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蒙德的熏陶

一、阿尔蒙德的熏陶

作为比较政治学领域政治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人物，同时又是白鲁恂的博士导师，可以说，阿尔蒙德对白鲁恂的学术研究取向具有决定性的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阿尔蒙德1911年1月12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犹太家庭，接受过圣经研究的训练。阿尔蒙德曾说其犹太背景使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生活成为一种“文化体验”^[106]。从1928—193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整整学习、生活了十年，直到博士毕业。本科阶段参与梅里亚姆“公民训练”研究项目。1933年起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拉斯韦尔、梅里亚姆、戈尔等，在学习政治学的同时还接受了政治社会学和心理学训练，比如他修习了拉斯韦尔开设的“政治行为的非理性因素”课程，并运用心理学理论和实证调查资料与拉斯韦尔合作撰写《社会救济对象的攻击性行为》^[107](Aggressive Behavior by Clients Toward Public Relief Administrators：A Configurative Analysis)。193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纽约市的财阀统治与政治》，主要讨论经济界精英与政治的关系。其中一章“对财富的政治态度”主要依据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写成。1939—1941年间，任教于纽约市立布鲁克林大学(Brooklyn College)，教授“美国政府”课程。这三年的教学经历是阿尔蒙德一直致力于在制度研究与行为研究间寻求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参战。两个月后，阿尔蒙德受雇于美国“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即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的前身)，作为“情报局敌军部”的负责人，收集关于德国、意大利和欧洲被占区的情报。1945年，转往“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个调查团的任务是确认对德国实施战略性轰炸后德国人的态度与行为。阿尔蒙德在战争信息办公室和调查团所从事的工作对他后来的地区和比较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1945年秋，阿尔蒙德重返学院生活，回到布鲁克林大学。1947年，加入耶鲁大学国际研究院。1950年出版《美国人及其外交政策》，这是一部“第一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美国外交政策”^[108]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拉斯韦尔在心理学视野下考察政治行为的风格。1951年，阿尔蒙德和国际研究院的一些领导人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建立了国际研究中心。阿尔蒙德在普林斯顿所作的第一项研究为《共产主义吸引力》(1954年)，研究“人们为什么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之后又离开它”^[109]。《共产主义吸引力》通过深度访谈和意识形态分析考察了西欧和苏联的共产党员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之后又离去的原因，所采用的心理学案例研究方法再次体现出拉斯韦尔的政治心理学理论对阿尔蒙德的影响，可“视为现代政治心理学发展时期的早期作品”^[110]。1954年，阿尔蒙德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的比较政治学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直到1963年才由白鲁恂接替)。1955年春在普林斯顿召开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阿尔蒙德提交了一篇对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比较政治体系》(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旨在说明“某些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概念的运用如何有利于对当今世界主要政治体系类型的系统比较”^[111]。文章确立了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概念——体系、角色、结构——和研究框架，从政治文化和角色结构两个维度将盎格鲁—美国政治体系、前工业政治体系、极权主义政治体系和欧洲大陆政治体系的各自特性作了描述和分析性的比较；第一次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从“认知”(cognition)、“情感”(affect)、“评价”(evalution)三个方面将人们的“政治行为取向”(orientation to political action)定义为政治文化。50年代中期起，阿尔蒙德网罗一批研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比较政治学家，包括研究东南亚和中国的白鲁恂，从事发展中地区的比较研究。^[112]1960年，阿尔蒙德与他们合作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3年，与维巴(Sidney Verba)合作5年的成果《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113]问世，被公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权威之作。1963年以后，阿尔蒙德先后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阿尔蒙德一生著述颇丰，约撰写了18部专著与合著和上百篇文章。^[114]其中《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作为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作，再版八次之多，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必读书。

阿尔蒙德60年代之前的学术生涯，已经给了我们一些重要提示：他对白鲁恂的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芝加哥政治学派主张的代际传承。阿尔蒙德在芝加哥大学浸淫10年，芝加哥学派的三位创始人——梅里亚姆、戈斯纳和拉斯韦尔——都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与拉斯韦尔的关系尤其密切，深受芝加哥学派的熏染。芝加哥学派对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训练的重视从阿尔蒙德最早期的研究成果《社会救济对象的攻击性行为》中就已经体现出来，而且一直表现在他对国际关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中。这一点，阿尔蒙德本人说得非常清楚：“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同时也意味着政治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训练。”^[115]毫无疑问，阿尔蒙德会把他在芝加哥大学受到的训练传授给他在耶鲁的学生。从白鲁恂在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所选择的研究路向和方法来看，阿尔蒙德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例如白鲁恂的政治发展研究始终以政治文化为关注的核心^[116]，政治文化研究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心理学特色和多学科理论融合运用的风格。

