秀丽，且性情温柔，举止端庄，谈吐文雅，给蒋百里留下难忘的印象。(www.guayunfan.com)

蒋左梅近照

日本医生平户建议蒋百里长期静养，尤其需要精神安慰。恰在此时袁世凯传话说：必须留一人照料蒋百里。日本医生遂决定将佐藤屋登留下负责照料蒋百里。佐藤很清楚，这位年轻的军人虽然已经脱离险情，但需要长期休养，而且精神慰藉比药物治疗更为重要。于是，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之余，她也时常陪蒋百里聊天，说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报纸上的趣闻轶事。她除了照料蒋百里的日常生活外，还经常劝慰他不要轻生。她对蒋百里说道：要以国家为重，国家培养一个人才实属不易，死是轻松的，但只有活着才能报效国家。面对一直抑郁不振的蒋百里，她终于忍不住正色规劝：热血男儿，应有志气，天塌下来也要顶着，怎能轻生呢？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情不自禁之下，他对佐藤屋登袒露心声：“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谁来鼓励我呢？”蒋遂放弃自杀念头，同时在心里对佐藤产生了好感。

还有一次，佐藤小姐问他：“蒋校长，你的自戕是否受了日本剖腹殉职、引咎自杀的影响？其实为了办学经费问题，又何必为此轻生！”

百里听了，万分感慨地说：“我的心事，你们日本人怎能理解啊！中国屡受外国欺凌，丧权辱国，无以自救。为了救国图存，我自幼刻苦读书，此后去日本学习军事，去德国军队服役，去西欧考察，立志振兴中华，寻求治军救国之道。试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又怎能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呢？我最伤心的是，回国以后，得不到施展军事抱负的机会。我开始是在奉天训练新兵，本想把从国外学来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却遭到东北的旧式军队以及绿林部队的抵制和妒恨。他们欲置我于死地，使我不得不逃离东北。在去关内的火车上，又遭到张作霖及其随从的追捕，险些遭到毒手。这次在保定军校，又遭到各方面的非难，这怎不令我痛心疾首！如此下去，我的报国之志何时方能实现？”

佐藤女士听到蒋百里这一段激昂慷慨的肺腑之言，十分感动，对他的爱国热忱和凛然正气倍加敬佩，也对他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寄予无限同情，禁不住流下泪来。她扭过脸去，悄悄地将脸颊上的泪珠擦掉，劝慰道：“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中国不是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吗？”

蒋百里见她谈吐不凡，颇有见识，非一般妇女所能比，爱慕之心油然而生。在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彼此谈心，互为知己。

三周后，佐藤奉命回京，蒋百里感觉失去了精神支柱，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佐藤。伤初愈后，蒋百里辞去保定军校校长职务，后赴京休养。袁世凯给他挂了一个参议（军事顾问）的虚衔，只需养病，收入相当于二十五个私塾先生，足见其对蒋百里的重视。蒋百里对袁世凯丝毫没客气，除了拿钱，蒋还通过袁的关系，辗转向佐藤示爱。

蒋百里到京后，住在一家日本医院中，佐藤也在此工作。蒋百里对佐藤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求。他先是通过其主治医生对佐藤表达爱意。1913年10月，蒋百里的日籍主治医生对佐藤说道：“蒋百里委托总统，总统委托日本公使，公使委托我向你说明，蒋百里希望你能嫁给他。”日籍医生劝她不要嫁给蒋百里，她则表示，她未想过此问题。之后，佐藤决定离开医院。蒋百里又写信给佐藤，请求其不要离开医院。

等到蒋百里痊愈，佐藤屋登已回到了日本。其后，蒋多次写信给佐藤，他表示：我是因为你的安慰为你而活下来的，若你再不理我，我便要去死，要到日本去，死在你们家！蒋百里痴情至此，佐藤也非常痛苦——其实她早已爱上这位年轻优秀的中国军人，但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结成异国情缘，佐藤屋登的父母不会同意。

佐藤屋登写信告诉蒋百里：“日本女子嫁给中国男人本就有很多困难，而我得听从父母之命，因此难上加难。我已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看来此事无望，你就死了心吧！”

半个月后她接到蒋百里的回信：

“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面前。”随信他还附上一把匕首，信中说：“假使你不回来，那你可把那刀寄回来……”

