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济科斯战役（Cyzicus）大约发生在410年的4月或5月。在接下来一、两个月时间里，驻海峡地区的雅典将军们充分利用这一胜利，主要是在克吕所波利斯（Chrysopolis）（参见地图9）设立了关税税卡。[1]从那以后的18个月时间里，他们似乎没有做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雅典人已经在海上荡清了斯巴达人，但是将来大计势必对重装步兵数目和骑兵部队提出要求，因为只有增加重装步兵人数、增配骑兵，他们才能对抗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的精锐马上部队。[2]因此，如果没有增援，他们能做的就极为有限。斯巴达人充分利用了这段战斗间歇。410/409年冬季，斯巴达人在暗滩渚（Antandrus）建造新的舰只，用的是来自法那巴佐斯的资金和来自颐达岭（Mt. Ida）的木材，同时，他们的叙拉古盟友帮助斯巴达人为城邦设防，防止敌军来袭。[3]接替闵答卢斯（Mindarus）出任海军统帅的帕西庇达（Pasippidas）在自己还没有因为与替萨斐尼私相授受而遭到流放[4]的时候，也从斯巴达的盟友那里集结了一些舰船。410年夏季，在阿吉斯劫掠雅典的计划流产之后，斯巴达人决定加强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斯巴达人派遣曾经担任拜占庭在邦领事（proxenos）——亦即在斯巴达代表拜占庭城邦利益之人——的科列库斯（Clearchus）（-274，275-），穿过海勒斯滂海峡，加强迦克墩（Chalcedon）与拜占庭的防务，这两个城邦位于通往黑海的通道两侧。科列库斯率领墨伽拉（Megara）及其他盟友，登上15艘舰船，但这些舰船“是运兵船，而非战舰”。其中3艘与巡防海勒斯滂海峡的雅典舰船遭遇并被摧毁，但其他舰船都成功抵达了拜占庭。[5]
409年11月或12月，色拉叙卢斯终于成功抵达，雅典人总算得到了再次采取主动的机会，但是两支部队的会师协调并不那么容易。阿尔喀比亚德与色拉叙卢斯似乎共事得不错，[6]但其麾下士兵共事则困难得多。当阿尔喀比亚德试图将士兵们合并为一个作战单位的时候，曾经参与海峡征战的老兵拒绝允许色拉叙卢斯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一情形曾被视为将军之间政治敌意的后果，[7]但是将军们是没有理由互相敌视的。古代作家给出的解释非常易于理解；色诺芬告诉我们说，没有打过败仗的老兵，拒绝同刚刚在战场上落败归来的新兵混在一起；普鲁塔克则填补了许多细节：驻海勒斯滂地区的士兵听闻了以弗所的败绩，还听说以弗所人树起了纪念战胜的铜碑，说这简直是“雅典人之耻”。阿尔喀比亚德麾下的士兵责备色拉叙卢斯的部下，同时“吹捧自己和自己的将军，并拒绝同他们一起操练，也拒绝他们进入营地中属于他们的那块地方”。[8]如果在这些情绪之外再加上因为色拉叙卢斯耽搁太久而造成的怨气，我们无需其他解释即可明白当下情况。尽管在兵营中多少有些内讧，但两位将军仍将雅典部队移师到位于海勒斯滂海峡亚细亚大陆一侧的兰璞萨库。兰璞萨库是对法那巴佐斯行省发起袭击的绝佳地点，也是对斯巴达的阿卑多斯主营发起攻击的绝佳地点。他们原本就拥有无敌的海军，新近又获得了陆军部队，他们能够移师沿海岸南下，从海陆两个方面来威胁敌军（参见地图5）。在（-275，276-）409/408年冬季，两支部队合作完成了兰璞萨库设防，将该城邦变成了安全的行动中心。
一切就绪之后，雅典人袭击了阿卑多斯。如果雅典人在阿卑多斯取得胜利，那么斯巴达人就将失去他们在海勒斯滂的唯一基地，雅典人就能完全控制海勒斯滂的航道。这场战役的历程看起来如下所述：色拉叙卢斯派遣30艘舰船下海发动第一次袭击。法那巴佐斯洞察事态后，带着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大军赶来救援阿卑多斯。法那巴佐斯抵达的时候，色拉叙卢斯的部队已经登陆并展开了对他的攻击。看起来，阿尔喀比亚德是从陆地上过来的，他身后是雅典的骑兵，身边是120名重装步兵，重装步兵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米南德（Menander）的军官。雅典人似乎掐准了阿尔喀比亚德抵达的时刻，意图在法那巴佐斯与色拉叙卢斯的部队缠斗时打他个措手不及。阿尔喀比亚德击败了波斯人，波斯军队开始溃逃，他紧紧追击，直到夜幕降临。雅典人树起了胜利纪念碑，在法那巴佐斯的领地上趁胜打劫，募得相当可观的一笔战利。虽然我们现有的信源都未论及，但雅典人原本的计划也许是在波斯大军抵达之前，通过从海上和陆地同时发动攻击来夺城，然而，法那巴佐斯虽然败北，但他的及时出现还是拯救了阿卑多斯这座城邦。不管怎么说，雅典人都没有达成此次远征的主要目标：阿卑多斯仍然在斯巴达人手中。然而，这一事件的一个积极成效在于，雅典军队中的内讧由此消失了：“两派团结起来，怀着对彼此的善意与喜乐一同回到兵营。”[9]
408年春天，团结自信的雅典人开始尝试把敌军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驱逐出去，以获得自由通往黑海的航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大陆一侧的拜占庭已经在411年叛离了雅典。[10]对岸的迦克墩也已经在雅典袭击之前的某个不明时间变节。斯巴达人控制了迦克墩，并派遣驻军设防，由布政司席珀刻剌底（Hippocrates）履行防务。[11]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从他在克吕所波利斯附近的营地出发，隳突于迦克墩领土之上（-276，277-），而此时，雅典的主力部队尚未抵达。阿尔喀比亚德和色拉叙卢斯在兰璞萨库留下充足兵力实施守卫，然后驶去博斯普鲁斯海峡。当他们会师并在迦克墩安营扎寨的时候，联合舰队的规模差不多达到190艘舰船。[12]迦克墩人听闻这样庞大的无敌舰队正朝着自己驶来，于是把剩下的金银细软交给友好邻邦——比提尼亚（Bithynia）的色雷斯人——来保管。阿尔喀比亚德在舰队的掩护下，带领步兵和骑兵部队沿着海岸朝比提尼亚内陆行进。比提尼亚人大惊失色，交出雅典人所要求的战利，接受订立条约，自此消失在史书中。[13]
