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国际化的外在动力

三、牛津大学国际化的外在动力

牛津大学的国际化发展与牛津大学的整体发展是相一致的。牛津大学的国际化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最后成为其醒目的特征，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应该说，大英帝国的建立曾为牛津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罗兹奖学金的设立更为牛津大学搭建了国际化的平台，两次世界大战又将牛津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就是牛津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外在动力。

（一）大英帝国的倡导与推动

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建立了以北美殖民地为中心的庞大的第一帝国。这表明，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殖民国家。随着工业化在英国开始起步，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优势很快确立。随着财富的增长、国力的增强，一个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走上了世界舞台。大英帝国的建立对牛津大学国际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度使得牛津大学成为“伟大帝国的大学”（Great Imperial University）^[27]。通过培养大英帝国所需的文职人员、招收所属殖民地的留学生以及派遣教师赴海外任教等，牛津大学使得自己成为帝国的一部分。1909年，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寇仁勋爵就希望，殖民地与牛津大学之间应该是一泓涓涓细流，相互哺育，传递的是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智慧。在他看来，牛津大学的使命是为大英帝国培养统治者和管理者、法官、教师、律师以及传教士。^[28]

《牛津公报》

1.大英帝国拓宽牛津人的视野

从1895年《牛津公报》的社论《我们现在都是帝国主义者》到1926年《牛津公报》的社论《大英帝国，一个值得骄傲但绝望的称谓》^[29]，不难看出，这既是牛津人对大英帝国态度转变的历程，也是大英帝国对牛津人的影响由强到弱的过程。

大英帝国的建立让牛津大学最感兴趣的是，它可以为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从1892年到1914年之间，牛津大学为印度文职机构培养的文官比英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1905年，埃及和苏丹文职机构开始从牛津大学招聘毕业生并在本国培养自己的文职人员。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任职和任教的牛津人也不在少数。由于当时牛津大学的宗教性质，实际上，在大英帝国各殖民地传教的牛津人比担任文职官员的牛津人要多得多。这样，到1895年时，牛津人逐步有了对帝国的亲近感和热爱帝国的情怀。

然而，在这一时期，牛津人对殖民地的态度还是带有某种讽刺的意味和事不关己的态度，对大英帝国的未来以及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等没有多少研究，有时甚至对大英帝国干预大学的内部事务反应是非常激烈的。牛津大学一直崇尚自己的学术传统和人文课程，例如，拉丁语和希腊语被认为是训练人的心智的最好内容和方法。而大英帝国所关注的是培养能在所属殖民地从事商业、林业和农业的科技人员，于是，有人提出在牛津大学开设商科等职业性的课程，但遭到大学的断然拒绝。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牛津大学校园多数是从战场上回来的退役士兵。他们对国王、国家和帝国的诉求已不抱什么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成为殖民地对英国离心的催化剂。一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开始全面瓦解。^[30]此时，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大英帝国。1920年，牛津大学解决了长时间困扰其的三个问题，即取消希腊语考试、招收女生以及接受国家的经费资助。其中，接受政府的经费资助是牛津大学最为重要的决定，但对于牛津大学与帝国的关系则是致命的打击。因为牛津大学提高了学费，就会使得那些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的学生很难再承受，所以，牛津人向殖民地输出牛津大学教育体制的设想也遭到质疑。1926年，英帝国大会（the Imperial Conference）的召开为英联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的大多数年轻教师和学生都认为，再谈论英帝国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话题。正如当时最具影响的英国历史学家布罗根（D.W.Brogan）在评价《剑桥大英帝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一书中所写的：“海外领地的历史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1]

2.大英帝国带动了牛津大学的学科发展

罗兹奖学金理事会第一任执行秘书、加拿大人乔治·帕金（George Parkin）曾敦促牛津大学承担起“伟大帝国的大学”的重任，由此可见，牛津大学在大英帝国中的作用和影响，其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为大英帝国培养和输出管理人才。

