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的管理思想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英国开始，欧洲国家先后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革，预示着文明的新世纪的来临。随着技术进步、人们对自然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大规模结合成为常态，工厂体制代替了家庭包工制，生产的组织方式发生变革，生产经营与管理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开始萌芽。
4.3.1 企业家成为一种独立生产要素的思想
机器的使用，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在传统的生产要素基础上，企业家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得以逐渐发育。理查德·坎蒂隆[8]（Richard Cantillon）这位早期在货币领域投机获得巨大财富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从经济角度使用“企业家”这一概念，并首次提出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坎蒂隆描绘的“企业家”，是指任何以某种特定成本购买或制造某种产品并以某种不确定价格销售这些产品的人，甚至包括自我雇佣者的农民、运水工、啤酒制造者、烟囱清理工等，都是坎蒂隆描述的企业家。正如一位权威人士评价坎蒂隆描述而对企业家：“可以是一位商人或地主，同样也可以是资本家雇佣的一名工人；不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企业家的角色都保持着一个明显特点，即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作出决策。”[9]
坎蒂隆的观点影响了重农主义者的创始人和领袖弗朗斯瓦·魁奈[10]（Francois Quesnay）。魁奈认为财富并非产生于金银制造业和商业，他们不是生产性的企业，不能创造价值，只有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因此存在某种农民企业家。亚当·斯密鲜明地承认企业家是一种要素，创造的利润和剩余是企业家的回报。继亚当·斯密之后，让·巴蒂斯特·萨伊[11]（Jean Baptiste Say）对企业家角色给出了一个更加权威的解释。让·巴蒂斯特·萨伊是继亚当·斯密、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派兴起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学伟人。1803年，他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宣扬斯密的贸易自由放任思想。萨伊否定生产过剩的存在，提出了著名的“供给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他是第一个明确把管理作为同土地、劳动力、资本并列的第4种生产要素，并对企业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一些“冒险家”（企业家）拥有企业，但是他们经常只拥有其中一部分，他们是向别人借钱或者同别人合伙经营企业的，因此这些“冒险家”成为管理他人的管理人员，而在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3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时他又承担了另一种风险。由于“冒险家”承担了把3个传统要素结合在一起时要冒的新的风险，他除了获得他本人投资的利润外，还得到另一笔管理的报酬，认为企业家“往往需要把很难同时发现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判断力、百折不饶，以及对商业和整个世界的了解。（企业家）需要受到重视，从而在人们可接受的精确度范围内估计具体产品的重要性、大概的需求量以及它的生产方式；有时他必须雇佣大量的劳动力；有时他又要购买原材料、召集劳动力、寻找消费者，以及在所有时间都严格关注秩序和节俭；总而言之，他必须拥有监督和管理的艺术。”[12]萨伊注意到了企业家必须承担风险，因此管理成为第4种生产要素，并且因为管理还会获得一份单独的回报。他还提出了“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所谓“萨伊定律”，认为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循环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这一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管理的组成部分。
4.3.2 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伦理管理思想
中世纪经济思想基本上是一片贫瘠，生产力水平低，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没有大工业，作为投入要素的资本是被忽视的，资本的回报也是被谴责的，因此，管理的投入也是资源的投入的重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和管理日益被重视，因此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将资本、管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重农主义者的创始人和领袖弗朗斯瓦·魁奈认为市场是一种天然的秩序与和谐，政府干预将妨碍经济的自然发展规律，因此他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不干预的市场机制。
英国重商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斯图亚特[13]（James Steuart）被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试图建立经济学体系的大不列颠人，是亚当·斯密进入经济殿堂的领路人”。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活，并先于斯密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概念，论述了工人由于重复操作而使动作更为灵巧，比泰罗早100多年就指出了工作方法研究和刺激工资制的实质。他指出：“如果给一个人每日规定一定的劳动量，他就会以一种固定的方式工作，永远不想改进他的工作方法，如果他是计件付酬的，他就会想出一千种的方法来增加其产量。”[14]他还提出了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分工问题。他指出机器代替工人的劳动虽然会使工人暂时失业，但机器会创造出比它所破坏的更多职业，因而失业工人很快会被重新雇用。他还提出了国家税收理论的赋税原则：税收必须按人民的年收入公平分配，不得妨碍纳税人的再生产；应当按照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程序征税；必须制订征税最低限度原则，不能破坏税源，不能有害国民生计与资本；实行按消费比例征收的原则，认为累进税会侵犯个人的财产、所得和利润。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15]（Adam Smith），1776年出版了最具影响的重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研究了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发展的原因，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的支配，这种个人利益的追求者就是经济人。他认为，市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经济的运行，政府不能干预经济，只能充当“守夜人”角色。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涉及许多现代管理的核心问题。他特别强调分工能带来经济利益，认为分工可以使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很快地提高；分工可以使某个人专门从事某种作业，可以缩短从一项工种转到另一项工种所耗费的时间；分工可以使专门从事某项作业的劳动者经常改革劳动工具和发明机器。斯密还分析了管理中的控制职能，认为如果要真正对一个组织进行控制，就必须以自己的成绩对控制者负责，而对控制者如无法施加任何重大影响，就无法进行控制。