整支部队于是全力围剿迦克墩。雅典人建造起木质栅栏，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ora）。这样，迦克墩人被雅典军队和那道木栅栏围困在一片三角地带之中，波斯人在栅栏之外。雅典人完全可以大胆将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城邦之内，因为那道木栅栏虽然只需寥寥数人把守，但完全可以将法那巴佐斯隔离在外。再加上雅典舰队控制着海岸，这一包围圈密不透风。斯巴达派驻当地的布政司席珀刻剌底决定令部下的重装步兵列队出场，迎接挑战，色拉叙卢斯则率领雅典重装步兵主力部队来与之作战。这次战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在两支重装步兵方阵（phalanx）之间展开的，战斗相当激烈。法那巴佐斯拥有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大军，但是却被拦在栅栏之外，无法对战事施以影响。阿尔喀比亚德再一次担任了骑兵指挥官，他还率领着一支重装步兵小分队；在战事胶着良久之际，阿尔喀比亚德才加入战斗。阿尔喀比亚德是特意等到这个时机才加入战斗、抑或并非有意，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阿尔喀比亚德的加入都相当重要：席珀刻剌底被杀死，其部下被迫逃亡。然而，这次战役并非决战，因为守军成功逃入城邦，关起城门，围歼战仍在继续。阿尔喀比亚德没有留在原地静待事情完结，相反，他离开此地，前往海勒斯滂海峡沿岸去募集资金，将战役后续留给了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卢斯。[14]（-277，278-）
学者们都认为，到此刻位置，迦克墩命运已定，陷落只是时间问题，[15]但是法那巴佐斯及其麾下骑兵与步兵，强大但又沮丧，他们不过是被阻隔在迦克墩领土上的那座赫拉克勒斯（Heracles）神殿处，离战场并不远。这支大军并不是没有可能突破栅栏，进而双面夹击正在实施围歼战的雅典人。这些情况也许有助于解释留守战场的雅典将军在阿尔喀比亚德离开之后采取的行动。这些将军代表迦克墩与法那巴佐斯议定条约，条款如下：迦克墩人按照叛变之前的旧例缴纳贡赋并补缴贡赋欠款；法那巴佐斯自己亦需支付雅典人20个塔伦特，并在波斯大王面前引见雅典使节；作为回报，雅典人发誓在使节没有回来之前，不再袭击迦克墩人，也不再袭击法那巴佐斯的领地。将军们和法那巴佐斯循例发誓，批准条约，但是法那巴佐斯坚持要阿尔喀比亚德也对条约起誓。阿尔喀比亚德回来后，不肯只在其同袍将军们的誓言上加补发誓而已，他坚持要求，只有法那巴佐斯同样向他发誓，他才会向法那巴佐斯发誓。两人在对方代表的见证下共同起誓，条约由是订立。[16]
雅典人与法那巴佐斯的谈判很能反映408年的情势和关键问题。从谈判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派驻海勒斯滂地区的将军在地位方面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合作得也不错，因为所有的古代信源都没有提及将军们在采取这样一番重要且革新之行动时存在任何纷争。狄奥多罗斯将这条约的订立归功于塞剌墨涅斯，但同时提到色拉叙卢斯也是在场的，因而势必认可并参与了（-278，279-）谈判。[17]这一系列事件还同时表明，阿尔喀比亚德并非驻海勒斯滂雅典部队的最高统帅，其他将军也不是阿尔喀比亚德的部下。很明显，将军们在采取这样一项重要行动时，没有知会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参与其中。[18]从另一方面来说，阿尔喀比亚德具有一种特殊地位，哪怕是非正式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在波斯人看来。很明显，法那巴佐斯认为，没有阿尔喀比亚德的认可，条约将不会具有约束力，而阿尔喀比亚德则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向波斯人和自己的部下显示其所具有的重要性。
然而，这份协定本身就是事态发展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该协定新奇又令人惊讶，现当代学者因此对于该事件本身及其意义感到困惑。[19]一般情况下，雅典人再次征服叛变的盟邦、收回对这个城邦的控制的方法，经常是在此设立雅典官员支持的新政权，有时候还要派驻军队。如果雅典人没有获得实际控制权，他们就会要求这个城邦向帝国纳贡。与迦克墩的协定将雅典人困在迦克墩城邦之外，但是却给了雅典人贡赋、贡赋欠款、以及从法那巴佐斯那里捞一笔钱的机会，这笔钱相当于法那巴佐斯替迦克墩人支付的战争补偿。雅典人乐于接受这一协定，是因为：第一，该协定给了雅典一笔钱，足够解燃眉之需、多少也能保障未来收入；第二，该协定令雅典不必付出高昂代价去从事一场攻城战，从而能够放开手脚，自在驶去攻打拜占庭，而拜占庭对于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在与波斯大王谈判结束之前，这只是一份临时协定。法那巴佐斯同意签署该协定是因为，该协定令他在不失去这座城邦——法那巴佐斯与波斯大王都不想失去这座城邦——的前提下，不必参与一场他并不迫切想要进行的攻城战。没有人知道雅典人与波斯大王的协商将会持续多久，也没有人知道协商结果将会如何，（-279，280-）但是与此同时，节度使法那巴佐斯仍旧牢牢控制着迦克墩，并且希望随着时间流逝，事态将会朝着于他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番期待无疑值个20塔伦特。
雅典决定与波斯大王谈判，这就更有意思了。雅典人拒绝了斯巴达的和谈提议，为何将军们会愿意与波斯人议和？是什么令雅典人认为波斯大王会有兴趣与他们谈判，他们考虑的又是怎样的一番议和条款？正如我们所见，雅典人拒绝与斯巴达和谈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斯巴达人，是因为他们指望通过继续战斗来赢得一份更好也更安全的和约，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努力争取胜利来说服波斯人放弃他们现在盟友。[20]此外，与斯巴达议和也并不意味着需要与波斯议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雅典人能够与波斯人缔结和约，“大王将停止向斯巴达人付钱，雅典人定会认为斯巴达将宣布放弃海战，在希腊世界内部，雅典人就能够取得非常有利的议和条件”。[21]他们自犬坟（Cynossema）以来的不败战绩必定令当时的雅典人相信，是时候看看波斯人有没有准备好让步妥协了，同时，雅典人决意通过与波斯大王本人协商来观察大王态度，而不是通过不可靠又无能力的节度使们来充当中间人。雅典人认为与波斯尚可一谈，一方面是因为雅典人新近的胜绩表明，斯巴达人尽管有波斯的资金援助，但要指望他们获得海战胜利却是白搭，一方面也是因为斯巴达人最近的行为造成了雅典人可与波斯人一谈的情势。到那时为止，波斯人必定已经知道斯巴达人向雅典人提出单独议和，已经公然违反了斯巴达与波斯的条约。这一举动不仅表明斯巴达人不仅能力欠佳，而且不是可靠的盟友，同时也可以成为波斯大王决定停止继续援助斯巴达人、转而与雅典人寻求和解的充分理据。