乔治·帕金

从东印度贸易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起始，牛津大学就与印度这个大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有了联系。1579年，牛津大学新学院的托马斯·斯蒂芬斯（Thomas Stephens）牧师是到达印度的第一位英国人，其目的是传教。1813年，为了首先在宗教上征服印度，英国国会授权东印度贸易公司招募传教士，在印度传播基督教。1932年，东印度贸易公司年资助1 000英镑在牛津大学设立了终身梵语讲座，以便“了解这种语言，使得英国人能够让印度人信奉基督教。这是英国大学所设置的第一个梵语讲座”^[32]。此后，牛津大学还为管辖殖民地印度的大英帝国机构——印度文职机构（Indian Civil Service，1858～1947）招募的文职人员开设了培训班，学习相关课程，其中包括东方学科。1883年，根据梵语教授莫尼尔·威廉（Monier William）的建议，印度学院（Indian Institute）奠基。莫尼尔·威廉还希望，该学院成为欧洲人研究印度以及印度人进一步了解欧洲的中心。虽然印度学院没有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印度学院给牛津大学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有关印度学的图书资料。

19世纪中期后，凭借大英帝国的强势以及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常在英国国内外召开会议的机遇，牛津大学的一些科学家遍访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国，加强了牛津大学与大英帝国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牛津大学的很多科学家是达尔文主义者，他们中有不少人走遍帝国的每个角落，考古中收集人类头盖骨，研究人类的发展历史。

与此同时，很多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科学家在牛津大学任教。1905年，加拿大人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被任命为牛津大学钦定医学教授，一直到1919年病逝。他的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激发了牛津大学的医学研究，使得牛津大学的医学学科得到长足发展。同样为牛津大学医学学科做出很大贡献的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教授休·凯恩斯（Hugh Cairns，1896～1952）。作为一名罗兹学者，他提出在牛津大学建立一所完整的医学院。最终，在纳菲尔德勋爵的资助下，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在凯恩斯的建议下，纳菲尔德勋爵还设立了研究奖学金，专门资助来自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医学研究生课程。1935年，来自澳大利亚的罗兹学者霍华德·弗洛里成为牛津大学的病理学教授。由于对青霉素的研究，他于194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随着纳菲尔德奖学金计划的实施，大批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学生源源不断来到新建的牛津大学医学院，为其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33]

牛津大学设置林学专业源于对印度林业发展需求的回应。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主管印度的机构建立了一所林学院，专门培养林业管理人员。该学院于1905年被移交给了牛津大学。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突然对木材的大量需求，英国政府建立了帝国林学研究所，以便培养高级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和推广林学知识。1938年，该研究所与牛津大学的林学院合并，正式成为牛津大学的林学系（Forestry Department）。从1958年到1968年期间，林学系共有学生468人，其中只有12%是英国人。^[34]该系毕业生多数都在政府部门工作。

麦金德

牛津大学的现代地理学，即当时的帝国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牛津大学地理学高级讲师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他是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也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地理学家。从1887年到1904年，他在牛津大学担任地理学高级讲师期间，建立了牛津大学地理学专业。这是英国大学开设的第一门地理学文凭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牛津大学于1932年设立了地理学荣誉学位以及地理学教授职位。到1937年时，地理学专业有100名学生在攻读学位，其毕业生大多进入殖民地管理机构工作。一时间，地理学成为牛津大学的热门专业。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与地理学属于同一个学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殖民地的行政官以及到各地传教的传教士都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着手收集当地的人类历史发展遗物，为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英国政府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对人类学教学的兴趣比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更大。到20世纪30年代，有关人类学对殖民地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一些殖民地总督专门任命其属下的文职官员来负责有关人类学研究的事务，而另一些殖民地总督则邀请大学的人类学家就一些特殊问题进行咨询。为此，牛津大学设立了人类学讲座，并成立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尽管与地理学和人类学相比，牛津大学对经济学的兴趣要小很多，但是，1913年，牛津大学设立了农业经济研究所。1925年，该所应殖民地部的请求为直辖殖民地的农业机构培养行政管理人员，然后这些人再到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帝国热带农业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Tropical Agriculture）深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牛津大学设立了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1946年，牛津大学又设立了殖民地经济事务教授职位。^[35]

