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建议

关于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建议^[1]

政协委员张树华先生在一次会上批评我国现行的英语教学，称我们现在“过度重视”英语，“英语热”已经陷入“自我折磨、自娱自乐”的怪圈。张先生说得很好听。社会上也有许多批评和牢骚，有的说，搞艺术创作的也要学英语（或其他外语），不过分吗？有的说，做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字研究的也要考英语（或其他外语），不是发神经么？有的说，这跟应试教育体制相关，没办法。总归是议论纷纷了。

大家的批评是对的，我完全赞同。我们的外语教学实在是一塌糊涂，浪费学生们的美好青春年华。在一些核心城市里，从幼儿班就开始学外语（我女儿就是这样），你若读到博士，差不多要读20年左右的外语。读得怎么样呢？张树华先生也说了：“虽然我们花了这么大力气学英语，但还是学得不好，真正把英语学得好的顶端人才，尤其是还能熟知两国文化的外语人才仍然稀缺。”——这是事实，一个荒唐到了极点的事实！

我们真的需要学20年光景的外语（英语）吗？我以为根本用不着。我举个例子。我在大学里招收“德国哲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绝大部分考生学的是英语，但因为专业方向的要求，进校以后却必须学德语，这是没办法的事。我的学生只需要跟班选修一年德语，然后进入我的“哲学德语课”读原著，然后就可以赴德国进修或联合培养了，几年后回国，德语就很好了。如此看来，一个人智商正常的话，学习一门外语的时间应该在一年半至两年时间，而不是我们今天学生们的样子：花15至20年时间来学英语，竟然还没学好！

至于那些智商特高的人物，比如19世纪德国教育家、语言学家威廉姆•冯•洪堡，属于语言天才一族，那就不是一、二年学一门外语，而是几个月学一门。要不然，洪堡怎么可能学几十门外语？要是像现在中国人这样学外语，洪堡岂不是要学一千年？当然这是特例，不是我们这里要考虑的。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花了这么长时间学外语居然还学不好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学生们不知道——或者不是太知道——为何要学，学着有什么用（光知道学外语很重要是不够的）。如果不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学外语，怎么可能把它学好呢？

推广开来说，我们的公民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公民的实际需要来组织和开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要让公民有自己选择专业、甚至自主组织课程的自由。而且，公民的这种自由原则上应该是终身的，好比说，我现在高中毕业了，还不想上大学，但到35岁或者45岁时，或出于职业的需要、或出于爱好、或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我想上大学了，这时候，我就应该有权向一所或者多所大学提出学习的申请。但我们现在的高难度的高考制度却未能为我们公民们提供这个可能性前提，因为你让我35岁或者45岁的成年人去跟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去竞争，胜算差不多为零。这意思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滑稽之处在于，所有大学教授都考不上现在的大学！

就目前状况来看，高考制度好像一时还取消不了，暂时也还不能有根本性的改变，那我们就只好做些修修补补的改革了。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改法？这里只说大学外语教学，我们具体怎么改法？上引张树华先生已经提出了问题，本人在此不揣冒昧，提出以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建议取消大学各个层级的公共外语课（现在主要为英语课），只保留少量基础外语课程，供第二外语选修者选课（比如以德、法、日语等为第一外语者可以英语为第二外语）。

第二、建议在本科阶段，只开设《英语写作》、《英语听力》、《专业英语》三门课程，供学生们任选其中二门；此外开设第二外语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择。

第三、建议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只开设《英语写作》和《专业英语》两门，供学生们任选一门；此外开设第二外语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择。

第四、建议在博士研究生阶段，不再开设任何第一外语课程，只开设第二或第三外语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择。

有人马上会提问：由此缩减下来的原公共外语的教师怎么办呢？——那可是关系到成千上万公外教师的生计的呀！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问题，但我以为不难解决。一部分公外教师可转入相关语言和文学专业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本来就有一部分公外教师同时也是做专业研究的）；另外可根据教师本人的兴趣，分流到各个院系和专业从事专业外语教学；若还有多下来的，则由大学另行安排。

以上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也希望有兴趣的公民参与讨论，以便形成一个真正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别空谈，空谈误国。

【注释】

[1]2013年10月5日上午记于德累斯顿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