要弄明白双方都能接受的是怎样的条款，这一任务更加困难。有学者曾经指出，关于迦克墩的那一协定意在成为雅典与波斯之间总体协定的模板。这一协定包含的内容有，雅典人放弃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允许这些城邦回到波斯统治之下，但与此同时，雅典人也可以向这些城邦收取他们所需要的贡赋并维持通往黑海的自由航道。（-280，281-）[22]然而，就算对此后的事态发展一无所知——我们知道，这次谈判失败了——我们也能知道，双方是很难达成协议的。如果不能搜刮贡赋，小亚细亚的城邦对于波斯大王来说就实在是毫无用处。此外，所谓的协定模板——亦即城邦波斯统治，但是向别的国家缴纳贡赋——将成为波斯孱弱的刺眼证据，为波斯大王在其他属地面前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因此，雅典人根本不能指望在战争结束后，波斯大王还会继续允许其属邦在长时间内向雅典缴纳贡赋。雅典人想要面见波斯大王，很可能是受到斯巴达使团在彼欧提乌斯（Boeotius）带领下远赴苏撒（Susa）这一消息的触动。[23]也许，雅典人想要阻拦斯巴达人与波斯人进一步深入合作。他们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估计了波斯大王的议和意愿。又或许，雅典人大概考虑得比较实际，情愿与波斯缔结不那么令自己满意的和约，也要把自己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对付斯巴达人。雅典人可以在解决斯巴达人之后再回过头来收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雅典人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愿望至少不会给雅典人带来什么损失。
该协定达成之后，迦克墩就不会再成为妨碍雅典人通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阻碍了，雅典人设在克吕所波利斯的要塞则进一步保障了该通道上亚洲一侧的安全。与此同时，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在伽立波里半岛（the Gallipoli Penisula）的色雷斯人当中募得资金与兵员。归队途中，阿尔喀比亚德停下来攻打色吕布里亚（Selymbria）。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曾想办法在此榨得资金，但未能被迎入城墙之内。[24]雅典的战略是要收复双海峡沿岸的所有城邦，所以阿尔喀比亚德把自己的部队全数移师色吕布里亚。他既没有采取耗时又耗力的围歼战，也没有发动直接攻击——几乎可以肯定，直接袭击势必徒劳而返；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并施诡计与恩赐，就控制了色吕布里亚。阿尔喀比亚德与城内的亲雅典党达成协议，使他们在夜间打开城门；然而，他没有冒险对惊恐不安的城内居民发动战争，（-281，282-）相反，他提出了比较通情达理的条件，还对自己的色雷斯新兵制定了严明纪律，并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色吕布里亚的城邦和公民都没有受到损害；雅典人得到了一些资金，在城邦里安扎了驻军，并迅速移师拜占庭。[25]这一举动颇有技巧：节约时间和资金，同时也不伤性命，还完全达到了事前的目标。这也正是阿尔喀比亚德最乐于去做、也最擅长从事的战争形式。
下一个目标就是拜占庭，为了能够自由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获得通往黑海的自由通道，拜占庭是亟待解决的关键。与法那巴佐斯议定协约之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卢斯已经将部下移师拜占庭，同时，阿尔喀比亚德也从色吕布里亚赶来，与二人会师。[26]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雅典人在此布置了一支可谓庞大的部队：数目巨大的一支舰队，敌军较之不敌；一支重装步兵部队，因为加上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色雷斯人新兵规模大大增加；一支骑兵；同时还有一笔钱，资金状况较之前一段时间大有长进。[27]然而，即便如此，要夺下一座决意抵抗的设防城邦，过程既非易事，结果亦非定局。如同在迦克墩一样，雅典人又一次建起墙来，切断拜占庭城邦与内陆方向的联系通道，同时以舰队切断城邦与海上的联系，但是与上次一样，围歼与袭击都不能保证速胜。拜占庭是重镇，人口众多，由斯巴达布政司科列库斯守卫，这位强硬的布政司是于411年夏季被派往拜占庭指挥卫戍部队的。[28]一如常例，指挥官是斯巴达派往如此遥远之地的唯一斯巴达完全公民（Spartiate）；但是，与科列库斯一同被派驻拜占庭的还有毗辽士军团（perioikoi）和少数脱籍黑劳士（neodamodeis）；海力克叙（Helixus）所率领的墨伽拉分遣队，而海力克叙就是成功煽动拜占庭叛离雅典的那个人；一支彼欧提亚人部队，由寇厄剌塔达（Coeratadas）指挥；还有一支雇佣军。[29]雅典人袭击了一番，但无功而返；于是，科列库斯认为城池牢固，将拜占庭交给手下，横渡海峡，前往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岸去会见法那巴佐斯了。他的首要目标是募得资金，发放军饷；但科列库斯还想要集合数支残部来整合一支舰队，包括被罢黜的海军统帅帕西庇达留下的少数舰船，在暗滩渚建造的新舰船，还有（-282，283-）阿基桑德力达（Agesandridas）在色雷斯海岸的舰队。科列库斯打算带着这样一支部队围魏救赵，通过攻打雅典人在海峡地区的其他盟友来让雅典人离开拜占庭。[30]
然而，科列库斯误判了拜占庭的局势。围歼战已经对城内居民起了作用，饥馑已经开始。此外，这位布政司科列库斯的行为看起来正如斯巴达人在海外的典型表现：严酷，傲慢，拜占庭要人因此同他离心离德。[31]这些人设法与阿尔喀比亚德取得沟通，并一同构思了一个妙计。阿尔喀比亚德许诺拜占庭人，说他将会像对待色吕布里亚人一样温和对待他们；拜占庭人则同意在约定的某夜让雅典人进入城内。接下来，阿尔喀比亚德散播流言，说爱奥尼亚地区有新动向，雅典部队须移师爱奥尼亚。在约定之夜的那天下午，整支雅典舰队都扬帆出海，雅典陆上部队则向背离城邦的方向行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城邦里面的人大约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夜幕降临之后，雅典陆上部队悄悄潜回城邦附近，他们离拜占庭城墙的距离足够他们对城内实施有效打击；与此同时，舰队也驶回入港，开始攻击停泊在港口里的伯罗奔尼撒船只。城内卫戍部队急忙赶往海岸边实施救援，但这样一来，城墙与城邦的把部分就无人把守了。