（二）罗兹奖学金的设立与影响

塞西尔·约翰·罗兹

在牛津大学，没有一个人的纪念馆能比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的纪念馆多，可见他在牛津的影响力。罗兹是英国政治家、商人、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的殖民者。1870年，他移居南非，因在金伯利从事钻石开采业获得巨大财富。罗兹曾在牛津大学读过书，深深感到牛津大学的教育环境特别有助于培养、拓展学生的视野和促进个人的发展。1902年，塞西尔·罗兹去世。根据他生前的遗嘱，他用自己生前获得的财富设立了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并成立了罗兹基金会（The Rhodes Trust）代为管理。罗兹基金会的目的主要是：第一，资助那些具有崇高思想并愿意献身于公共事业的年轻有为的人，而最崇高的目标在于维护和巩固大英帝国的统治；第二，成立一个始终都会支持大英帝国事业的议会党派；第三，向非洲移民。非洲是大英帝国最危险的地方，只有稳妥地向该地区移民，特别是妇女，对于确保英国人在非洲的安全极为重要。一句话，设立奖学金在于培养大英帝国未来的世界领袖。^[36]因此，他的奖学金主要提供给大英帝国所辖的自治领地和直辖殖民地以及美国和德国。这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使牛津大学敞开胸怀，去接受更广泛的海外影响力和注意力。为了让牛津大学成为罗兹学者学习和生活的学术殿堂，罗兹基金会拨了大量经费来资助牛津大学的法学、医学和林业学科。1936年，该基金会拨款10万英镑资助大学从事社会学科的研究。

最初，罗兹基金会设立了52个奖学金名额。但在一百年的运作中，该基金会又陆续增加了40个奖学金名额。罗兹学者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百慕大、加拿大、加勒比海联邦、德国、中国香港、印度、牙买加、肯尼亚、新西兰、巴基斯坦、南非及其邻国（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和斯威士兰）、美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罗兹奖学金为研究生奖学金，因此申请人至少必须具备第一学位才有资格申请。年龄和住宿限制随国别有所不同。根据罗兹的标准，获得罗兹奖学金的候选人条件是学术能力、体育运动、个人品行以及公益意识。即使今天，罗兹基金会仍然坚持这些条件和标准。自罗兹基金会成立以来，有超过7 000人成为罗兹学者，迄今在世的还有4 000人之多。^[37]

罗兹奖学金的设立对牛津大学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对牛津大学国际化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据1953年的统计，在2 571名罗兹学者中，学者和教师人数最多，为746人；其次是律师488人；政府和国际机构人员204人；商业和银行业人员239人；政界人士60人。有23人成为牛津大学各学院的院士，其中9人来自澳大利亚，其中包括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霍华德·弗洛里^[38]。罗兹学者除了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及晋升到具有影响的地位外，罗兹奖学金还大大推动了英国的学生和学者赴美国访问的势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学者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人数已远超美国的罗兹学者人数。在这个意义上，罗兹奖学金计划有助于牛津大学与海外大学的学术交流，而这正是现代国际大学的重要特征。^[39]正如罗兹基金会成员艾默里（L.S.Amery）所指出的：罗兹学者的到来使得牛津大学“这个曾是一个国家的大学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特定阶级的大学，变成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学，而且是整个讲英语的世界的大学”。^[40]

