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和动机

一连串的侵略是由多方面的压力造成的。欧洲人已不能在欧洲继续维持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除非将世界其余地区纳入他们的轨道。但是在欧洲有各种不同的需要，也驱使人们深入遥远而又野蛮的地方。天主教和新教团体派出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到更为偏远和荒凉的地区去，他们有时与当地人发生纠纷，有的甚至被杀害。本国公众舆论通过海底电缆很快就会知道这种消息，有时或许会要求采取政治行动去镇压这种行为。与此相似的是，科学家要求为了他们的观察和发现进行了远征性的科学考察。旅行在当时已经变得如此方便，有钱人去旅游的更多了，他们去猎取老虎和大象，或者只是去看看风景。所有欧洲人在他们可能选择去的任何地方，都应该享有欧洲政府为在海外帝国旅行或生活的西方人提供的人身安全和法律保障，在 19 世纪末期，这仿佛成了唯一合情合理的事情。

原材料在经济方面，欧洲人在生活上需要的许多东西，只有热带地区能够供应。现在，就连工人阶级也都每天喝茶和咖啡。美国内战以后，欧洲的棉花来源日益依靠非洲和东方。橡胶和石油成了需求量很大的主要商品。黄麻仅产于印度，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被用来造粗麻布、细绳、地毯和数以百万计的商业用麻袋。高大挺拔、气派十足的椰子树有数不清的普通用场：有的部分可以吃，有的可以制造袋子、刷子、缆索、绳子、船帆和门帘，有的用来制成椰肉干和椰油，椰油又可以用来制蜡烛、肥皂、人造黄油和许许多多其他产品。因此，在荷属印度尼西亚对椰子进行了密集栽培。

新重商主义工业国家也在想方设法为它们的产品寻找出路，帝国主义分子支持帝国主义的借口之一，就是急需寻找新的市场。大约 1870 年之后，德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意味着它们在国际贸易上相互竞争，以及同英国竞争。1873 年后物价水平的缓慢下降，说明一个商号不得不售出更多的商品以换回同样数目的钱。竞争更加激烈了。先进国家提高关税，限制他国产品进口。这一切都表明，每个工业国家必须开发依附于自己的殖民地区，一片有相当数目的“保护性市场”的地区。“保护性市场”是英国的说法，是指在这个市场里面，宗主国将供应工业制成品以换回原料。这种想法便是创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巨大贸易单位，它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各种类型的资源，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关税防止外来竞争，它为自己所有的成员国提供一个有保障的市场，使宗主国富裕繁荣。帝国主义的这个阶段，通常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因为它实质上恢复了 16 至 18 世纪之间的重商主义或者说国家经济体系。

利润动机纯粹的金融考虑，也塑造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征。19 世纪末叶，把资金投入“落后”国家，可以比投入文明国家收回更高的利率。这里有很多缘由，其中有非欧洲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有欧洲人对非欧洲产品大量的不能满足的需求，以及在这些欧洲法律和秩序的概念尚未普遍传布的半开化地区进行投资蒙受损失的风险较大等等。到 1900 年，西欧和美国东北部已经有了它们的基本工业设施，并建立了铁路网和第一批工厂企业。这些国家的投资机会变得稳定了。同时，它们自己积累的资本也正在找寻出路。19 世纪中叶，大部分输出资本为英国所拥有，到 19 世纪末叶，法国、德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等国的投资者增加了在国外的投资和贷款。1850 年，大多数输出资本用于建设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或阿根廷这些白人世界，到 1900 年，投向未开发地区的输出资本多起来了。这种资本往往属于私人小存户或者大银行联合体。这些投资者宁愿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即在他们的铁路、矿场、种植园、政府贷款或其他投资所在之处实行“文明的”政治管理。由此可见，利润动机或为“剩余”资本找出路的欲望，促进了帝国主义的发展。

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让欧洲旅行者有了新的地方可以参观，新形式的“异域”探险在帝国政治体系的社会与法律各阶层中风行起来。这里描绘的英国妇女正要去亚洲的森林中野餐，她们有仆人和护卫相陪。仆人携带食物，照料马匹，护卫带着大英帝国全盛时期象征的尖顶头盔。（Getty Images）

社会批评家这种分析，在一些评论家的书里提出过，如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他在 1903 年写有一本颇有影响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书，以及不久后列宁写于 1916 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们把帝国主义主要归咎于剩余资本的积累，并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对它加以指责。霍布森特别指出，国内经济的某种改变将消除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因：倘若将较多的国家收益以工资形式交与工人，而将其中小部分以利息和股息的方式给予资本家；或者，如果向有钱人课取更重的税，而将税款用于社会福利，就不会有剩余资本，更不会有真正的帝国主义。假如这样做，工人阶级必定会有较大的购买力，那么没完没了地到国外去寻找新市场的需求也就会减少到较低程度。但这些关于帝国主义“剩余资本”的说明，并未完全使人信服。那些投资者和出口商起了促进帝国主义发展的作用固然无可非议，但帝国主义实质上产生于资本家对国外投资的压力这一说法就大大值得怀疑了。或许更根本的是欧洲对进口的需求，因为只有依靠极其大量的进口，欧洲才能维持它稠密的人口、复杂的工业和高生活水平。对这些进口货——从殖民地弄来的棉花、可可、咖啡、铜和干椰肉——的需求，使得对殖民地的投资在金融上很有利。而且，非欧洲人他们自己常常要求资本，也并不在乎欧洲贷款人要求的高利率。在 1890 年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某个国王或者苏丹想为自己建造一座新宫殿，但是非欧洲人对西方资本的需要却是最基本的，在往后的时代，这种需要也不会衰退。最后，一些国家的帝国主义，特别是俄国和意大利，它们本身只拥有很少的资本和少数现代类型的资本家，是不可能合乎情理地归因于追求赚钱的国外投资造成的压力的。