参与奇袭阴谋的拜占庭人向正在等待的阿尔喀比亚德及塞剌墨涅斯部队发出信号，并在那无人把守的城墙上放下登城梯，迎雅典部队入城。即便如此，敌军仍然艰苦斗争，绝大部分对这次奇袭阴谋毫不知情的拜占庭人则予以援助。阿尔喀比亚德见战斗趋于艰难——这是最温和的表述，情况甚或更糟。——于是阿尔喀比亚德留了个心，散布传言，广而告之，许诺说拜占庭人不会受到伤害。于是攻守之势异也；拜占庭公民倒戈，向伯罗奔尼撒人的陆上部队作战。这支部队绝大部分人阵亡，约有500人逃入神庙，成为乞援者，寻求庇护。雅典人取得胜利之后，像在色吕布里亚一样，言而有信且表现节制。没有任何拜占庭人被杀害或被放逐。拜占庭重新成为了雅典的盟邦，应该也开始重新依照旧例缴纳贡税，但拜占庭仍然保持了独立。换言之，伯罗奔尼撒的驻军和布政司被赶走，但雅典人又没有派来新的驻军和布政司。甚至，连伯罗奔尼撒战俘也得到了合理对待：他们的武装被解除，（-283，284-）然后被送到雅典受审。[32]看起来，为了收复对帝国的控制，雅典人已经有意识地开始实施一套以调整和调解为核心的新政策。有证据表明，至少阿尔喀比亚德和塞剌墨涅斯——也许还包括色拉叙卢斯——都在构想和实施方面遵循了这套战略与策略。阿尔喀比亚德很可能是带头同城邦内有关派别商谈奇袭计谋的人，所以他理所当然被视为最大功臣。
作为在迦克墩所达成协定的一部分，法那巴佐斯已经许诺，要把雅典使节引见给在苏撒的波斯大王；同时，在同阿尔喀比亚德一起交换誓言之后，法那巴佐斯捎信来说，雅典人应当前往库济科斯去会见波斯大王。于是，雅典人派出五人使团，外加两名阿尔戈斯人（Argos）。无疑，派出阿尔戈斯人是考虑到阿尔戈斯与波斯之间有着古老的友谊。[33]在围歼拜占庭的时候，法那巴佐斯带着这个鱼龙混杂的使团向内陆行进，但速度不快。在冬季开始的时候，他们才刚到达斐里吉亚（Phrygia）的戈尔底昂（Gordium），在那里得知了拜占庭已经陷落，于是一直等到春天来临。[34]他们止步不前的原因也许是糟糕的天气，但更有可能是法那巴佐斯注意到了这支前往苏撒的斯巴达使团——甚至有可能是他自己煽动的[35]——于是他一直拖延，直到那支斯巴达使团目标达成。[36]最终，在春天到来之际，这趟苏撒之旅还在继续，但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雅典的使节们很快与彼欧提乌斯率领的斯巴达使团相遇。彼欧提乌斯已经与波斯大王进行了成功的会面，带来消息说，斯巴达人已经得到了所有他们想要从大王身上得到的东西。如果需要证据来证明这个消息的话，（-284，285-）那么与斯巴达人同行的小居鲁士就可以证明彼欧提乌斯所言不虚：他是大王的儿子，前来“统治海岸边的所有民众，与斯巴达人并肩作战”。[37]雅典人想要与大王商谈的愿望落了空。事后看来，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从这时开始，波斯人做出了持续、认真的努力，援助斯巴达人，打败雅典人。
然而，坏消息要过一阵子才会到达雅典。407年春季，当双海峡地区的将军们驶出海勒斯滂海峡、最终驶向雅典的时候，必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38]阿尔喀比亚德与塞剌墨涅斯的部下从411年之后就再未回过家乡，而色拉叙卢斯的船员自409年夏季就离开了雅典。夺回拜占庭之后，既然双海峡地区——除了阿卑多斯之外——已经牢牢在手，那么将军们及其部下就都可以暂时得到解放，离开双海峡地区；在没有斯巴达舰队在场的情况下，阿卑多斯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固然所有人都迫切希望回家，但若要论及回家的需求之迫切与时机之适切而言，恐怕没有谁比得过阿尔喀比亚德。他上一次身在雅典，还是在413年夏季。他的一番冒险已经将他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斯巴达及其盟邦对他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波斯帝国对他来说也没有安全可言了。他未来的希望都依赖于回到雅典，重新投身以战争与政治为主的公共事务。
然而，甚至在阿尔喀比亚德于411年回到萨摩司的雅典营地中之后，他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他曾经听到召回的声音，而那声音只不过来自于雅典的某一个派别，为此特别付出努力的只不过是这个派别当中的一个人而已——色拉叙布卢斯。在色拉叙布卢斯召回之音的背后，是广泛的疑惧与烦扰。他被选举为将军不合常规，因为是萨摩司的雅典舰队选他为将军，而不是雅典人在城邦的定期选举中选他为将军。尽管阿尔喀比亚德的职位得到了确认，他和其他流亡者也被允许回国，但是，职位确认和归国允许都是经由短命的五千人政权作出的决定，而这一决定未必完全得到重光的民主政权的承认。在雅典城邦里，不同政见的各种人都对阿尔喀比亚德怀有敌意：民主党人或不相信他对雅典民主政权作出的承诺，（-285，286-）或曾听闻他将这一政体的特征描述为“公认的愚笨”；[39]两个祭司家族佑墨庇代（Eumolpidai）与刻吕科司（Kerykes）因为他在密仪失仪而正式给了他诅咒；还有许多雅典人同他争夺政治领导权和支持者；普通的雅典人则因为他叛国变节投奔斯巴达、伤害雅典而疏远了他。阿尔喀比亚德永远无法确定，他何时回到雅典，才能不因为严重的罪名而受到指控、进而被送上审判席、再一次被定罪——无论这些罪名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关键在于雅典要人与雅典民众对他的尊敬，在于人们认为他对雅典所具备的价值。
很明显，赢得胜利显然并不保险。阿尔喀比亚德在阿卑多斯大捷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库济科斯大捷表现精彩，他完全可以就此回雅典，但是他仍然没有回去。无疑，他担忧的是一旦回去，其他人就可能从未来的胜绩中分享荣光、遮盖他的光芒；但是，继续停留在此亦有风险。如果在迦克墩或拜占庭的围歼战长时间难以取胜、又或者是在此遭受到军事方面的失利，阿尔喀比亚德将前功尽弃，其地位将不再受人尊敬、被人艳羡。当然，他在色吕布里亚和拜占庭的良好表现令他的声誉和人们对他的信任有增无减；但是，他作出回归雅典之决定时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来自于一项他并未牵涉其中的举动：迦克墩条约。当法那巴佐斯因为阿尔喀比亚德尚未发誓就拒绝承认该条约的有效性时，他给这位雅典指挥官阿尔喀比亚德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机遇，而阿尔喀比亚德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遇。阿尔喀比亚德要求节度使法那巴佐斯对着相同的条款与他一起重新发誓，这样一来，阿尔喀比亚德就在雅典人正准备依靠法那巴佐斯的斡旋来与波斯大王进行谈判的这一非常时刻，戏剧性地夸大了他在波斯人眼中的特殊地位。因此，阿尔喀比亚德于407年春季回到雅典时，不仅仅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成功将领，同时还又一次成为了最有可能从斯巴达人那里夺走波斯援助的那个人。看起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叠加在一起，才给了阿尔喀比亚德以出发驶向雅典的勇气。