罗兹奖学金的设立有力地促进了牛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尽管早在1895年，牛津大学就设立了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学位，但直到罗兹学者到来后，这些学位才焕发了活力。许多罗兹学者到牛津大学来的目的是攻读研究生课程，然而遗憾的是，牛津大学对研究生的指导非常松散且不认真，无法与学院的导师作用相提并论。而且，英联邦的学生以往都是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因此，正是由于罗兹学者在学术上的要求和压力，促使牛津大学于1917年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这对牛津大学而言至关重要，因为牛津大学开始认识到：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并授予与国外其他一流大学同等的学位，对于牛津大学的学术地位而言是不可或缺的。^[41]1930年后，约30%的美国罗兹学者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尽管英国国内对博士学位的需求增长很快，但将近一半博士学位获得者是留学生。

罗兹基金会还在牛津大学建立了罗兹会馆。其目的有三：一是建立一个图书馆，收藏有关大英帝国和美国历史和政治方面的书籍；二是作为罗兹奖学金理事会在牛津大学的总部；三是为罗兹和遗嘱执行人建立一个永久的纪念馆。罗兹会馆于1929年开馆。当时出版的《牛津公报》则希望牛津大学成为研究大英帝国统治和管理问题的中心。

早在1908年皇家殖民地研究所（Royal Colonial Institute）召开的为“牛津大学与大英帝国”的研讨会上，罗兹奖学金理事会第一任执行秘书乔治·帕金就指出：“牛津大学如果要成为一所伟大的帝国大学，那么它的学科领域和师资队伍就必须有所改变。例如，它的法学院必须提供由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学者讲授的法律课程，包括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罗马的或伊斯兰的法律；它的历史专业必须讲授大英帝国的历史，派人接受训练去整理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的历史文献；它的地理学院应该选派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去帝国各地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它应该不断提高东方和现代语言以便改进统治阶级的语言弱项；它应该建立一所管理学院，培养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管理人员，为大英帝国的统治服务。只有这样，牛津大学才能实现罗兹的理想，承担起一所伟大帝国大学的重任。”^[42]然而，自从1902年罗兹奖学金设立以来，英国的国力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逐渐衰落。因此，罗兹的部分理想自然难以实现，但是，罗兹基金会在扩大牛津大学以及英国文化的国际影响方面是功不可没的，是牛津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三）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契机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解体，牛津大学似乎失去了对外交流和内部改革的动力。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成了牛津大学“开放”和变革的驱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阿斯奎思报告》的出台，促使牛津大学向世界性大学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则对牛津大学在世界范围拓展学科领域、吸纳人才和学术交流方面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1.催生一批新学科

二战后，英国政府成立了跨部门的斯卡伯勒委员会（Scarbrough Committee），建议强化对东方、非洲、斯拉夫和东欧的研究，并拨款在几所大学设立相关的教学职位。牛津大学对这个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卢埃林·伍德沃德（Llewellyn Woodward）以牛津大学设立殖民地学科为例，曾建议设立以国际关系为主的研究生院，其模式基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苏联研究所，但他未能如愿以偿。后来，他设立了现代历史教授职位，这反映了牛津大学更加重视对欧洲的研究。

为了加强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牛津大学于1946年成立了法国学院（Maision Francaise）。该学院是一个由法国政府、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共同创立的文化中心，可以授予大学学位。1948年，该学院正式开始招生。^[43]其宗旨在于成为一个反映法国文化和生活的窗口以及一个体现英国与法国之间在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的象征。这种关系在二战后世界格局中显得更为重要，而加强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是维护和保持这一关系的方式之一。