亚当·斯密主张“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来管理经济、配置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率的回报，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将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繁荣。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规模最大的企业是纺织厂，这些企业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他发现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并且拥有肥沃的土壤。他的主张同启蒙时代的哲学思想以及那些希望废除重商主义限制和庄园贵族控制权而对新兴企业主集团的看法相吻合。英国在市场伦理中发现对经济支持的是个人主动性，而不是重商主义；发现了竞争，而不是保护；发现了变革创新，而不是经济停滞；发现了作为激励力量的是自我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市场伦理与新教伦理、自由伦理一道，为工业制度的繁荣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文化环境。
对市场伦理管理思想作出贡献的还有19世纪初叶英国杰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代表、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16]（David Ricardo）。他根据资本主义发展，首先在资本和管理技术的关系上，提出了所谓的“工资铁律”。他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必须使劳动者能够共同生存，使人类不增不减永世长存的价格。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环境下，人口过剩使工资不会大大高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工资铁律”后来被马克思接受，成为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收入管理的理论基础之一。其次，李嘉图提出了关于经济人的“群氓假设”，强调用绝对的、集中的权力来统治和管理这些群氓。李嘉图的“群氓假设”，实际上是人际关系学说的理论开端，成为梅奥进行霍桑实验的肇始。最后，他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自由贸易管理的理论基石。李嘉图认为，一国国内各地区、各产业间资本、劳动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利润率均等化的根本原因。但国与国之间的要素流动则势必因各种原因而被强制性地打断，甚至完全不流动。因此，正是国际间的这种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性，决定了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正如“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的”一样。或者说，各类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完全不流动，打断了国际间利润率均等化的进程，因而使一国能够比较稳定地保持在某种商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地位。既然诸多原因决定了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国家其相对价值各异，那就给各国参与国际贸易获取贸易利益留下了可资利用的空间，前提是各国都能找准自己同他国比较的有利之处，即确定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正是“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确定了各个国家在商品生产上所处优势或劣势程度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机会和贸易利益。
4.3.3 管理教育先驱者的管理思想
安德鲁·尤尔[17]（Andrew Ure）是第一个在大学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教育者，是向早期工厂体制中羽翼未丰的管理者提供管理教育培训的先驱者。
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发生了纺织机等机器发明工具上的革命、蒸汽机发明和应用是动力上的革命、工厂制度发明即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向前推进，工厂制度的发展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从当时的技术和资本的角度来看，扩大生产规模是有可能的，而且由于竞争，扩大工厂也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扩大生产带来了许许多多管理上的问题，工业中的效率问题、控制问题以及对工人的管理问题日益凸现出来，而管理人员的缺乏显得尤其突出。尤尔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社会责任感，及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时代的回应。在尤尔的建议下，格拉斯哥大学1839年专门建立了一所向工人传授科学知识的学院。尤尔自己一马当先，开启了管理教育的先河。很多听尤尔讲课的人员很快从工人转变为职员、仓库管理员、小商人和店主，当时日益发展的工厂制度所需要的管理人员，正是从这些学员中诞生的。这些工厂中的很多管理人员都是尤尔的学生。尤尔自己对此也十分自豪，在他的《制造业哲学：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经济的说明》中谈道，他的学生“作为工厂的厂主和管理人员遍及联合王国的各地”。
尤尔系统地阐述了制造业的原则和生产过程。他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企业管理的本质是用机械科学代替手工技巧，用训练有素的企业职工代替经验技巧型的手工艺人。要达到这一目的，尤尔强调，管理人员必须对生产作出安排，使生产过程相互衔接，实现整个工厂的协调一致。他认为，在每一个工厂都有3个系统，即机械系统、道德系统和商业系统。机械系统指的是生产技术和过程，道德系统指的是人员状况，商业系统指的是销售和筹集资金功能。这3个系统要形成有机配合的3种原则，指导企业的运行。机械系统指生产的技术和过程；道德系统指工厂中的人事方面，强调工人应该顺从工厂的纪律，好好地进行生产；商业系统指工厂通过销售和筹措资金来维持生存。
尤尔把企业有机地划分为几个系统，是一种早期的系统管理思想的反映，而系统管理思想是现代管理思想的基本思想之一，因而他的思想对后期的管理思想家们有相当大的影响。组织理论的集大成者——法约尔的一些思想即来源于此。[18]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注意到了尤尔的观点，认为尤尔天真而正确地说出了机器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但坚定地站在工厂主的立场上。
工业管理教育领域的第二位先驱者是法国的工程师巴龙·查尔斯·杜宾[19]（Charles Dupin）。杜宾曾于1816年至1818年期间参观了英国尤尔在工厂培训管理人才方面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尤尔管理教育的影响。他在巴黎艺术与职业学院教学中，对福利、教育、工人们的士气、国家工业的进步以及能对法国带来光荣和幸福的各种富国强民的方法的发展很感兴趣，并且声言“都是支持工人阶级的”[20]。当时萨伊也在巴黎艺术与职业学院任教，与杜宾是同事，同时在“晚上8：30开始，面向当天已经下班的工匠和技工”讲课。由于萨伊将亚当·斯密的思想介绍到法国，并将管理确定为第4个生产要素，因此，萨伊和尤尔都影响了杜宾对管理的看法[21]。杜宾的贡献在于对工业教育进程的影响以及对后来亨利·法约尔成果的影响。