雅典的将领们做了周全安排，务必令北方战场秩序井然。色拉叙布卢斯带着30艘舰船驶去色雷斯。在色雷斯，他收复了许多被敌军夺走的地方，主要有（-286，287-）大岛塔索斯（Thasos）。战事、内争、饥馑令塔索斯那个亲斯巴达的寡头派政权力量衰微，该政权不得不向雅典人及援助雅典人的忠实盟友色雷斯的涅阿波利斯人（Neapolis）投降。塔索斯人被迫召回亲雅典的流亡者，接受雅典驻军，重新成为雅典盟邦。色拉叙布卢斯还为雅典人收复了色雷斯地区最强大的城邦阿布德拉（Abdera）。[40]雅典将军们在双海峡地区留下了一支军队，由迪奥多鲁斯（Diodorus）和曼提替乌斯（Mantitheus）指挥，足够保卫他们刚刚收复的成果。[41]这一安排解放了色拉叙卢斯和塞剌墨涅斯，令他们能够带着舰队的绝大部分舰船回到雅典。[42]而在所有其他的将军离开之前，阿尔喀比亚德就已经带着20艘舰船离开了海勒斯滂，径直驶回萨摩司。阿尔喀比亚德没有从萨摩司直接驶回雅典，相反，他从萨摩司出发，向东南方向长途航行，抵达卡里亚（Caria）。阿尔喀比亚德在卡里亚募得100塔伦特，然后驶回萨摩司。无疑，这笔资金能够为他锦上添花，令他在雅典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然而，他又进一步推迟了归程。他从萨摩司驶向帕罗斯（Paros），又从帕罗斯驶向斯巴达在拉戈尼亚（Laconia）的海军主基地句提昂（Gytheum）。他亲眼见到了此前传言中的斯巴达人正在建造的30艘舰船，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到了此刻，时间很可能已经是5月——为何耽搁如此？[43]
色诺芬对于阿尔喀比亚德造访句提昂的解释或许是正确的；色诺芬不仅解释了阿尔喀比亚德为何耽搁，也解释了他那看似信步漫游的航程，因为他第一站停在萨摩司：阿尔喀比亚德在句提昂等待是为了看看“这座城邦对他感觉如何，对他回归雅典怎么看”。[44]他正在等待的关键指标是将军选举的结果。这些选举“在第六届主席团后由任期中有吉兆的第一次主席团举行之”，一般是在3月。[45]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完全可以指望在到达萨摩司之后得知选举结果，大约是在3月末或4月初。然而，407年的这些选举看起来比以往举行得都要晚，大约晚至5月才举行。[46]当选举结果最终传到阿尔喀比亚德耳中时，（-287，288-）他必定备感欣慰。新的将军委员会包括阿尔喀比亚德本人，他的友人和支持者色拉叙布卢斯，还有与他来自同一个德谟的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阿德曼托斯像他一样也因为415年密仪失礼事件被定罪、流放。我们还知道其余3名将军的名字：法诺斯替尼（Phanosthenes）、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以及刻农（Conon）。这3位将军看起来似乎还未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或突出影响，但他们很可能是因为军事与海军才干而得到拔擢。[47]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卢斯没有再次当选。作为将军，塞剌墨涅斯在双海峡地区表现杰出，他未能当选很可能是出于政治考量。这时的民主政权正欢欣鼓舞，庆祝政权取得的成就，也庆祝他们那重新归来的英雄阿尔喀比亚德的成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五千人政权之父塞剌墨涅斯显然并不处于其名望巅峰。在另一方面，色拉叙卢斯未能当选则不需要什么政治理由来解释。他在双海峡地区征战的出色成就还不足以挽回在以弗所的败北，同时，他在双海峡地区征战当中不过是个次要角色。在407年，有的是理由绕过他，不选他为将军。新任的将军委员会中有阿尔喀比亚德之友，而无阿尔喀比亚德之敌。
随着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一同而来的，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支持者力劝他回归雅典的私人信函，但即便是这些私人信函，也未能完全消除他的恐惧。阿尔喀比亚德没有忘记，从法律上来说，他被定了罪，是个逃了审判的流亡者，最庄严的宗教仪式诅咒他，镌刻了他的罪名和对他的诅咒的石碑仍然立在雅典卫城。[48]因此，他接近比雷埃夫斯港时小心翼翼，低调朴素，只带着自己那20艘三列桨战舰组成的小舰队。[49]在入港抛锚之后，（-288，289-）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立即下船登陆，“害怕有敌人”。色诺芬是这样描述其登陆与抵达的：“他爬上自己舰船的甲板，看看自己的朋友在不在那里。当他看到表亲、佩先纳克斯之子游里普托勒穆斯（Euryptolemus，son of Peisianax）及其他亲友之后，才登陆上岸，前往城邦，身边跟着一群保镖，时刻戒备，以防有人来攻击他。”[50]事情很快就柳暗花明，从城邦内跑下来、到海岸边来观看阿尔喀比亚德抵达的人群对他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得到了这些人热烈的欢迎，人们高声祝贺他，献上花环对其成就表示敬意。[51]阿尔喀比亚德已经重新当选为将军，民众又如此热烈欢迎他归来，这已经意味着他逃脱审判和定罪的事情已经在公众意识当中被一笔勾销了。但即便如此，阿尔喀比亚德还是片刻不待，马上前往议事会与公民大会的会场，为自己8年前所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帖撒鲁斯（Thessalus）在议事会控诉他的罪名和庇同尼刻司（Pythonicus）在公民大会上控诉他的罪名——作正式自辩。[52]他否认指控，说自己未曾渎神，同时声称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接着，阿尔喀比亚德再次使用了他于411年回归萨摩司时使用的那个伎俩：他哀叹自己时运不济，却不指责任何个人，也不怪罪所有民众。相反，他将一切归咎于自己命途多舛。[53]接下来，与上次回归萨摩司时所做的一样，阿尔喀比亚德放下历史，号召大家集中精力，怀抱希望，面向未来：敌军希望渺茫；雅典人有理由要勇敢起来。