二战后，为了扩大与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大学的学术交流，牛津大学决定建立一所新的学院，即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可以说，牛津大学20世纪所取得的许多最重要学术成果都是由该学院完成的。圣安东尼学院是由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一名富商安东宁·贝斯（Antonin Besse）捐赠建立的。贝斯最初的想法是通过该学院加强英国与法国的关系，建立一种类似罗兹奖学金的方式资助一定数量的法国学生来牛津大学留学。最后，在与牛津大学的协商后，圣安东尼学院招募了一批官方研究院士（official fellows），使学院成为研究苏联、东欧、非洲、中东和远东历史和政治的学术园地。20世纪60年代，为了促进英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英国政府决定在英国大学设立拉丁美洲研究课程，于是，圣安东尼学院又成为牛津大学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基地。近年来，该学院还成为研究日本的尼桑研究所的基地。因此，圣安东尼学院成为牛津大学研究当代世界问题的重要学术中心。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学院为牛津大学带来了众多的留学生，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学术环境。20世纪60年代初，该学院中70%的学生是留学生，而且主要来自非英联邦的国家和地区。^[44]在适应当代国际学术环境，特别是文科和社会学科领域方面，圣安东尼学院为牛津大学其他学院树立了榜样。

正是二战后来自海外研究生的快速增长，成为这一时期牛津大学最大的亮点。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牛津大学的海外学术交流，新的专业、学科领域以及学术交流的发展，而且使得牛津大学与欧洲以及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

弗雷德里克·林德曼

2.引进了一批世界级科学家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牛津大学的学科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一批来自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把英国特别是牛津大学作为他们避难的场所。例如，在德国纳粹统治的前两年，德国各大学里约有25%的科学家和20%的数学家遭到解雇。对于当时许多准备移居海外的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来说，英国是他们在移居其他地区（一般为美国）前的暂时避难处。英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于1933年成立了一个学术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该委员会得到了英国各大学教师和英国援助犹太人基金会的资助。1936年，该委员会更名为保护科学与知识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其宗旨是为那些避难的科学家在英国找到安身之处，资助他们在英国的科研工作并为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科学家提供帮助。^[45]截至1939年2月，英国已经为128位避难科学家找到了职位，其中有27位在牛津大学任教。^[46]

无疑，欧洲大陆避难科学家的到来为牛津大学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学术空气。很多避难的欧洲大陆科学家认为，牛津大学作为避难所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919年来到牛津大学担任实验哲学教授的弗雷德里克·林德曼。除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外，他与德国的同行一直保持着私人联系和学术交流。在希特勒上台后，一批德国的物理学家被迫离开德国时，林德曼发挥了桥梁作用，邀请他们来到牛津大学。正是在林德曼的努力下，一批顶尖的德国科学家陆续来到牛津大学工作，带来了他们的学科、学术知识和经验，使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实验室焕发了朝气。其所取得的自然科学成就，使得二战后的牛津大学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二战期间，牛津城成了从欧洲大陆避难来的教授和学者的吸铁石，牛津大学对他们展现出来的是热情的款待和鼎力的支持。应该说，这些科学家的到来，为英国储备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人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9dinger）等。

欧文·薛定谔

总之，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避难科学家的到来，加强了牛津大学在化学、动物学、生态学和遗传学等领域已有的优势，不仅为牛津大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提升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为牛津大学自然科学赢得世界声誉做出了重要贡献。^[47]

牛津大学发展成为一所享有盛誉的国际化大学，与其悠久的办学历史密不可分。历久弥新的文化与教育气息、独一无二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数计的时代精英，构成了拥有卓越学术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的牛津大学的基础。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不仅成为英国的精英人才，而且成为世界性的精英人才。牛津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对世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前大英帝国殖民地以及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古老的牛津大学有时保守，有时步履沉重，但它从来也没有离开世界顶级大学的舞台。对于牛津大学来说，其国际化发展除了体现在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开设国际化课程、招收留学生或者加入某个国际大学联盟外，归根到底是以国际水准的学科发展和一流科研成果为标志的。在某种意义上，国际化发展是牛津大学提高自己办学水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牛津大学成为国际知名高等学府，是与英国国家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大英帝国的建立为牛津大学走向世界提供了舞台，使之成为一所大英帝国的大学。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二战后的国际竞争，不仅使牛津大学得到了一批世界顶级科学人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其文理学科并重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又成为牛津大学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展示其实力的契机，也使得牛津大学确定了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因此，牛津大学成为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大学，滴水穿石，绝非一日之功，既需要随时间流逝在学术上的不断积累，更有机遇的垂青，而牛津大学总是能把握机遇，走在时代的前沿。