佐藤拿出蒋百里写给她的信，她父亲看后终于同意她嫁给蒋百里。佐藤这个姓在日本也算是个大姓，毕竟当时中日差距巨大，并且门第思想在日本也是严重的。

蒋百里与蒋左梅的合影

按《蒋百里传》的说法，蒋百里的爱情萌发于佐藤的劝慰。佐藤讲的是很宏大的道理——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是属于国家的；你是国家培养的，要报效国家，死了怎么报效国家呢……蒋百里深以为然，对这个护士刮目相看。后来，他就追求她，追求了很久很久，终于如愿。

劝慰的细节虽然无法证伪，两人的恋爱一波三折，但听起来实在不像谈情说爱，而像岳母刺字。大多数资料中，都有佐藤回国后，蒋百里情书攻势一说。一个名震中外的军人，追求女人则以文动情，这种全才，显然不应属于庸常的当下。倒是两人的女儿蒋英的回忆听起来更有烟火气，蒋英认为，父亲看中的是母亲的美貌和贤淑。

蒋英晚年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护士后来就回去了。这个护士长得既漂亮又能干，父亲爱上了这个女子，可她回日本去了。父亲就给她写信，向她求婚，一封不够两封、三封、四封……写了很多美好的情书。他文章做得很好，想必他的情书写得也很好，最后打动了这个女孩子的心，让她决定到中国来。父亲派他的士官同学去接她，把她护送到中国天津。他们就在天津婚了。婚后，就到北京安家。”

1914年秋，在爱情的召唤下，佐藤屋登终于二次乘船来华，他们相逢后，立即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了婚礼。这一对相互爱慕的异国情侣终于结为伉俪。从此她再也没有返回日本。这位终身以抗日为己任的名将，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成为民国才子佳人之佳话。

对于这位深明大义又善体人意的夫人，蒋百里当然也十分喜爱。平生最爱梅花的蒋百里，给妻子改了一个中国名字——蒋左梅，他就亲切地称她为“左梅”。这个中国名字一经传开，人们从此便叫她左梅夫人了。

蒋百里后来又在家乡海宁硖石东山西麓购地十亩，种梅二百株，名为“梅园”，园中还建造了几间平房，作为他和左梅将来归隐终老之所。他把梅园托给他少年时一起读书的堂兄冠千照料。不料抗日战争爆发，硖石沦陷，日军把梅园用作马厩，梅树也被砍去，梅园从此荡然无存。

尽管蒋百里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他们婚后的生活却是美满幸福的。佐藤屋登热爱和体贴丈夫，因丈夫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善良贤惠的左梅与日本断绝了一切联系。蒋百里并没有因为日本妻子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左梅夫人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喜爱中国淳朴敦厚的风俗民情，也逐渐融入了中国生活。婚后她学讲汉语，不再说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地道的北京话交谈。她也不教五个女儿学日语，只教子女识汉字，她改穿中国服装，不穿日本服饰。女儿蒋英回忆说：“这个日本女子爱中国，爱我们这一家。她说中国话，穿的衣服都是中国衣服，你看不出来她是个外国人。”

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表示愤慨。她常说：“佐藤屋登这个日本女人已经死了，我是一个中国女子，叫蒋左梅。”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她和家人走上街头，与群众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蒋百里自奉清廉，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她自愿将自己的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典卖，买了一批绷带纱布和治外伤的药品，亲自送到前线，为中国抗日负伤的伤员治伤。

西安事变之后，蒋百里捐献出自己的轿车支援抗战，蒋左梅和中国女性一样不辞劳苦，她和女儿们也赶制衣服，参加救护中国伤员的工作，为中国伤兵治伤换药，支援抗战，抵抗日军，她说因为中国人民是正义的。