杜宾对消除劳资冲突提出了劝告和建议，讨论了詹姆斯·瓦特的成果，鼓励工人和管理者认识到机械化对他们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论证了机械化创造了工作岗位而不是减少了工作岗位。因此，在他看来，对机械化的消极抵抗无济于事，解决的方法就是进行广泛的工业培训，使工匠和没有技能的工人能够分享工业化的繁荣。他认为，“那些对机器进行完善的人往往认为机器要优于工人；而那些对工人进行教育以使他们变得完善的人则向他们提供奋斗的机会，并且使机器服务于工人们的福利，而不是在与机器的竞争中遭受损失。我们应该关心那些在工业和工作中遇到困难的人。”[22]这种见解，不仅适用于19世纪初期的法国，而且同样适用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这个世界。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是一位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慈善家，杰出的管理先驱者，被称为“现代人事管理之父”，他提出了著名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的思想，认为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产生和塑造出什么样的人。他把这种思想应用到企业中，并对此进行了管理实验。欧文因此被称为“和谐管理的第一人”。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工厂对待工人是残酷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生活条件恶劣等是当时英国工人的写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欧文于1800年至1829年在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实行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理实验，总结出了丰富的管理思想。
首先，人是环境的产物。欧文的管理实验基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用优良的环境代替不良的环境，是否可以使人由此洗心革面，清除邪恶，变成明智的、有理性的、善良的人；从出生到死亡，始终苦难重重，是否能够使其一生仅为善良和优良的环境所包围，从而把苦难变成幸福的优越生活。”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和想象的伟大理念，才形成了他超越当时现实生活的管理思想。
其次，人性化的层级管理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欧文在工厂内推行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其核心是废除惩罚，强调人性化管理。欧文根据工人在工厂的表现，将工人的品行分为恶劣、怠惰、良好和优质4个等级，在一块木块的4面涂上黑、蓝、黄、白4色分别表示。每个工人的前面都有一块，部门主管根据工人的表现进行考核，厂长再根据部门主管的表现对部门主管进行考核。考核结果摆放在工厂里的显眼位置上，所属的员工一眼就可以看到各人木块的不同颜色。这样，每人目光一扫，就可以知道对应的员工表现如何。刚开始实行这项制度的时候，工人表现恶劣的很多，而表现良好的却很少。但是，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中和自尊心理的驱使下，表现恶劣的次数和人数逐渐减少，而表现良好的工人不断增多。为了保证这种考核的公正，欧文还规定，无论是谁认为考核不公，都可以直接向他进行申诉。这种无惩罚的人性化管理，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奇迹。同时部门主管考核员工，经理考核部门主管，辅之以越级申诉制度，开创了层级管理的先河，也有利于劳资双方的平等沟通和矛盾化解。
欧文认为，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形成良好的品行，坏的环境则使人形成不好的品行。他对当时很多资本家过分注重机器而轻视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并采用多种办法致力于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工厂里，欧文通过改善工厂设备的摆设和搞好清洁卫生等方法，为工人创造出一个在当时看来尽可能舒适的工作场所。他还主动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3～14小时缩短到10.5小时。在新拉纳克厂区，人们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工人宿舍，每个家庭为两居室。欧文很注重绿化环境，在工人住宅的周围，树木成荫，花草成行，这对工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十分积极的效应。为了使工人的闲暇时间有正当向上的娱乐和学习，消除酗酒斗殴等不良风气，欧文还专门为工人建造了供他们娱乐的地方——晚间文娱中心。这种娱乐中心，就是现在俱乐部、夜总会的雏形。
最后，注重教育。欧文的管理思想中，教育占有很大比重。欧文主张建立教育制度，实行教育立法，认为“教育下一代是最最重大的课题”，“是每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在”。他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在幼儿时期和儿童时期被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成年后也就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欧文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的工厂禁止雇佣10岁以下的童工，并于1816年耗资一万英镑在他的厂区建立了第一所相当接近现代标准的公共学校——“性格陶冶馆”，为2～14岁的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另外还附设有成人教育班。欧文的教学思想、教学理念和教学计划在新拉纳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公共学校同时也成为对公众开放的社交和休闲中心。除了学校外，欧文还举办劳工食堂，创建工人消费合作社，设立工人医疗和养老金制度等。新拉纳克由此成为英国的模范社区，没有流浪汉，没有小偷小摸，几乎是资本主义“罪恶泛滥”中冒出来的一方净土，赢得了当时许多国家上层人士的关注和尊重，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欧文的工厂和他的“性格陶冶馆”。
欧文管理思想的哲理是，良好的人从事管理会给雇主带来收益，因而这是每个主管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欧文在给其属下的一个指示中宣称：“你们中有许多人从长期的生产经营中体验到了结构坚固而且设计精致、制造完美的机器的好处。如果说，对无生命的机器给予细心照顾尚能产生有利的效果，那么如果你们以同样的精力去关心其构造奇妙得多的有生命的机器，那么还会有什么事办不成呢？”
4.3.5 查尔斯·巴贝奇[24]的管理思想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被称为性格暴躁的天才的数学家、发明家和科学管理的先驱者。巴贝奇的最著名的发明是在1822年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机械计算机——差分机，他还利用计数机来计算工人的工作数量、原材料的利用程度等，他把这称为“管理的机械原理”。他开创和发展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管理研究，并提出有可能制定出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巴贝奇在《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的前言中说：“我在过去十年中曾被吸引去访问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工厂和工场，以便熟悉其机械工艺。在这过程中，我不由自主地把我在其他研究中自然形成的各种一般化原则应用到这些工厂和工场中去”。这段话与1913年泰罗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的一段话比较，发现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泰罗在书中说：“当人们的教育使他们养成了概括化和在各处探求规律的习惯，当他们碰到一大堆问题（如在每一种行业中所存在的），而这些问题相互之间又很相似，不可避免的，他们会试图把这些问题加以逻辑分类，然后寻找出某些一般规则，用来作为解决问题时的指导。”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不仅和泰罗有着极为相似的思想，而且都看到了管理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规则和规律，并且都在试图寻找和进行应用。可以说，泰罗的科学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巴贝奇思想的延伸和结果。
