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实用主义渐渐从大学退出，到20世纪末才被重新挖掘，但它给学术领域吹来了一股喜人的经验主义之风，特别是关于传播这个敏感问题。它间接支持了功能主义的发展。功能主义的确是一种将公众过于简化的消费主义理论，但它也凸显了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功能主义也为传播普遍化时代的民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实用主义对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的带领下，芝加哥学派率先为报刊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帕克与韦伯同年出生，他先后师从杜威、詹姆斯和齐美尔。他原是记者，在柏林待过三年，49岁才进入大学。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精神导师的影子：生物学，重实地考察、轻理论建设，认为传播是民主的基础。帕克用生物学概念描述城市，认为城市是地面组织问题，就像植物生命发展提出的问题一样，只不过城市涉及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这些人移动不止，始终处于相互竞争、彼此适应和逐步同化的状态。帕克的报刊研究也有生物学的影子，他想追溯报刊发展的自然史，他认为报刊的形态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他重视经验不仅是个人偏好，也是职业经历使然。对学术圈人士来说，报刊世界颇具异国情调，而深知内情的帕克拿出了真正的报刊社会学，从报纸内部分工到“看门人”世界观分析（记者编辑怎样判断新闻？），他的分析展现了业内同行的观点，也有对他们的行为的细心观察。帕克运用托马斯（Thomas）和兹纳涅茨基（Znaniecki）对波兰移民的深入调查结果，研究了公众的实际构成，以便弄明白人们怎样使用信息。移民的英语并不好，但他们阅读英文出版物，为的是让自己能融入所移入的社会。大众传播确实发挥了杜威所说的社会融合的作用。有齐美尔作参考，又运用生物学的比喻，帕克自然远离了盲目赋予传播以美德（如可调和矛盾，调整文化扩散与适应异文化的关系）的观点。传播是矛盾发生并发展的空间（移民本来爱读的是本国语言的报纸），这不是偶然，而是社会本质——虽然人和人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动最终将产生共同的经验。传媒统一社群的乐观判断有时也会退缩，因为报刊会因卷入个别利益而遭批评，公众的智力以及他们生产出杜威所说的真正的“公共舆论”的能力也会遭到怀疑（李普曼、拉斯韦尔）。因为帕克的贡献，美国社会学研究率先引入传播课题，此后就摇摆于人类学发现和政治规范之间，并最终倾向于后者，这说明了杞人忧天思路的再次抬头（与“一战”后的环境密切相关）。
这一部分按时间顺序介绍早期的传播学理论。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传播理论范式在诞生之初颇多摇摆，学者先是用自然主义的眼光看待传播，为传媒的致病效果而焦虑，也经历了行为主义、高高在上的控制论和欢欣鼓舞的技术决定论，忽而悲观，忽而乐观。批判理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心理社会学构建了传播社会学的框架，但这两种模型同样未能摆脱大环境的影响：批判理论的问题是绝望地把技术批得体无完肤，拉扎斯菲尔德的问题是对社会与传媒的关系和总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贫乏。不过，未能提出以意义或以社会为中心的传播学理论范式，并不等于理论上没有建树。恰恰相反，先纠缠于效果，然后发现此路不通，这是件好事情。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的变迁波及传播学，后者的理论方向和概念也随之改观（见第二部分）。
【注释】
[1]与涂尔干同一时期，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解释语言的功能时也提到了符号的随意性：音素与意义之间的对应随社会而异，不受自然的决定。
[2]卡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遗产：舆论和传播研究范例》，载法国传播学杂志Hermès，第11～12期，1992年，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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