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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德塞尔托和接收问题

时间:2022-10-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米歇尔·德塞尔托和接收问题关于公众在阅读、聆听和观看表演时所做的诠释,米歇尔·德塞尔托在一部作品中概括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给出了最精彩的表述。70年代,德塞尔托使大众问题和预设的媒体效果问题不再突出,他指出了精英判断占主导时的两大特征:悲惨主义和民粹主义。米歇尔·德塞尔托的“权且利用”上述接收理论组合了四个层面的意思。

米歇尔·德塞尔托和接收问题

关于公众在阅读、聆听和观看表演时所做的诠释,米歇尔·德塞尔托在一部作品中概括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给出了最精彩的表述。德塞尔托在大学生涯特立独行,对主导法国的批判思潮一直清醒对待(关于其思想历程及与社会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请参阅他的著述)。他是耶稣会会士,痴迷于古典神秘主义(16~ 18世纪),后来重点研究被主导秩序排挤的宗教人群(苦行者、隐修者、巫师),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视角,质疑精英写作的种族中心主义。要了解这些人群,通常只能凭借权威司法机构的报告、教会文献或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而这些东西与人群本身的话语距离遥远。历史学家要重新组合这些人群的话语,同时也要考虑到距离,并且认识到历史学家本人的叙述一样是用暴力强加于这些文化。后来,德塞尔托的关注点渐渐转到18世纪和19世纪,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后来是流行作品的读者,最后是当代的文化实践,尤其是与大众传媒有关的文化实践。70年代,德塞尔托使大众问题和预设的媒体效果问题不再突出,他指出了精英判断占主导时的两大特征:悲惨主义和民粹主义。他的说法结合了维特根斯坦的实用主义、艾柯的符号学、霍加特的工人人类学(见下章)和年鉴学派的思想,他发现了同一时期其他学者实施的行动[埃尔维·戈夫曼(Erving Goffman)、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或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暗喻赋予实践或他所说的“权且利用的艺术”以实质内容。

在《日常生活的发明》(L’Invention du quotidien,1980)第一卷《阅读是一种偷猎行为》中,德塞尔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指出了意义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把话说出来,把字写出来,把产品放到市场上让人看的人,对消费者(游戏的读者或专业的学者)有一种权力,他们有权力强加意义并强加承载和传递意义的形式。但是,这个关系始终是对立的,没有任何一方会轻易获胜。随着历史的发展,世俗化和休闲娱乐渐渐从国家权力中分化出来,被统治者的自主权不断增强。意义生产者就仿佛土地(文本)的拥有者,控制着对土地的进入和使用。消费者(接收者这个表述后来才渐渐常见,德塞尔托并没有使用)仿佛偷猎者,不平等地窃取产品、构建自己的日常生活:从文本中挑选元素,用自己的方式阅读,并联想到与该文本不相干的其他元素。文本的拥有者制定战略,采取行动,控制自己的空间,给被统治者设置陷阱——这一切必须在土地上,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偷猎者也有自己的战术,时而顽强抵抗,时而游击动作(偶尔暴动成功)。用关于挪用(approriation)的理论就可以理解,被统治者的阅读和预设了文字意义的参考型阅读(作者、工业和学校强加的阅读)并不是不可适应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那一堆东西组成自己的社会文化,有的还会加以复制。“读者生产了一个个小花园,每个花园就是一个缩微、拼贴的世界……巴特在斯汤达的文本里读出了普鲁斯特;电视观众从新闻报道里看到的是自己童年时候的风景。”读者也是游牧民,从这片土地游荡到另一片土地,他们没在阅读或者并不只在阅读眼前的文字。他们可能有偏好,但是不能用选择来定义读者,关于文化实践的统计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70年代以后法国文化部举行的大规模调查大多受到德塞尔托思想的启发)。读者的游牧状态,即“不在现场的鲁莽者”(impertinente absence),也因社会阶层而异——有素养阶层表现得更接近于自由选择和兼收并蓄,而大众阶层则表现为“权且利用”,但是也一样富有意义。

米歇尔·德塞尔托的“权且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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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接收理论组合了四个层面的意思。弱者也可以像其他行动方一样,巧妙行事,就像会跳绳的人跳的时候不假思索(康德所说的“行动的艺术”就是这个意思):战术也是基本能力,是普遍存在的。以电视新闻和黄金时段之间的广告时段为例,这段时间被电视台和广告商控制了,电视观众无法进入生产的战略,不可能改变其内容,但他们可以实施临时应变战术:搜台截取、乘机收拾桌子、聊天、进入某些广告以逃避之(讽刺、遗忘、部分参与)。这是第一层。

能力的表达因公众的社会和身份标准不同而不同。年长者不像年轻人那么爱搜台截取,他们更喜欢跟随线性的叙述,但是,他们同时也不像年轻人那么注意广告,而年轻人对审美因素和某些镜头的模仿更感兴趣。这些差别就是社会品位、性别差异、不同辈人和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别,这是第二层。

政治和战争学的层面看,谈论偷猎的战术,实际上就是谈论被统治者对权力的抵抗。在电视权力和市场传递的意识形态面前,观众的选择相当于微观层面的自由,这是第三层意思。

最后一个方面(第四层),它彻底摒弃了决定论的社会学。个人或部分公众面对某种内容(以广告为例),可能作出哪些行为,学者根本无法完整预测。德塞尔托提到了数学意义上的混乱现象的说法,他认为,如此复杂、充满变数的行为不可能简化成若干公式。行动方永远在面对着影响其轨道的他者。“结构上一切都是相似的,但是任何一个细节的降临都会打破平衡,改变运行。”实际上,最日常的行动也包含着微型的乌托邦目标,也包含着神秘。通俗地讲,个体可以躲避、体验、学习和发现,此后几十年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行动者的直觉(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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