他制定了一种“观察制造业的方法”。这种方法同后来别人提出的“作业研究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非常相似。观察者用这种方法进行观察时利用一种印好的标准提问表，表中包括的项目有：生产所用的材料、正常的耗费、费用、工具、价格、最终市场、工人、工资、需要的技术、工作周期的长度等。
巴贝奇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关于分工的思想，分析了分工能够提高效率的原因，节省了学习所需要的时间，生产中包含的不同工序越多，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假如一个工人不用做所有的工序，只是做其中的少数工序，甚至一道工序，就需要少量的学习时间；节省了学习中所耗费的材料，因为在学习中都要花费一定的材料，劳动分工后，需要学习的时间减少了，所耗费的材料也相应地减少了；节省了一道工序转变到另一道工序所耗费的时间，而且由于分工后经常做某一项工作，肌肉得到了锻炼就更不容易疲劳；节省了改变工具所耗费的时间，在许多工艺中，工具常常是很精细的，需要精密的调节，而调节需要大量的时间，分工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由于经常重复同一操作，技术熟练工人工作速度加快；劳动分工后注意力集中在比较单纯的作业，能改进工具和机器，设计出更精致更合用的工具和机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巴贝奇还指出，脑力劳动也同体力劳动一样可以进行劳动分工。他指出，法国桥梁和道路学校校长普隆尼把他的工作人员分成技术、半技术、非技术3类，把复杂的工作交给有高度能力的数学家去做，把简单的工作交给只能从事加减运算的人去做，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工作的效率。
在劳资关系方面，他强调劳资协作，强调工人要认识到工厂制度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这也同以后泰罗的论点很相似。他提出一种固定工资加利润分享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工人工资构成是：按照工作性质确定固定工资；按照对生产率所作出的贡献分得利润；为提高生产率提出的建议而后得到的奖金。同时，他认为这种制度有以下的好处：每个工人同工厂的发展和利润的多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每个工人都会关心浪费和管理不善的问题；能促使每个部门改进工作；鼓励工人提高技术和品德，表现不好者减少分享的利润；由于工人同雇主的利益一致，能消除隔阂，共求繁荣。
他还探讨了能促使投资效率更高的大工厂的优越性，以及这些工厂对原料来源的恰当位置；工艺过程和制造成本的分析（如在制针业中）；在同一领导或各个企业的比较研究（如《各种人寿保险机构的比较观点》）等。
4.3.6 效率研究的管理思想
效率问题是管理中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大机器大量使用的工业革命以后，工厂效率显得尤其突出，吸引了一些学者进行研究。
威廉·杰文斯[25]（William Jevons），是管理思想史上第一个从劳动强度和疲劳关系问题开始入手研究劳动效率的人。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工人在用铲子的时候，铲子的大小、铲土的软硬和人的疲劳的关系，他的这些论述，比泰罗在米德维尔钢铁公司类似的研究实验要早10年左右。他提出“使一个工人能每日或每周做工作量为最大，但又能恢复其全部的疲劳，重新以没有减少的力量来工作”。杰文斯在泰罗之前就号召工人和管理当局之间合作，但他比泰罗走得更远，他主张工业合伙，包括利润分享和职工拥有股票。他认为，这是解决分歧和消除工会罢工的一种方法。杰文斯的影响在于他是一位有声望的学者，试图找出管理者对工作中的人进行管理的规律，他从事于对工作进行科学而系统的分析，他在泰罗之前就在探索有关工作绩效和疲劳的基本规律性。[26]
比利时的一位伟大的工业家、化学家和慈善家欧内斯特·索尔韦[27]（Ernest Solvay），是能够洞察那个时代工业发展总趋势，在实践中系统研究国家的生产率的人。他于1865年创建了索尔韦—西公司（家庭公司）。经过艰苦创业，在发展索尔韦法制纯碱业方面赢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他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撰写了《关于经济进步和社会道德的研究》《社会生产率主义》《工业和科学》等著作，系统研究了国家生产率问题。
首先，索尔韦作为“生产率运动”的先驱者，认为人类福利的增进依赖于以日益减少的耗费获得日益增加的物品和服务，而这只是不断地装置更多更好的机器才能做到。无论对工人或对管理人员来讲，都应树立提高生产率的思想。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思想，以往的经济学家往往只是强调生产对一个国家整个福利的重要性。生产率或以同等耗费获得更多生产这一概念，是由美国人泰罗明确提出的，但他只是以一个工业企业的范围来讲的。而索尔韦则从整个国家来考察生产率问题，所以属于先驱者之列。
其次，按照生产率来调节劳动者的报酬。索尔韦以“生产率主义者”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改革方案的基础，主张由国家在每一工厂拥有股权，并由国家按照每一个人的生产率来调节其报酬。但索尔韦的这一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然是行不通的，因而也没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但对提高生产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得比利时成为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再次，提高国家生产率必须运用人本主义的管理措施。1907年，索尔韦就在自己工厂中实行8小时工作制；1913年起实行假日工作发双薪，并实行利润分享，对员工实行医疗和社会补助等。这些管理措施对当时的人事组织管理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提高生产率必须进行量化衡量与提高。当时虽然人们普遍认同需要提高生产率，但对造成生产率问题的根本原因和提高生产率应做些什么，却缺乏一致的看法，甚至把生产率不高的责任归咎于其他客观因素，如不熟练工所占比例较大、削减研究经费、冗员累累、家庭结构肢解、工人工作态度以及政府政策法规不合理等。但索尔韦却悄悄从管理入手，认为管理是造成生产率问题的主因。因此，他开展对脑力劳动者生产率衡量的分析，提出生产率是“在一定时期内，符合相当质量的投入—产出的比率”，并将这个定义应用于衡量组织、主管人员、参谋人员和工人的生产率。他认为，衡量熟练工作非常容易，但衡量脑力工作却比较困难。衡量脑力劳动者生产率的难点之一是，有些产出实际上是一些有助于实现最终结果的活动。因此，工程师是为最终产品的取得间接地作出了贡献。另一个难点是脑力劳动者经常帮助企业组织的其他部门。广告部主管所做的努力应该改善销售，但很难有把握地说，什么才是恰如其分的贡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脑力劳动者的产出质量通常是难以衡量的，例如，一种战略决策的效果可能在若干年中并不显著，甚至新战略导向的成败可能取决于超出主管人员控制范围以外的许多外部因素。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索尔韦提出了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他认为，虽然没有一种提高生产率的最佳方法，但却有许多方法。索尔韦举了几个例子，一是凯塞铝和化学公司注重明确规定企业提高生产率的目标，强调衡量实现这些目标的业绩和有效的报告系统，以及频频强化表现良好的业绩；二是绝大部分雇员是脑力劳动者的休斯飞机公司，为提高生产率而提供了一些原则和指导方针，其中包括确认表现良好的工作业绩，利用工作模数，设计有意义的工作，注重目标以及开发与人共事的能力等。[28]他认为这些方法对提高生产率具有一定的作用。
4.4 科学管理理论的准备
19世纪后半期，由于使用机械的工业扩展与奴隶劳动的废止，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业时期，呈现了新的特点：有限责任的合股公司形成、资本同管理的分开、纺织企业的壮大、铁路公司的重要性与地位的提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等。为适应新时期的特点，美国一些公司或企业实施了管理方面的改革，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职业管理者，孕育了一些重要的管理思想。