蒋百里有三位妻子，最爱左梅。1889年蒋百里还是个七岁的顽童时，就由父母包办定下了亲事。女方查品珍出自海宁袁花的名门查家。当时百里年幼无知，对婚事一点也不敢违抗。后来，在国外留学时，他曾向母亲杨太夫人表示，要与查品珍解除婚约，蒋母也觉得两人的文化程度相差悬殊，儿子又常年在外，恐怕不容易结成美满的婚姻，因此曾婉言向女方提出，不料却被女方拒绝。女方表示，誓与蒋百里结为百年之好，非蒋百里不嫁。据蒋百里的同窗好友张宗祥先生说，查品珍说如果要等三年她就等三年，如果要等十年她就等十年。1911年，蒋百里奉母亲严命，与查品珍成亲。婚后不久，因两人缺乏感情，他便匆匆离开家乡，北上任职去了。查夫人终生不育，侍奉老夫人一直到1939年去世。

查品珍也是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远房姑姑，关于她的史料基本没有，只有金庸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她。蒋百里这段由父母定下的亲事，就像鲁迅先生曾经的父母包办婚姻一样，给双方都造成了痛苦。

1923年春，左梅生下了第五个女儿，蒋百里母亲因为急于抱孙子，于是让蒋百里纳她的义女王若梅为妾，但是王若梅却始终没有生育。此后仍居海宁硖石。

蒋左梅因为没有生儿子，让老太太很不愉快，但是蒋百里对左梅对女儿却一直很好，甚至还因为母亲的态度而内疚。所以蒋英的儿子钱永刚就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杰出人物的超前思想。外公生了五个女儿，按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那还得了”。

蒋英晚年回忆起母亲时说：“她很苦恼：第一，蒋百里是军人，家里没有什么人可以陪她解闷，帮助她、理解她，她很寂寞。第二，她生了五个女儿，这对她来讲是压力，而且我们小的时候生活还不是很好。‘九一八’前后，我们都是中学生，一回家去，看见妈妈，就对妈妈不好。我们对妈妈很冷淡，跟妈妈保持距离。后来大了，我们懂得了她的痛苦。但是我父亲始终对她很好。”

蒋英晚年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从1931年1月到1932年12月，在父亲被蒋介石逮捕关到南京三元巷的军狱的两年里，还算受优待——给了两间土房子，家人可以来看他。母亲天天早上带着孩子去看父亲，晚上回来。与他相隔两间房的是邓演达，邓演达的家属不能进去，他有什么秘密的信，就托母亲给他带。

蒋百里跟邓演达有的时候晚上也说几句话，但是不久邓演达就不见了。蒋百里在监狱里，主要是写书法，他天天写字，有的时候跟孩子们玩，教孩子们打桥牌、下棋，七八岁的小孩不是对手，都教不会，但蒋百里并不寂寞，还有孩子陪他。

1938年8月，蒋百里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一再谦辞不成，乃同意以“代理”身份主持这个“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校长）”的最高军事学府。是年，陆军大学西迁，蒋百里主持校务，一路西行，边走边写抗日文章。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衰弱，生活都由妻子蒋左梅照料。

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后，左梅夫人在中日两国之间做出了抉择，她奔赴抗日前线，为战地战士做护理。英雄美人绝美故事落幕时，那些庸常的性命如尘埃泛起，只有在偶尔有光掠过的一刹那，才有点刺眼。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蒋百里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蒋百里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左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他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武断地认定蒋百里是被日本妻子蒋左梅用毒针杀害，只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左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蒋百里的女儿蒋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发电报坚决否认，澄清事实。

蒋左梅追随丈夫终生，跟从他抗日，早就自行断绝了与日本娘家亲人的一切来往。这件事给左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左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用汉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左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蒋百里死后，她忍受着因是日本女子而遭人白眼的炎凉世态，一直留在中国为蒋家守寡。抗战胜利后，1947年，左梅夫人在丈夫生前好友陈仪等人的协助下，将丈夫蒋百里的墓从广西迁到杭州，在起棺时众人发现蒋百里的尸身竟然不腐。蒋百里好友竺可桢抚棺痛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左梅雇船护柩从广西到杭州，将丈夫重新葬于西湖之滨的凤凰山万松岭公墓。1949年，后因万松岭征作他用，征得左梅夫人同意，由蒋百里的学生主持，将遗体起出，火化后迁葬于万松岭附近的南山公墓。

新中国成立后，左梅夫人一直跟着女儿蒋英和钱学森在北京安度晚年，至1978年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左梅夫人的骨灰盒，于1984年由蒋英护送到杭州，与蒋百里一起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左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