无论如何，对英国来讲资本的刺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到 1914 年，英国人已经把他们全部财富的四分之一（二百亿美元）投资于大不列颠之外。其中有一半左右或者说一百亿美元，投资在英属殖民地内。法国在殖民地世界的投资，一般说来包括埃及、苏伊士、南非和亚洲以及法属殖民地在内，总共占法国国外投资总额的大约五分之一，但法属殖民地只占十分之一。1914 年，德国国外投资只有极少一部分用于德属殖民地，其价值简直微不足道。但它将五分之一的国外投资投入到非洲、亚洲和奥斯曼帝国。这些数目已足以让欧洲各国政府感到压力，促使它们去维护在非洲、土耳其或中国的政治影响。

在俄国的外国经济利益此外，法国投资者（包括小资产阶级，甚至富裕农民）在 1914 年与沙俄帝国有了重大利害关系。俄国虽然是毗邻的巴尔干国家和亚洲国家关注的一支可怕力量，但它在西欧心目中差不多只等于半殖民地。到 1917 年沙皇政权倒台之前，它与奥斯曼苏丹政权或清政府一样全靠外国贷款度日，其中主要是法国的贷款。到 1914 年法国已经借了不止二十亿美元给俄国，超过它全部殖民地贷款的总和。就这笔巨大开支的推动力来说，政治因素至少跟经济因素同样重要。法国政府经常敦促法国银行购买俄国公债，目的决非纯粹为银行家和存户牟取利润，主要还是为了建立和保持一个反对德国的军事同盟。

约瑟夫·张伯伦帝国主义扩张的整个过程，政治与经济是并行不悖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安全，与私有财产积累是同样重要的目的。在很多方面对工人阶级的经济保障与福利日益增长的关心也同样是重要的。英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 年）的思想，说明了这些动机是如何进入帝国主义的思想里去的。

这位张伯伦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份里担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起初，作为一个伯明翰的制造商，他是这样类型的人：如果是在三十年前，那他一定是一个自由贸易商和自由竞争拥护者。现在他抛弃了过去时代那种政府对私营工商企业的自由放任主义，进而相信社会应该并且能够更好地照料其成员，尤其是英国的社会（即帝国）必能增进英国人的福利。作为伯明翰市市长，他提出一种市政社会主义，如公用事业的公有权就是其中内容之一。1895 年至 1903 年任殖民地大臣期间，他鼓吹在一个国际竞争逐步升级的时代里，“一个巨大而自给自足和自卫的帝国”是合乎英国需要的——那是一个靠英国资本开发的遍布世界的英国贸易区，它将提供可靠的原料和食品来源、出口市场，以及稳定的利润、工资和就业水平。

张伯伦不无担忧地看到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联邦走向独立的趋势。他赞成让这些自治领取得完全自治，但是他希望它们一旦获得实质上的独立，就应重新编织它们相互之间的以及和大不列颠之间的联系纽带。他的观点是：英国和它的自治领应该共享它们的资源，不仅是为了军事防御，也是为了经济兴盛。然而这些自治领为了建立本身的制造业和对付英国制品，早已开始征收关税。对英国出口商品持偏袒态度的张伯伦，强烈要求自治领对英国货只收取比从外国进口的同类产品低的关税。作为回报，他甚至建议英国也采取一种保护性关税政策，以便用较低的税率来优待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货物。他计划用经济契约来约束帝国内的各成员国，使之成为某种关税联盟，也就是某种“帝国特惠制”。因为英国主要从自治领进口肉类和谷物，张伯伦还被迫提出一项关税税则——“征收人民的食物税”，从而抛弃了英国经济曾依赖半个世纪之久的自由贸易原则这只方舟。这些建议被拒绝了，张伯伦直到 1914 年去世都未能实现其目标。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英帝国（即英联邦），却几乎是紧紧地遵循着他所提出的方案行事的。

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欧洲工人阶级在经济福利和保障方面得到的改善是否有赖于帝国主义，这个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不休。然而，西欧的劳动人民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好处却是很有可能的。在这种信念上，社会上保守的帝国主义者与极左派思想家不谋而合。马克思本人以及其后的列宁，都认为欧洲工人由于殖民地廉价货物的涌入而获得了较高的实际工资。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幸的，因为它使欧洲工人在帝国主义的事业中获得既得利益，使欧洲无产阶级成为“机会主义的”（即不革命的），同时阻碍了一个真正的包括世界各民族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形成。

那时候不时还可以听到另一种帝国主义论点，认为欧洲国家必须获得殖民地，以便让剩余人口移居那里而不至于完全离弃其出生地。看来很叫人遗憾，比如，许多的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移居到美国，就脱离了自己的祖国。这个论点纯粹是似是而非。实际上欧洲家庭大多数不愿意移居到在 1870 年后欧洲国家占领的任何殖民地上去；到 1914 年为止虽然仍有数百万人离开欧洲，但他们始终朝向美洲国家，因为那里的环境绝非那些欧洲殖民地所能比得上。

外交与帝国主义欧洲国家制度的竞争性引出另一些几乎是纯然的政治因素。欧洲国家为保卫自身的安全不得不相互争斗。它们也被迫在相互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不论在海外世界还是在欧洲都一样。因此，像对非洲的争夺，某个政府常常匆忙地吞并一个区域，只是为了担心别人会抢先这样做。再说，殖民地在国家的象征和威望方面，还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价值，即拥有殖民地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一般标准，是已经成为一个列强的表征。英国和法国占有殖民地已达数个世纪之久。因此，那些在 19 世纪 60 年代形成的新列强——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在某种意义上的美国——也必须像它们那样去占有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