4.4.1 铁路公司：美国管理先驱者的管理思想
虽然纺织业代表这一时期美国最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但真正揭开现代管理面纱的是铁路公司。始于新泽西州霍波肯的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获得了美国第一张铁路执照，这个行为古怪的人因此被尊称为“美国工程之父”。到1850年，铁路已成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美国第一大行业，投资和规模巨大，纽约伊利铁路公司因此成为美国第一大行业中系统化管理的先驱。而对这一系统化管理进行研究和总结的是纽约伊利铁路公司总管丹尼尔·麦卡勒姆[29]（Daniel C.McCallum）。
丹尼尔·麦卡勒姆在纽约伊利铁路公司从一名小小的监工干起，很快显露出他在管理和工程方面的才能，1854年5月被任命为纽约伊利公司总监，后担任美国所有铁路的指导和监督工作，从而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丹尼尔·麦卡勒姆管理思想。麦卡勒姆认为，良好的管理需要良好的纪律、详细而具体的工作描述、经常而准确的绩效报告制度、基于价值的报酬和晋升制度、一种权责明确的上下级权力结构，以及整个组织中责任和义务的执行。[30]因此，用严密而明确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管理，就可以有效地从事经营。他刚上任开始整顿的时候，火车司机也不欢迎他的严密管理，并遭到了工人的反对，伊利铁路公司的火车司机罢工了10天，他们不是要求缩短劳动时间，也不是要求增加工资，而是反对麦卡勒姆实行的制度，但是在麦卡勒姆的坚持下，整顿还是开始了。
麦卡勒姆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制定详细的管理原则。麦卡勒姆将自己的管理原则阐述为：适当地划分职责，明确地分工负责；授予充分的权力以便能够充分地执行责任；有能够了解是否切实承担起责任的手段；极其快捷的报告制度，对于一切情况能及时地进行反馈，如果出现疏忽和偏差，能及时地得到纠正；通过每日的检查和报告来反映上述各种情况。[31]这种管理原则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不应增加主要负责人的麻烦，也不应该减少主要责任人对下属的影响力，而要使他不仅能及时发现情况，又能找到失职的人员。第二，制定十分严密的组织细则来贯彻这些原则。麦卡勒姆依据职务要求把工人划分和确定为不同的等级，要求每个工人都穿上表示他们等级的特定服装；为职工拟订职务说明书，规定职工必须遵照职务说明书进行工作，不得自行其是；制定了一种表示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和报告控制系统的组织图，这是最早的一种树状组织结构图，树根代表董事会，树枝代表5个业务部门，标识出权力和责任的层次和结构、各个业务部门的劳动分工以及报告和控制的传达路径。在麦卡勒姆看来，应该绝对服从正式的权力网络：
“执行一项严格的纪律制度……对获得成功是不可或缺的。所有下属应该只对他们的直接上级负责，并且接受他们的指挥；如果直接负责的领班因为某上级领导直接向该领班的下属发布命令而受到干扰，那么该上级领导发布的命令不能被执行。”[32]
第三，开发了当时最高水平的信息管理技术。麦卡勒姆使用了电报使铁路运行更加安全，并且要求对每列火车行驶地点、旅客和货运情况进行报告，每月向管理层报告关于计划、运价决策以及控制的统计数据，为管理层提供帮助。管理层通过这些报告分析，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从管理角度来看，麦卡勒姆的制度是成功的，29名工程师因为违反规定以及不执行他制定的其他安全规定而被解雇。随后发生了一次长达6个月的大罢工，他于1857年与公司董事长一起辞职。但《美国铁路杂志》称赞麦卡勒姆的管理制度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麦卡勒姆的管理方法尽管在纽约伊利铁路公司遭遇了挫折，但以后很多铁路公司都仿效了麦卡勒姆的管理方法，尤其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最忠实地采用了麦卡勒姆的管理制度。
麦卡勒姆创建的制度和组织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因为其辞职而消失。他后来因为为谢尔曼指挥的亚特兰大战役利用铁路成功提供补给而成为一名少将。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他担任亚特兰大和大西洋铁路公司以及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顾问。他的这些成果，赢得了《美国铁路杂志》（Ameirican Railroad Journal）的著名编辑、铁路行业发言人亨利·瓦农·普尔[33]（Henry Varnum Poor）的最高称赞和广泛宣传，使得无数人在美国铁路管理中效仿麦卡勒姆的风格。艾伯特·芬克（Albert Fink）设计了一种使用信息流、成本分类以及统计控制方法的成本会计制度，该制度成为现代企业控制的一种模式。[34]审计脱离会计部门并且成为一个单独的公司职能部门也始于1847年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由于公司管理分离的股东想要核实和验证管理层的报告，1854年由独立的公共审计公司进行的外部审计也开始出现。[35]组织的发展，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推动铁路行业管理系统化的力量，最忠实地采用麦卡勒姆制度的公司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埃德加·汤姆森（Edgar Thomson）和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采用了麦卡勒姆地区部门化、正式的权力和责任机构、沟通和联络、生产与幕僚人员的职责、绩效测量以及成本会计等方面的理念，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这棵树上，结出了系统管理的果实。后来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位年轻的管理者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正是从汤姆森和斯科特那里学会了麦卡勒姆的管理方法。
对麦卡勒姆的制度与组织以及管理方法的推广和宣传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亨利·瓦农·普尔。这位被称为“美国铁路行业的良知”的人，用一种更广泛的管理观，成为引领美国铁路业迅速崛起和工业化步伐的先驱。亨利·普尔敏锐地抓住更广泛的铁路公司营运原则，包括财政、规章制度以及铁路在美国人生活中的角色进行报道，为大众提供投资信息，为经理提供经营策略。他长期担任《美国铁路杂志》的编辑，是麦卡勒姆在伊利公司进行改革的最有力的支持者，麦卡勒姆在纽约伊利铁路公司的改革举措，就是通过普尔的杂志使社会各界知晓的。他把麦卡勒姆设计的组织图大量印制，每张1美元出售，他自己赚了钱，大量的公司经营者也由此学到了组织设计和管理原理。麦卡勒姆的成果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应归功于普尔和他的杂志的大力宣传。作为《美国铁路杂志》主编达20多年，他为杂志撰写了大量社论，对铁路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如何改革等，有着全面深入的看法，同时也提供了各个铁路公司财政与运营状况的详细数据，率先总结出了大公司的经营之道。他的一生见证了美国铁路公司从婴儿期走向成熟，以及它们对开发美国西部和用铁轨网络将美国连接起来产生的惊人影响。
普尔是最早寻找建立一种管理科学或管理制度来管理企业的人。普尔从麦卡勒姆的成果中获得3个基本原则：组织、沟通和信息，认为管理企业不能依靠企业的创办人和资助者，而是要通过专职的管理人员来进行。普尔根据美国铁路公司的经营实践，尤其是根据麦卡勒姆在纽约伊利铁路公司的改革，归纳出了建立健全管理体系的3条基本原则：组织原则、沟通原则、信息原则。组织原则强调分工，要求从董事长到普通工人都必须有精心设计的劳动分工，每个岗位都有确定的职守和责任，岗位之间有固定正式的责任关系，每个人都有具体的职责，而且明确其对直接领导负责，这是所有管理工作的基础。沟通原则强调运营信息的传递和利用，保证经理部门直至总裁能确切地、连续地了解业务进展。这是在组织中设计的一种报告制度，使企业的最高领导人能连续地确切地了解业务进展情况。信息原则强调各种数据（包括成本、收入、定额等）的积累和编制，作为分析现状改进管理的依据，信息就是“沟通交往的记录”，要将这些信息归类、汇编，将有关的开支、收入和运价的业务报告汇编成册，并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判断以便改进业务。这也是后世数据库思想的滥觞。