这场表演精湛老练，达到了阿尔喀比亚德能够想到的一切目的。他完全捕获了听众的心。没有人提出诸如变节投敌、与斯巴达人和波斯人私通等棘手问题；事实上，没有人对阿尔喀比亚德及其支持者所说的话表示任何反对。他被指控的一切罪名都被扫清；他因为那些罪名而被没收的财产也一并被令发还；对他施行诅咒的祭司，佑墨庇代和刻吕科司被令撤销诅咒；镌刻其罪与罚的石碑（-289，290-）被投入大海。民众投票献给他金冠，选举他为统帅陆上部队与海上部队的全权将军（strategos autokrator）。[54]阿尔喀比亚德的军事胜利，法那巴佐斯对他所表现出来的尊敬，他作为宣传家的杰出天赋，还有他在归途中所表现出来的技巧，这一切将阿尔喀比亚德带上了影响力与权力的高峰，但即便辉煌如此刻，阴云依然隐隐在目。某个名叫提奥多罗斯（Theodorus）的人——他不是祭司长，就是密仪的资深祭司——在得到撤销诅咒的命令时回应说：“如果他没有对城邦犯错，我也没法对他造成任何不幸。”[55]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至少有些雅典人并没有被晚近发生的事情带着走，过去的敌意记忆仍然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只要阿尔喀比亚德能够保持胜利，他的自身安全就能暂时得到保证；但也仅此而已。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有一些人发现，阿尔喀比亚德回到雅典的那天，恰逢普林特瑞亚节（the Plynteria）庆典（在亚狄珈历的塔格力翁月［the Attic month Thargelion］第25天，大约是6月16日），他们认为此乃凶兆。[56]每逢这一日，古老的城邦雅典娜木质雕像身上的长袍要被除下濯洗，而雕像则必须被藏起来，不让众人看见。这一日被认为是一年当中最为不祥的一天，诸事不宜。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这看起来好像是城邦雅典娜不愿亲切迎接阿尔喀比亚德归城，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拒绝接受阿尔喀比亚德。色诺芬说，在一些雅典人看来，回城之日恰逢这一天，对于阿尔喀比亚德和城邦来说都是不祥之兆。[57]但是，这不过是个疏忽，绝大部分雅典人那天也没注意到这一点。然而，阿尔喀比亚德的敌人却对此留了心，留待以后再算账。阿尔喀比亚德自己已经因为雅典民众的宗教恐惧和宗教信仰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一个被所有人怀疑为不敬神的人来说，如果让别人看来他此时忤逆了神意——无论是不是无心之过——，那此时就一定是最不凑巧的时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公众人物因为运数多舛而失宠于神祇，并不比因为其他原因而失宠于神祇要来得好一些。这是由于，无论是因为运数多舛，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此人的时运都是糟糕的，而他的糟糕时运说不定会玷污城邦的机运。阿尔喀比亚德煞费苦心安全抵达，却忘记了这天是圣日，实在讽刺。他的宿敌尼基阿斯（Nicias）就从来不会犯下这种错误。
阿尔喀比亚德大约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290，291-）回城之后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与埃琉西斯密仪（the Eleusinian mysteries）有关的节庆大约是雅典人宗教日程中最为庄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58]每年亚狄珈历的博得罗密翁月（Boedromion）中旬（9月初），神职人员列队，穿行于城邦与亚狄珈西北边疆的埃琉西斯之间，绵延约14英里。该节庆的高潮在第5天，这一天，即将入教的新人（mystai）从雅典卫城附近的埃琉西斯神庙（the Eleusinion）出发，护送德谟忒耳的圣物（the Sacred Objects of Demeter）。同时，队列中还有伊阿枯司（Iacchus）的形象，这是位青年男性神祇的形象，手持火把，身边是两位女神，德谟忒耳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新入教者头戴桃金娘花冠，祭司身着炫目长袍，在庞大的游行队列旁，有长笛乐队，有竖琴琴师，还有合唱队在唱着圣歌。这场景必定令人印象深刻，肃然起敬，但是自从斯巴达人在德西利亚设立要塞以来，这番情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相反，新入教者及其引路人不得不沿着海边游行，这恢弘壮丽又如此重要的仪式也被迫取消。
阿尔喀比亚德抓住机会，大胆出击，一举彻底解决了自己的宗教问题。他把自己的计划事先透露给佑墨庇代家族和刻吕科司家族的一些人——在这两个祭司家族中，曾经有一些人是拒绝接纳并宽恕阿尔喀比亚德的。阿尔喀比亚德准备依循旧例举行伊阿枯司队列游行。阿尔喀比亚德在能够侦测到敌情的地方安置哨兵，自己则同游行队列一起，在武装保镖的陪同下沿圣路游行。游行队列安全抵达埃琉西斯，然后原路返回。[59]不知道因为震惊、不想被指控为渎神、还是因为单纯觉得不值，阿吉斯并没有试图干涉雅典人的游行。[60]通往埃琉西斯的游行给其策划者带来了多重好处。从宗教观点来看，这次游行展现了他的虔敬，他之前所受到的攻击和人们对他挥之不去的怀疑大大减轻了。作为一次军事展示，这次游行似乎不仅可以证明民众新近通过选举赋予他的非凡权柄是正当的，同时也可以鼓舞雅典军队的士气与信心。[61]从政治上来说，这次游行（-291，292-）为阿尔喀比亚德提供了不可战胜的光环，使他赢得了许多雅典人的支持。这次游行实在漂亮，构想及执行水平堪与其已故宿敌尼基阿斯相媲美，似是有意模仿。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番表演拔高了人们的期待。然而，期待愈高，失望亦然。
[1] 参见本书，第244—245页（原书页码）。
[2]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页）恰如其分地强调了在后库济科斯的战斗中重装步兵对于雅典作战的重要意义，但是他没有提及同样必要的骑兵。411/410年冬季在阿卑多斯，当缺少骑兵的伯罗奔尼撒军队溃逃时，是法那巴佐斯的骑兵从雅典人的手中救下了伯罗奔尼撒人（参见色诺芬《希腊志》：Xen.Hell.1.1.6—7）。409/408年冬季在兰璞萨库（Lampsacus），法那巴佐斯带领一支大规模骑兵部队，但是色拉叙卢斯带来的雅典骑兵击退了他们（Xen.Hell.2.16）。
[3] Xen.Hell.1.1.24—6. 408年初，他们还在拜占庭建造了一些新的舰只（Xen.Hell.1.3.17）。
[4] Xen.Hell.1.1.32；1.3.17.