按照牛津人的说法，牛津大学在国际化方面并没有特定的方略，但牛津大学的整体学术战略和目标始终以“国际纬度”为衡量标准。在牛津大学2020年长远规划和五年战略文件中，牛津大学明确提出：“通过学生、教师、研究所和学者之间的合作，以及对全球意义的贡献，使牛津大学具备国际化。”^[48]在科研、教学、招生、管理、财务以及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牛津大学都设定了相关的国际水准和目标，制定了具体的国际化策略。其中，牛津人将提升和保持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准作为优先战略，因为学科水平越高，学术研究成果越多，其国际影响力就会越大，也就越能吸引世界级的知名学者和全球的优秀学生，从而将进一步提高牛津大学的国际地位。

【注释】

[1]英国教育史学家约翰·达尔文在《牛津大学插图史》（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一书中将牛津大学称之为“一所国际化大学”（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而《牛津大学史》（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第8卷中将牛津大学称之为“一所世界性大学”（a world university）。在将这两章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在约翰·达尔文看来，“国际化”和“世界性”两个词并没有多大区别，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是“国际化”或“世界性”大学的标准是，其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是否达到世界一流，其教师和学生是否是世界一流的，这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概念是有区别的。我国学者黄福涛指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全球化”的主要外因是经济因素。（黄福涛.“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与比较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本书中也使用了“国际化”，这是因为在牛津大学看来，牛津大学的“国际化”策略（go international）主要是保持和巩固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2]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07.

[3]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OL］.［2010-2-4］

[4]Hilde De Ridder-Symoens.A History of University in Europe，Vol.I［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280-281.

[5]http://www.ox.ac.uk/about_the_university/introducing_oxford/a_brief_history_of_the_university/index.html［OL］.［2009-03-30］

[6]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5.

[7]Hilde De Ridder-Symoens.A History of University in Europe，Vol.I［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296-297.

[8]Hilde De Ridder-Symoens.A History of University in Europe，Vol.I［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286-287.

[9]Hilde De Ridder-Symoens.A History of University in Europe，Vol.II［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417-418.

[10]Christopher Hobhouse.Oxford as It Was and as It Is Today［M］.London：B.T.Batsford LTD.，1939：21.

[11]Hilde De Ridder-Symoens.A History of University in Europe，Vol.II［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431.

[12]齐世荣.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151.

[13]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228.

[14]陈学飞.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的大趋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31.

[15]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43.

[16]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07-608.

[17]Jack Morrell.Science at Oxford 1914-1939：Transforming an Arts Universit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3.

[18]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08.

[19]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22.

[20]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61.

[21]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60-361.

[22]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61.

[23]http://www.ox.ac.uk/about_the_university/facts_and_figures/index.html＃aoxford_international［OL］.

[24]http://www.ox.ac.uk/about_this_site.html［OL］.［2010-2-11］

[25]http://www.ox.ac.uk/admissions/undergraduate_courses/courses/index.html［OL］.［2009-7-15］

[26]http://www.ox.ac.uk/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collaboration/index.html［OL］.［2009-07-15］

[27]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01.

[28]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80.

[29]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9.

[30]齐世荣.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277—278.

[31]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22.

[32]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03.

[33]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32.

[34]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37.

[35]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54-158.

[36]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70.

[37]http://www.rhodeshouse.ox.ac.uk/history.htm［OL］.［2009-07-02］

[38]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66.

[39]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19.

[40]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67.

[41]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50.

[42]Richard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179.

[43]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23.

[44]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25.

[45]Jack Morrell.Science at Oxford 1914-1939：Transforming an Arts Universit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369-370.

[46]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173.

[47]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622.

[48]［英］威廉姆·D·麦克米伦.21世纪大学的学术战略：牛津大学案例［G］//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