普尔注意到企业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提出改变僵化的领导作风的管理方法。普尔认为，制度化的管理是需要的，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其他方法能够使一台庞大的机器安全而成功地运转，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秩序、制度和纪律才能够做到。但他在英国考察和在伊利公司时看到，工人对系统管理所要求的纪律有抵触情绪，他开始寻求一些更广泛的原则来消除“把人看成仅仅是机器”的危险，认为“只要支付工资就能使一个人具有做一名听话的仆人所需要的全部品德”并不是万能的。“对任务不能总是作出硬性规定，最宝贵的东西是自觉自愿。”他提出用一种集体精神来克服严格管理的官僚作风，要在不影响个人尊严的情况下从混乱中寻找秩序。他认为领导失败的根源有两个：一是没有根据能力和教育的情况而是根据其他的因素来挑选人才；二是未能建立一个可以查明管理人员情况的系统，他呼吁要培养有能力的妥善管理别人财产的职业管理人员。普尔在法约尔提出统一指挥原则之前，就认识到最高管理层的问题是要使下级能对组织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认知，必须通过向组织灌输一种团队精神，形成一种能够克服迟钝和僵化的领导，最高管理层应该成为“企业的灵魂，将生命、智慧和服从注入和输送到企业的每个部门。这个灵魂不得是支离破碎的和互不相干的，他不能向头部发出一种命令，向手发出另一种命令，而向脚又发出另外一种命令。在缺乏一致性的地方肯定也将缺乏热情、智慧、生命、责任和服从”[36]。普尔全面系统地来看待组织的见解，后来被法约尔归纳为统一指挥原则。
普尔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建立了标准普尔工业指数，开创了用标准管理企业的先河。普尔认为，为了更方便地评价和衡量相关企业，普尔还创立了标准普尔工业指数。随着大公司劳资冲突的增加，普尔看到，除了坚持组织原则、沟通原则、信息原则3项原则外，公司的管理还必须重视人的因素和士气，要形成一种团队精神和整体观念，这就需要有杰出的领导，在不影响个人尊严的前提下进行激励。普尔是“看不见的手”的推崇者。他主张政府的作用是打击那些不诚实的“掺水股票商”，防范投机，而不是限定价格，干预经营。他强调：“依靠在竞争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创办工业的个人的自身利益，就可以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
普尔阐述的这些管理原则，不仅是今天管理面临的问题，而且未来的管理将继续存在。他认为政府的角色是保护而不是控制，这是管理与政府关系的重要命题；他努力寻找一种在不破坏个人动机和尊严的情况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方法，这也是管理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他在梅奥之前提出了承认人的因素问题，在阿吉里斯之前提出消除正式组织中僵化的领导作风问题，表明他是早期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37]
4.4.2 工业增长下的系统管理思想
美国的工业革命始于纺织业，但规模小、技术也比较落后；先进的管理技术首先在春田兵工厂采用，但系统管理实际上是始于铁路行业。以蒸汽机为动力源的铁路行业引导了一场交通革命；电报和跨洋电缆创造了一次通信革命。二者联合起来导致了美国工业增长和大型组织的成长，导致了资源的积累。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在他的著作中，描绘了美国大型企业成长的4个阶段：①各种资源的初步扩充和积累；②资源使用的合理化；③扩展到新的市场和线路，以帮助其继续充分利用资源；④能够使重新增长合理化的一种新结构的形成。钱德勒还进一步划分了美国工业增长的两个层面及其时间段：1879—1893年的横向增长时期，1898—1904年的纵向增长时期。当人们回顾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组织成长时，就会看到炼钢、制糖、粮食生产、谷物加工、罐头制造、包装等行业的新生产工序及其进步是如何导致企业成长的，而这方面的一个最佳例子就是安德鲁·卡内基[38]（Andrew Carnegie）。
安德鲁·卡内基的名字与美国钢铁帝国及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形象联系在一起。卡内基早年做过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西部分公司主管托马斯·斯科特的私人报务员，负责调度通过山区铁路的火车。在一次因斯科特不在场，卡内基以斯科特的名义下达命令，解决了因火车出轨导致运输梗塞的事故而受到奖赏，并带来了一场调度权力授权的组织变革。卡内基从斯科特和汤姆森那里学会了麦卡勒姆铁路管理方面的组织、报告、会计和控制制度，24岁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西部分公司的主管。在卡内基的管理下，该分公司的铁路运输量增加了两倍，铁轨长度翻了一番，在美国所有铁路公司中保持成本最低的纪录。1865年，卡内基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主管，但他拒绝了这一职位，因为他想成为一位企业家，而不是一个领取薪酬的管理者。后来，卡内基习得贝西默转炉工艺，并纵向整合铁矿、煤矿以及其他与钢铁相关的业务，协调材料供给、熔炉、锻造设备、旋转粉碎机以及其他相关设备，整合各道工序，消除中间商的利润，提高生产能力，将贝西默技术与麦卡勒姆的管理方法结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降低了产品价格，扩展了市场，促进了美国工业发展。正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卡内基学会了如何测量绩效、控制成本及分配权力和责任；他在钢铁行业中应用了这些知识。[39]卡内基很好地应用了麦卡勒姆的理论，成为了一位钢铁巨人。
这一时期对系统管理思想作出贡献的除了像卡内基这样的实践者之外，还有一批工程师和经济学家。1852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l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成立，标志着工程师职业的专业化的开始；接着，美国采矿工程师协会（Americal Institute of Mining Engineers）于1871年成立；1877年，一份有插图、展示实用机械和工程的杂志《美国机械师》创立；1880年，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McChanical Engineers，ASME）成立。这些都标志着工程师在企业管理领域扮演起了重要角色。
美国耶鲁锁具公司（Yale Lock Company）创始人之一、耶鲁和汤制造公司（Yale and Towne Manufacturing Company）总裁、工程师亨利·汤[40]（Henry R.Towne），任总经理达48年之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根据自己的长期管理经历，在管理思想上有着和泰罗极为相似的认识。
首先，他强调管理的重要性，认为管理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当时美国企业界不重视管理，否认管理是一门独立科学。工程师则一般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只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考察问题，不关心企业的管理。1907年以前，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还不承认有管理工程的课题，直到1915年，该学会许多有势力的会员仍然反对建立一门管理科学，或者认为即使可以建立管理科学，那也不关工程界的事。亨利·汤在1886年发表的《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一文中就强调指出管理的重要性，大声疾呼他的工程师同事们承认并共同努力来发展管理的科学。他指出，为了高效率地指挥一个企业，工厂管理与工程技术有着同等重要性。
