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软禁中相濡以沫_关于蒋英的故事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_关于蒋英的故事

经蒋英和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努力，钱学森被保释出狱。但他仍无人身自由，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地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1950年11月初，钱学森和蒋英的八大箱行李经过联邦调查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退还给钱学森。洛杉矶的报纸披露美国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经过几番审讯，1951年4月26日，帕萨迪纳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的案件经过审理，认定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必须驱逐出境。因此，帕萨迪纳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www.guayunfan.com)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移民局马上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于是，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着……

钱学森没有被“驱逐出境”，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盘旋。

蒋英和钱学森还发现，在他们住所附近常常有陌生人晃荡，那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勤人员在暗中监视他们。深夜，电话突然响起，蒋英或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显然，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钱学森家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钱学森发现，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

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钱学森和孩子们的安全，也不敢雇用保姆，生怕保姆被联邦调查局收买，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所学不致荒废，在家里仍然坚持声乐方面的练习而已。”

钱学森重回加州理工学院后，由于生活和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和蒋英过着平淡的生活。有时，他们会带着孩子去附近兜风，一起到菜市场买菜。蒋英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美国很开心的事：买菜，洗菜，切菜，切肉，我都弄好了，最后掌勺的是他。他爱做饭，爱做菜，我们在国外都吃中国饭。”对于妻子蒋英来说，这是丈夫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和谐的家庭氛围也给钱学森带来些许慰藉。

蒋英对早市上出售的鲜花最感兴趣。因为早市的鲜花与花店里的鲜花不同，不仅新鲜，而且多是野生的，非常便宜。蒋英像是一只蝴蝶，徘徊在那一簇簇散发着清香、带着露珠的鲜花丛中。经过挑选和讨价还价，带回一束她十分满意的鲜花。回到家后，她还要精心剪插，不一会儿，一盆五彩缤纷、芳香袭人的鲜花就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然后她制作早点，唤醒丈夫。

当钱学森从卧室里走出来，那诱人的花香，把他引向客厅。望着那生机盎然的鲜花，他那消瘦的脸上立刻露出惊喜。这时，他总要将心爱的妻子紧紧抱在怀里，长长地亲吻。尔后，他俯下身去仔细观赏，深深地吸一口鲜花的香气，嘴中连连赞叹着妻子的插花艺术。

当两个人坐在餐桌旁用早点时，蒋英从早市上买回的新鲜面包、果酱、奶酪以及鲜牛奶，又赢得丈夫的一片赞美。妻子的辛劳，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和温馨。

人在遭遇困境之后，才会更加理解和珍惜真情。挫折和不幸，使得钱学森夫妇更加相互体贴、相互爱护。

钱学森见妻子整天为家人操劳，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专业，心中十分不安。他总是劝勉妻子注意休息，注意抽出时间练琴或者练唱。为此，他主动抢着干些家务，吸尘、烧菜，甚至给孩子洗小衣服，尽量为妻子减轻家务负担。蒋英理解丈夫的心意，她总是把抢着干家务的丈夫推走，保证他的科研时间。至于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她已经不再多作考虑。蒋英纯洁无私地为心爱的丈夫献出了年华、热情和才智。

为了能随时回到祖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勤人员的监视与捣乱，钱学森一家租住房子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五年之中他们竟搬了五次家。郑哲敏院士回忆道：“后来就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不是太好的区域了，房子也没原来的大，这个环境比较差，条件就不太好了。”

而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钱学森就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一旦有机会，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罗佩林院士说：“临走的时候正好他的第二个孩子钱永真刚刚出世，给孩子用的尿布都在箱子里，五年以来都没开过箱，然后就带回中国来了。那时候恰好我的小儿子出世，他就送给我了。”

被软禁的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经常搬家。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蒋英与他相濡以沫，为他分忧解难，给了他巨大的勇气与力量，终于熬到了获准回国的一天。蒋英回忆说：“那几年，我们家里摆好了三只轻便的小箱子，随时准备搭飞机动身回国。”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

九十多岁的李佩教授说：“我记得蒋英跟我说，她说，手里头预备了三个手提箱，这个手提箱里头就是随身要换洗的衣服什么的，假定允许我们走了，可以提起包就走。”

钱学森一家日子过得很灰暗，但在这灰暗中，依然有爱与音乐相伴。钱学森果断辞去了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安下心来，埋头著述。被软禁期间，钱学森就在小小蜗居里除了发表一些关于航空理论的重要论文，更潜心完成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部专著。书写得很顺利，钱学森的心情也渐渐变得愉快起来。

钱学森在回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工作时，曾经这样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工们的注意力。”钱学森希望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明自己完全改行了，希望从此争取获准回归祖国。

对于钱学森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他不愿把时间荒废在不知道终点的漫长的等待之中，而是抓紧时间从事新学科的研究。花费了三年时间，钱学森把他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用英文写成四十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

1954年，署名“Tsien, H. S.”的《工程控制论》由美国McGraw Hill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奠基性的著作，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关注，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56年苏联出版俄文版，1957年民主德国出版德文版，1958年在中国出版，1960年在捷克出版。这部著作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57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第一届理事会推举钱学森为首届理事长。1980年，钱学森又与宋健等人共同完成了中文修订版。

不善表达爱意的钱学森在扉页醒目位置标注了“To tsiang yin”（“献给蒋英”）。蒋英说：“书上说，献给蒋英，所以这就是给我的报酬。”对于很少在妻子面前说甜言蜜语的钱学森来说，这句话在他内心的分量可想而知。即便时间过去了近四十年，1991年当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人民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依然记住了蒋英为他所付出的一切。他在致答谢辞中说：“我们结婚已经四十四年了。这四十四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幸福的。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五年间，一直是蒋英管家，她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不能忘。”

钱学森被迫滞留美国期间，不仅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控，还需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图为1950年11月洛杉矶移民局的一次听证会，左起为律师古柏、钱学森、记者以及移民局官员

在钱永刚教授的眼中，父母之间感情深厚。

钱永刚说：“他们夫妻之间，越是到了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越是见真情。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我父亲也受到了波及，而母亲坚决地站在父亲一边，体现了一个妻子的忠贞与勇气。当局怀疑我父亲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对他进行无理的调查。我父亲也由科学精英一下子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家里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个时候，我母亲坚信我父亲是清白的，她放下自己的事情，毫无怨言地在家里照顾孩子，心甘情愿在家做一个家庭妇女，操持家务，维持这个家。那个时候家中不敢雇保姆，害怕万一是当局派来暗中监控的会很麻烦。我觉得，这样的时刻正是考验夫妻感情的时候，有多少夫妻在遇到大风浪的时候都反目了，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而这个时候我母亲体现出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勇敢和魄力，她也是见过世面的，坚定而冷静，成为我父亲的坚强后盾。”

钱学森崭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不仅是一流的导弹专家，即便转向其他的研究领域，他依然是一流的科学家。在看到钱学森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他身旁的蒋英，他们是分不开的。蒋英非常有奉献精神，承担了许多家庭事务，却从来没有过怨言，着实很难得。在一些人看来，钱学森是这个家绝对的主角，殊不知，没有蒋英，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