其二，帕森斯的文化情结熏染。阿尔蒙德是政治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创立人，不过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是他从社会学家帕森斯那里移植过来的。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中那种明显的“价值情结”或者说对文化的重视显然也传递给了阿尔蒙德。阿尔蒙德先是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设想不同政治体系的比较可依据结构与文化两个维度进行。这个设想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一书中得到彻底地贯彻：结构和政治文化作为两个核心概念贯穿全书。他认为，研究一个政治体系必须通过研究角色和结构了解其在某一个时期的实际作为；通过研究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即政治文化了解这个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政治体系发展的两个尺度在于文化世俗化和结构的分化。对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阿尔蒙德的观点非常明确。他认为，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政治文化的支持，民主的政治体系不可能得到发展。“一个稳定和有效率的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117]正是这种鲜明的态度使得阿尔蒙德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引导了白鲁恂的学术选择。

其三，政治文化研究的指引。作为比较政治学界的泰斗、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创立人，阿尔蒙德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研究的权威人物。何以如此？这里面有着内在的逻辑。在阿尔蒙德看来，“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取向模式”^[118]，即政治文化。因此，政治文化必然纳入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框架，也必然构成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内容。

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研究因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而闻名遐迩，不过，此前他就已在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实际上是他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观点的整体性、系统性呈现。50年代，阿尔蒙德先后出版了《美国人及其外交政策》(1950年)和《共产主义吸引力》(1954年)，这些都应该算做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围，只不过略微狭窄一些。一个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社会文化含义，一个研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阿尔蒙德发现，二战以来被视为政治文化研究先导的国民性研究，由于概念的混用导致了政治文化研究学术性价值的下降，诸如“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国民性、文化伦理等概念既宽泛又模糊”^[119]。因此，他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慎重界定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并说明：①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并不完全一致，政治文化可能越出政治体系的边界；②政治文化不等于一般文化。^[120]阿尔蒙德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类型划分以及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相互关系上所持的立场等，都直接地为白鲁恂所吸收和扩展。白鲁恂首先是作为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承继人而出场，然后才体现出其研究的独特性，与其师注意政治结构与文化并重的研究不同，白鲁恂的研究焦点指向“政治文化的态度与实践的复杂性，这种政治文化既是某社会的历史演进的反映，也是某一社会的政治表演者的社会变迁的心理反映”^[121]，换句话说，他有着更深更强的历史意识。

其四，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践指导。白鲁恂对政治文化研究的热情不仅源于其师的学术主张与倾向，还与阿尔蒙德为白鲁恂的学术实践所提供的帮助和指导有关。1951年起，阿尔蒙德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资助下，负责一项关于“共产主义吸引力”的研究项目。以“共产主义吸引力”的研究为动因，1952年9月，经阿尔蒙德推荐，白鲁恂由国际研究中心选派前往马来亚开始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次田野研究，次年1月返回美国。白鲁恂在马来亚的6个月里，与60个华裔马来亚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访谈，收集了大量的实证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了《马来亚的游击共产主义：其社会与政治意义》(1956年)，作为“共产主义吸引力”系列研究的一个部分。在整个调查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白鲁恂一直得到阿尔蒙德的鼓励和指导。

实地考察、实证研究是政治学行为主义最重视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所有受行为主义运动所感染的学子们最为跃跃欲试的，就是以实证研究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或者对政治行为进行推理和归纳，将行为主义的概念和工具用在各领域研究中。阿尔蒙德为白鲁恂得到这样的机会提供了帮助，并在操作细节上示范性地指导白鲁恂如何从事实证研究，比如为避免偏见，如何挑选访谈对象、设计问题、选择访谈场合、进行匿名处理等。^[122]由于马来亚的实证考察经历，白鲁恂的研究风格中除了浓厚的解释性色彩外，也有着行为主义的实证倾向。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比如《政治、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寻求认同的缅甸人》、《中国政治的精神》、《中国政治的动力》等，都有实证调查作基础。

由上可知，白鲁恂对政治文化研究所倾注的热情和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阿尔蒙德，但这位令其师“总是感到有些吃惊，充满活力、富有热情”^[123]的学生，在政治文化研究上有着比阿尔蒙德更加鲜明的心理学特色、更加注目于政治精英的研究。这要归功于与白鲁恂学术交往密切的拉斯韦尔、莱特、埃里克森等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