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针对性以目标受众和节目定位为前提

第二节　双语针对性

当施拉姆的“魔弹论”在“传”与“受”的理论天平上，向“以受众为中心”的理论倾斜的时候，中国播音学权威张颂教授的播音创作理论从传播主体出发，在“理解内容——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的创作道路上为双语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

双语播音主持艺术创作必须同样遵循这样的创作道路。“及于受众”是最后一环，受众不接受就没有达到传播目的。双语播音主持艺术创作要同样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包括受众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理解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外受众在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理解上的差异，这些影响着他们对传播的接受程度。

因此，在双语播音主持艺术创作中，双语转换是有针对性和方向性的转换。

双语针对性是指双语播音主持创作主体无论来自什么文化背景，双语转换都必须针对受众的文化背景进行，即对风俗、流行语、典故和传说等等，从英语转换成汉语，考虑中国受众的文化背景；从汉语转换成英语，考虑外国受众的文化背景。总之，节目内容确定了“说什么”，“怎么说”的话语权就交给了创作主体，这时我们不能只按照自己民族文化的模式来运用双语。

一、在熟知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受众的文化背景有一个全景式印象，并能对双语转换的时机和方向作出准确及时的预测

在笔者一次双语节目主持中，当说到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植树造林时，一位外国嘉宾表情愕然：“真的吗？一个傻老头？”他的反应提醒了我，想到收音机前有许多外国听众也许同样不明白，于是我马上转换成英语，补充了一段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愚公移山的传说。外国嘉宾此刻顿时明白了，并很佩服地称赞道：“愚公是一个伟大的傻老头！中国人了不起！”我想这样的双语转换，就是有针对性的，既传播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使外国受众容易接受，同时也让中国受众重温一遍“愚公移山”的英文传说，在已知的故事中轻松地接受了一次英语学习。

相反的例子同样说明双语在传受中具有针对性。在笔者的另一次双语节目主持中，外方主持人滔滔不绝地谈论艾尔维斯·普莱斯利、假日客栈等，这些都是美国人所熟知的，但是，这些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也许较为陌生。针对这种情况，我立即把英语转换成汉语：“猫王”大家都熟悉吧？艾尔维斯·普莱斯利就是“猫王”，美国五六十年代摇滚歌星，他演唱的《伤心旅店》（Heartbreak Hotel）、《温柔的爱》（Love Me Tender）家喻户晓；假日客栈是遍布美国的连锁旅馆……这样的双语转换，不仅让中国听众较为透彻地了解美国社会文化，而且还使美国听众在他们熟悉的话题中接受汉语，并感到汉语并不晦涩难懂。

二、双语针对性以目标受众和节目定位为前提

谈话以人为本，所谓看什么人说什么话，双语转换最终针对的还是人。以《对话》为例，它是中央电视台播出时间最长的一个严肃节目，时长60分钟，说英语的外国嘉宾几乎成了《对话》节目的常客：在全球股市巨头思科公司欲斥资100亿美元控股斯坦福大学之际，思科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先生在《对话》演播室畅谈高处不胜寒；当全球油价大幅上涨，中国成品油市场硝烟四起之时，石油巨子BP阿莫科总裁布朗爵士走进《对话》讲述如何将一个英国老牌企业变成世界石油巨人 ；当摩托罗拉公司作出在中国增资19亿美元的重大决定之后，董事长高尔文先生与《对话》观众一起回顾如何走出困境；还有美国在线—时代华纳CEO杰拉德莱文，刚刚接替韦尔奇，新任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伊梅尔特……在《对话》节目中有国外重量级人物，传奇经历，国际话题，双语建构。

《对话》抓的是大话题，大人物；能把双语运用得如此洒脱，了无语言沟通障碍；能在封闭的演播室里让中外嘉宾、中外观众高谈阔论，格调严肃、高雅却不失轻松、幽默；能在一年之内收视率整整上翻四倍，一举打破电视文化曲高和寡的铁律……这些奇迹的创造不得不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节目成功的定位。据说，《对话》在讨论目标受众的定位时有一句《哈姆雷特》台词式的问话：要“绝对的多数还是重要的少数”？《对话》最终选择的是后者，决定走精英路线，目标定位是中国的那些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

首先，《对话》很重视现场观众的挑选，因为所邀请的现场观众就代表目标收视群体。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神清气爽，站起来提问的大都用流利的英语表达思想。《对话》曾启用过两位双语主持人，一个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张蔚；另一个是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沈冰。面对与目标观众群相对应的高质量的现场观众，主持人很清楚中国的目标观众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渴望了解更多先进思想与深刻启发，开阔企业管理和竞争视野。

因此，在主持人眼里，观众不再是摆设、陪衬、鼓掌的机器，主持人通过组织中外现场嘉宾、观众的交流，达到与更广泛的社会精英群体的交流；在和外国嘉宾对话的同时，带着中国观众的需求和思考，双语随机应变，或英语或汉语，直接对话，充满交锋，直逼这些热点新闻人物的真实思想，分析经济现象发生的背景，折射经济社会的最新动向和理念，使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于是，《对话》的前沿性、国际性和思想性凸显出来，犹如一阵阵强劲的“头脑风暴”。一些观众说，每次看完节目都有一种被充电和洗脑的充实感。国内一大批社会精英人士最终被它吸引，成为它的忠实观众。主持人不针对节目与观众的定位，节目特色就不鲜明；不针对目标观众的期待和愿望，传播将无的放矢。

我们要清楚哪些是嘉宾或目标受众共知的，哪些不是他们共知的，哪些对他们具有亲近共性，哪些对他们不具亲近共性，或者对某一方会产生刺激等等。由于观众总是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双语播音主持创作的针对性有时取决于如何把握好“文化的同和异”。

《端午节忆屈原》，是笔者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听到的一个对外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介绍中进行了双语转换之后接着解释道：“流放，对于那些爱国人士来说，可能是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创作环境。一百年前有一位埃及的伟大诗人哈藏德·萨米·巴鲁迪，你们是知道的，他曾被流放到斯里兰卡长达17年，因此他写出了一生中最多也是最优秀的诗篇。而中国的这位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也是在被楚王流放后，写出了他一生中数量最多、最富于感染力的不朽诗篇，其中就有现在介绍的《离骚》……”

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给我们的启发是：先从社会文化背景上找到传受的“认同”点，然后再去讲述感知中的“差异性”，从而有针对性地达到传播目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双语播音主持是跨文化的有声语言创作。双语针对性，反映了播音创作主体有的放矢，拓展语言空间的一种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