其次，亨利·汤是科学管理运动的积极支持和推广者。亨利·汤早在1870年就开始系统地应用效率高的管理方法，积极支持泰罗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在1884—1890年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副会长和会长，而且有相当长的时期是学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支持科学管理运动，提供宣传的阵地，促进了学会成员对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趣和支持。1905年他在泰罗的亲密合作者卡尔·巴思的监督下，在自己公司中推行泰罗制。1906年，他同其他人一起支持泰罗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长。汤认为有关工场管理的情报资料是存在的，但缺乏一种媒介工具去交换和传播这方面的知识，他呼吁建立一门管理的科学。这门科学要有它自己的文献、杂志和协会。只有通过这方面知识的交换，企业家才能从别人的经验中获益。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支持科学管理运动，提供宣传与传播阵地，促进了科学管理运动的发展与科学管理知识的传播。他在1921年发表的论文《工业管理的演变》中特别指出在技术院校中工业管理课程的开设，称泰罗是管理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科学管理运动的发展，所以美国《工业管理工程师》杂志编者认为汤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先驱者。
最后，他提出了一种激励职工的收益分享制度。在他以前，有人提出了利润分享的办法。但他认为，利润分享既不是一种公正的措施，也不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如果实行利润分享，由于某一部门职工的努力而增加的收益，有可能被另一部门职工的失误所抵消，使得企业没有利润或利润减少。为了确切计算每一部门职工的成果，他主张要计算每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这样，每一部门职工的收益就能够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偿还给他们。汤在著名论文《利益分享》中提出了一种激励职工的收益分享制度。具体做法是：每一个职工有一个最低保证工资，每一部门超过科学方法确定的定额而生产出来的收益，由职工和雇主各得一半。这种定额应在三五年保持不变，以免降低工资，挫伤职工的积极性。汤的收益分享制度，实际上是对作为刺激生产的手段（工资问题）这个重要课题进行了开创性实验，其重要性不亚于泰罗的时间和动作研究及成本分析等课题。[41]
与亨利·汤在1886年芝加哥举行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论文的亨利·梅特卡夫[42]（Henry Metcalfe），是从事军工企业管理的美国军官。他意志坚定，对工作要求严格，在管理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885年，梅特卡夫的代表作《制造业的成本和公营及私营工厂的管理》一书出版，该书被人誉为管理科学领域中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泰罗承认自己的某些思想来自梅特卡夫，美国管理协会也指出梅特卡夫的管理制度直到现在仍有实用价值。
梅特卡夫在接管了法兰克福兵工厂后，发现该厂采用的传统的组织和控制方法，既浪费，效率又不高。他于1881年建立了一套控制制度，即使用卡片来加强车间内各个工种的协调和控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卡片分为工时卡和材料卡，卡片中有各种详细的说明，当工人完成工作以后，将卡片交给工长，工长则对此作出评价，并将此卡片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如果该部门能高质量和低成本地完成工作量，不仅可以通过卡片了解这一情况，而且可以确切地衡量每个工人的成绩，同时又减少了各种报表和报告。他在法兰克福兵工厂时，除了最重要、最必要的报告以外，就取消了其余全部报告，甚至取消了经常使用的13种报表与报告。这种控制制度具有与现代管理方法中的看板管理相同的作用。这些卡片以“累积的观察”、系统和控制为依据，把劳动控制、成本控制和工厂管理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创举，以致在他离开该厂以后多年仍被该厂继续沿用。
汤和梅特卡夫在芝加哥美国工程师协会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几乎都将讨论聚焦在车价订单会计制度上，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其原因很可能是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一位管理者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和能力。一位学者注意到，大规模制造需要“最有效的制度……这是生产的经济性和标准化所需要的”[43]。因此，系统管理应该包括建立规定、标准和程序等“制度”，例如为工具设置标准，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通过固定程序和僵化来协调工作流程，工资激励，成本会计，分配责任，以及处理劳工问题。
另一位美国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奥伯林·史密斯[44]（Oberlin Smith），与汤、梅特卡夫一样，关注系统管理，特别是制度，并因此成为美国科学管理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曾于1890年担任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第九任主席。史密斯与汤一起促使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成员研究管理问题，对美国的管理思想和科学管理制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史密斯的主要贡献是为机械企业的管理提出了一套机械零件术语和记忆符号系统及其有关的原则。1881年，史密斯出版了《机械零件术语》一书，提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符号系统的3条原则：一是区别性，使同一工厂中的各种机器的零件能相互区别；二是记忆性，术语和符号应使人便于想起来所表示的机器中的那个零件，并使其用途和习惯用法相一致；三是简明性，术语和符号应简单明确。这3条原则对以后的所有术语系统都有较大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应用了这套系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的这种科学方法，对泰罗管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泰罗在1903年出版的《工厂管理》一书中曾提到：有许多改进的创始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例如，应该提到奥柏林·史密斯先生发明的顺序数记忆系统。泰罗还肯定地评价了史密斯提出的工序安排的思想。史密斯在1875—1876年期间曾为他的工厂绘制出了详细的工序图，用各种符号表示各种作业的顺序和装配过程等。
与工程师对管理问题的关注相应，一批经济学家也对将管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十分感兴趣。爱德华·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1842—1924）注意到，“在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使用相似的机械，管理方面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的结果”[45]。阿尔弗雷德·马歇尔[46]（Alfred Marshall）撰写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确立的原则，为企业管理提供了一种基础。他将“组织”视为一种生产“代理商”，认为管理需要特殊的、更珍贵的能力，以及实施特定的行为来管理企业，例如进行预测、计划和组织，因此管理层获得的报酬应该独立于派发给股东们的利润，对股东与领取薪酬的管理者进行了清晰的区分。他说：
“与管理小规模资本所需要的天赋和训练相比，往往需要更珍贵的天赋能力，以及一种更昂贵的训练……那些管理大型企业的人必须有远见，考虑周详，而且必须持续地设法改进方法以完成他的工作……（以及）全神贯注于进行计划和组织，以预测未来并为未来做准备。”[47]