[5] Xen.Hell.1.1.35—36.
[6] 狄奥多罗斯（Diod.13.64.4）的记载表明，他们合作顺利。
[7] 例如，麦柯伊（W.J.McCoy）（《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84页）提出，“无疑（特别是考虑到407年和406年的事态发展），阿尔喀比亚德仍然对色拉叙卢斯怀有疑惧与轻蔑——同时，这种情绪也许是相互的。”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去认为在408年，两位将军之间存在这样的摩擦，无论后来事情如何变化。现有的证据只能表明两人合作得不错。
[8] 参见色诺芬《希腊志》及普鲁塔克《阿尔喀比亚德传》：Xen.Hell.1.2.15；Plut. Alc. 29.1—2.
[9] 没有一个单独的信源能够完整表述这次战役的全貌。我在此处的叙述使用了色诺芬（Xen.Hell.1.2.15—17），普鲁塔克（Plut.Alc.29.2—3），以及狄奥多罗斯（Diod.13.64.4）的记载。狄奥多罗斯经常把色拉叙布卢斯和色拉叙卢斯弄混。这三位古代作家看起来都得到了是次战役的准确信息，但是他们当中无人得到战役的全部事实，哪怕只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实。最后一句引述来自普鲁塔克：Plut.Alc.29.2。
[10] Thuc.8.80.2—3.
[11] Xen.Hell.1.3.5；Plut. Alc. 29.6.
[12] Xen.Hell.1.3.1—2；Diod.13.66.1；Plut.Alc.29.3. 关于雅典舰船数目的计算过程，参见哈茨菲尔德（Hatzfeld），《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81页，注释4。
[13] Xen.Hell.1.3.2—4；Plut.Alc.29.3. 狄奥多罗斯认为塞剌墨涅斯是在主力部队抵达之前就实施了对迦克墩领土的破坏，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6页，注释2）质疑狄奥多罗斯的这一记载。但是，布劳多（E.F.Bloedow）（《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威斯巴登，1973年，第60页，注释350）认为，此处没有理由怀疑狄奥多罗斯。
[14] 此处的叙事主要依据色诺芬的记载（Xen.Hell.1.3.4—8）。狄奥多罗斯（Diod.13.66.1—3）及普鲁塔克（Plut.Alc.30.1）对此事的疏阔描写并无额外价值。
[15] 例如，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82页；以及阿密特（Amit），《古典时代》（L'Antiquité Classique，LAC），第42卷，1970年，1973年，第440页。
[16] 色诺芬（Xen.Hell.1.3.8—12）、狄奥多罗斯（Diod.13.66.3）及普鲁塔克（Plut.Alc.31.1—2）都记叙了此事，但多少略有不同。色诺芬的记叙最为完整，最令人满意，我采信了色诺芬的记载，但还另外加上了一个细节。色诺芬说雅典人发誓“不向迦克墩人开战”。然而，普鲁塔克没有提到迦克墩人，他记载道雅典人承诺“不损坏法那巴佐斯的领地”。在没有任何抄本证据的情况下，一些学者们提出抄工犯错是导致色诺芬文本如今天我们所见的原因，并提出用法那巴佐斯替换迦克墩人，这样与普鲁塔克的记叙就一致了（参见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32页注释3；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85页，注释2；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6页）。我不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相反，我认为，雅典人许诺既不攻打法那巴佐斯，也不攻打迦克墩人之后——并且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立即就离开此地，前去围攻拜占庭了。色诺芬和普鲁塔克不过是分别记下了条约的不同条款而已。
[17] 狄奥多罗斯说
订立了条约（Diod.13.66.3）。狄奥多罗斯一向倾向于夸大塞剌墨涅斯的功劳，这番措辞的意思同样可以是指塞剌墨涅斯自己独自处理了这番事务。然而，这番措辞还可能是指“塞剌墨涅斯及其他雅典将军”。我吸收的是后一种解读，但是就算狄奥多罗斯实际上是前一种意思，我们也必须认为色拉叙卢斯也参与其中了。
[18] 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62页，注释364）提出了一个精彩的论点，他说“阿尔喀比亚德外出募集资金，这表明他没有预料到雅典将军们将会同法那巴佐斯达成协议，因为法那巴佐斯向雅典人支付了20个塔伦特……有了这笔钱，他原本不用额外出去一趟，募集资金”。
[19] 例如，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迦克墩就是在这时候落入了雅典手中。然而，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45—446页）列出关于该问题的一系列学术观点，表明迦克墩在法那巴佐斯的保护下维持了自由。我自己对于此处所讨论的事件的看法要归功于他这篇重要的文章。
[20] 参见本书，第250—251页（原书页码）。
[21] 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3页。
[22] 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4—456页。对于雅典与波斯之间的可能协定，阿密特并未给出所有细节。雅典人会否彻底放弃爱奥尼亚的城邦、也不向这些城邦收取贡赋？雅典人会否保持他们对海勒斯滂海峡城邦的控制？雅典人是否指望真能从那些他们并不实际控制的城邦那里无限期搜刮贡赋？
[23] Xen.Hell.1.4.2.
[24] Xen.Hell.1.1.21.
[25] 我在此处采信最完整的叙述，亦即普鲁塔克的记载（Plut.Alc.30.2—5），其细节似乎值得信赖。同时参见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Xen.Hell.1.3.10；Diod.13.66.3—4.
[26] Xen.Hell.1.3.14；Diod.13.66.4；Plut.Alc.31.2. 普鲁塔克只提到阿尔喀比亚德在拜占庭。色诺芬提到“雅典人们”。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是塞剌墨涅斯先行抵达拜占庭，随后阿尔喀比亚德与他在拜占庭会师。没有人提及色拉叙卢斯，但是色诺芬（Xen.Hell.1.4.10）明确提到，直到这次征战结束的时候，色拉叙卢斯都是在拜占庭的。
[27] 参见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63页。
[28] Thuc. 8.80.3；Diod. 13.40.6.
[29] Xen.Hell.1.3.15—16；Diod.13.66.5.
[30] Xen.Hell.1.3.17.
[31] Xen.Hell.1.3.18—19；Diod.13.66.6.
[32] 此处这段叙述部分采信了色诺芬（Xen.Hell.1.3.14—22），狄奥多罗斯（Diod.13.66.4—67），以及普鲁塔克（Plut.Alc. 31.2—6），但与狄奥多罗斯详尽而有说服力的叙述是最为接近的。普鲁塔克讲述的故事差不多，只在细节上有出入。色诺芬遗漏了雅典佯装撤退这一计谋，但是对伯罗奔尼撒军队一方的战斗情况比其他古代信源都要记载得更加详细。
[33] Xen.Hell.1.3.13. 色诺芬同时还提到，被定罪流放的斯巴达海军统帅帕西庇达、流亡的叙拉古人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及其兄弟都一同前往。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4页）认为这些流亡者成立了服务于他们自身私人目的的使团，捍卫他们自己因先前的贡献而得到的特权，但色诺芬文本提到这些流亡者的时候却说他们是“拉栖代梦人的使节”：
。如果我们把
删去，那么问题就好办多了。不然的话，这些人出现在这个使团中，还真是令人迷惑不解。
[34] Xen.Hell.1.4.10.
[35] 这是哈茨菲尔德的看法：《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89页。
[36] 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5页。
[37] Xen.Hell.1.4.1—3.
[38] 色诺芬（Xen.Hell.1.4.5—7）告诉我们说，小居鲁士要求法那巴佐斯把雅典的使节们交给他，或者至少得把他们拘留起来，这样雅典人就无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色诺芬还说，法那巴佐斯将雅典的使节扣留了3年。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2页，注释16）认为，如此长时间的扣押是不可能的，他是对的。阿密特认为，应当对此处的色诺芬文本作一番校订，将“3年”替换为“3个月”。就算我们接受阿密特的校订，雅典人得知小居鲁士抵达并意识到这一事件之重要性的时间，最早也不会早于407年仲夏。
[39] Thuc.6.89.6.
[40] Xen.Hell.1.4.9；Diod.13.72.1. 关于涅阿波利斯人，参见GHI 89，《希腊历史铭文选辑》（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GHI），第271—275页。
[41] Diod.13.68.2.
[42] Xen.Hell.1.4.10. 色诺芬只提到了色拉叙卢斯的名字，但因为他没提到塞剌墨涅斯接受了其他任务，同时塞剌墨涅斯的将军任期已近结束，所以我们应当假定塞剌墨涅斯也回雅典了。
[43] Xen.Hell.1.4.8，11. 关于日期，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2页，注释5。
[44] Xen.Hell.1.4.11：
.
[45] Arist.Ath. Pol.44.4. 译注：日知、力野译本，第49页。
[46] 关于这些选举的日期，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2页，注释5。我们无从知道为何这些选举被推迟了，但是推迟选举并非此年独有之事。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94页，关于420年推迟选举。
[47]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3—294页。梅里特（Meritt）（《雅典财政文献》［Athenian Financial Documents］，第113页）断定，赞颂马其顿的阿奇劳斯（Archelaus of Macedon）一阕铭文中提到的那位将军就是小伯利克里（Pericles the younger），那位伟大的伯利克里的儿子。这则铭文的日期被推断为407/406年（GHI 91，《希腊历史铭文选辑》，第277页，11.5—6）。密格斯（Meiggs）与刘易斯接受了梅里特的解释，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第69页）以这种解释为基础，认为小伯利克里是那年任职的将军之一。载有铭文的那石块上，就其现在的状况而言，只有名字的首字母P，在我看来，这不足以推断出任何名字来。更加审慎的做法，是不要将小伯利克里列为将军。
[48]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4—295页。
[49] 这是色诺芬的记载（Xen.Hell.1.4.11—12）。狄奥多罗斯（Diod.13.68.2—3）与奈波斯（Nepos，Alc.6.3）都曾提到，所有将军同时抵达，他们带着一支巨型舰队，后面跟着俘获的舰船、士兵、还有战利。普鲁塔克（Plut.Alc.32.1—3）同样描述了阿尔喀比亚德带着数百俘获敌舰、战俘、战利品抵达比雷埃夫斯港的情形，但是普鲁塔克拒斥了萨摩司的杜力司（Duris of Samos）的夸大之辞——这位古代作家宣称自己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后代。杜力司描述说阿尔喀比亚德进入比雷埃夫斯港的情形十分辉煌，这令人难以置信。普鲁塔克指出，色诺芬、迢彭浦斯（Theopompus）与埃弗鲁斯（Ephorus）都没有提到这样的细节，他得出结论说，这不大可能是阿尔喀比亚德向雅典人炫耀其排场的时机。色诺芬很有可能（-288，289-）亲眼见证了阿尔喀比亚德抵达比雷埃夫斯港的情形，所以我们应当采信他的叙述。
[50] Xen.Hell.1.4.18—19.
[51] Diod.13.69.1；Plut.Alc.32.4.
[52] 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95、203页；以及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6页。
[53] Thuc.8.81.2.
[54] Xen.Hell.1.4.20；Diod.13.69.1—3；Plut.Alc.33.2—3.
[55] Plut.Alc.33.3.
[56] 关于日期，参见Plut.Alc.34.1；以及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62页。
[57] Xen.Hell.1.4.12；Plut.Alc.34.2.
[58] 关于这个节庆，参见帕克（H.W.Parke），《雅典人的节庆》（Festivals of the Athenians），纽约州绮色佳市及伦敦，1977年，第55—72页。
[59] Xen.Hell.1.4.20；Plut.Alc.34.
[60]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9页。
[61] Plut.Alc.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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