“一位具有非凡能力和精力的制造商将采用比其竞争者更好的方法，而且也许会采用更好的机械；他将更好地组织公司的生产和营销，而且他将使制造和营销更好地联系起来。通过这些方式，他将能够扩展他的生意；这样，他将能够从劳动和工厂的专业化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因此，他获得的回报和利润将不断增加。”[48]
4.4.3 劳工问题和工资报酬的管理思想
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方法和制度可以改善工厂运营，但是必须提供某种动机来获得工人们的合作和刺激他们对提高产量的积极性。许多管理者已经认识到因为工人们缺乏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在工作中故意偷懒或有意限制产量从而导致生产率低这一问题，主张建立某种基于绩效的报酬制度，换句话说，即工资激励或计件工资制度。
亚当·斯密主张提高工人工资，以使工人变得更加“积极、勤奋和迅速”。但他提出了一种向后弯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认为一旦工人的收入达到预期水平后，他们就会旷工去进行休闲活动或休息。
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戴维·施洛斯（David Schloss）认为工人们并不喜欢计件工资，因为确定一种计件工资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阿特金森发现，最廉价的劳动力是获得最好报酬的劳动力；正是由获得最好报酬的劳动力去操作机器，才能够保证与资本投入相对应的最大生产量。[49]雇主支付低工资就会导致低产出，如果工人获得丰厚报酬，并且与机器结合起来，那么将会导致高产出。
弗雷德里克·哈尔西[50]（Frederick Halsey）这位美国的机械工程师，在工资和奖金制度上有重要的贡献。1891年，他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上宣读了他的重要论文《劳动报酬的奖金方案》，描述了他的工资报酬管理思想。
在哈尔西提出他的奖金方案以前，当时美国存在着3种工资制，哈尔西认为它们都有较大的缺陷。第一种日工资制，对工人缺乏激励；第二种计件工资制，其缺陷是一旦当工人较明显地提高产量以后，雇主就降低工资率；第三种是亨利·汤于1889年提出的收益分享方案，其缺陷是收益的增长除了工人的生产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亨利·汤的方案没有反映出来，懒惰的工人也同勤勉的工人一样分享收益，工资增加以后的受益时间太长，工人分享收益而不分担损失，这是不公正的。为了克服以上各种工资制的缺点，哈尔西提出了一种新的奖金方案，其要点是：以工人目前的产量作为标准产量，即以工人目前所用的生产时间作为标准时间，工人如果提前完成了工作，则把节省时间的收益按一定比率（约为正常工资率的1/3到一半）发给工人作为奖金。
哈尔西认为他的奖金方案有以下的优点：简单易行，以工人目前的生产时间作为标准时间，不用另外测定标准时间；工人的基本工资有保证，因为是以目前实际达到的生产时间作为标准时间的，所以只要做一天工，就有一天的工资，一旦超过了原有产量，就可获得奖金；奖金多少根据个人超额的多少，消除了平均主义的弊病；提高生产的利益由工人同雇主共享，而且雇主能得到一半以上，这就使得雇主不会急于降低工资率，从而减少了劳资纠纷。
哈尔西的奖金方案由于简便易行，在美、英等国得到广泛的采用。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其标准时间的确定是依据经验和工人过去的实际成绩，而没有经过科学的测定，所以在泰罗提出了以工时研究和分析为依据的刺激性计件工资制以后，有些地方就改用了泰罗的计件工资制。不过有些地方仍采用哈尔西的奖金方案，例如1911年在美国的华脱汤兵工厂，泰罗的一个追随者就推行一种改进了的哈尔西工资方案，认为比泰罗的计件工资制对主要是非重复性的工作来说，更有激励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泰罗和哈尔西的工资制显示出各有优点。泰罗的工资制更有科学依据，较多依靠企业中的计划部门制定出的先进定额来提高产量，而哈尔西的工资制则更多地依靠工人的主动性和协作精神，所以有人说哈尔西在对人的了解方面胜过泰罗。哈尔西的工资和奖金方案在当时被西方称誉为工资报酬上的一种新思想，同泰罗的计件工资制一起成为以后多种工资方案的一种模型。例如1901年詹姆斯·罗恩提出的一种工资方案，显然是以哈尔西方案为依据的。
4.4.4 慈善管理和管理教育思想
随着系统管理运动的步伐的稳健、方向一致的发展，企业基础已经打好，组织成长起来，资源积累进来，劳工问题受到争论，对资源配置合理化的需求也变得日益明显，这时，公司慈善事业虽然受到争论，但企业家个人的慈善活动成为企业家表达社会良知的主要方式，19世纪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慈善家。
埃兹拉·康奈尔作为电报行业的先驱者，在西部联合公司积累了自己的财富，出资创建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如今康奈尔大学已经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威廉·高露洁（Willian Col⁃gate）由于制造出肥皂获得巨额财富，他和他的继承人捐巨资办大学，该大学后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摩西·布朗于1770年在普罗维登斯创建了罗得艾兰州立大学，1804年该大学改名布朗大学；约翰·霍普金斯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创始人，在巴尔的摩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学；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在1873年留下了一大笔遗产，这笔遗产让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所小卫理公会神学院成为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大学；爱德华·塔克（Edward Tuck）1899年以他父亲的名义向达特茅斯学院捐赠30万美元成立阿莫斯·塔克管理与金融学院；利兰·斯坦福1891年以他儿子的名义创建了一所大学；约翰·史蒂文斯1870年向一所理工学院提供资金；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成立了信托基金创建了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丹尼尔·德鲁曾经向新泽西州麦迪森的一所卫理公会神学院捐献了25万美元，自己破产，但诊所神学院还是被命名为德鲁学院；洛克菲勒在1896年向芝加哥大学捐赠，通过一家通识基金会提供几百万美元教育美国南部的黑人，到1937年他去世时，他捐赠了5亿美元，并且为以其家族命名的基金会提供资金；卡内基在1919年去世时，捐赠了3.5亿美元。[51]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约瑟夫·沃顿[52]（Joseph Wharton），他出生于一个18世纪费城富有的商业家庭，通过经营伯利恒钢铁公司和美国镍公司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1881年沃顿55岁时，他认识到了管理教育的必要性，要求培养“在公众领域和私人生活中都能成为国家栋梁”的毕业生，特别要对商业进行研究，将其变成严谨地、符合商业实际要求的学院。于是就将其资产的一部分捐给宾州大学建立一个教育和训练青年人从事管理工作的学院。沃顿认为，当时的学院只是训练少数人（医生、律师、牧师）从事实际工作的，而他认为应进行某种较高级的管理教育。他希望宾夕法尼亚大学新设的这个学院在课程表中要包括丰富的工商教育课程，如罢工问题、协作原则、工商法、演说术、票据交换所业务、恐慌和货币危机的原因、股票和债券的性质等。
沃顿商学院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了。沃顿商学院作为MBA教育的肇始之地，直到今日仍然是美国商学院中的头牌角色。沃顿作为开创工商管理教育这一形式的引导者，并且也是MBA的积极推动者、改革者、守护者之一。在管理的发展过程中，沃顿商学院作为第一所以管理教育作为本职的学院，而且有17年之久，是唯一的这样一所学院。到了1898年，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建立起了它们的工商学院，而到了1911年则已有30所这样的学院了。可以说，沃顿重视管理教育，在管理思想的发展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5 中国近代社会的管理思想
1840年，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运用其现代机器生产壮大的强大实力，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用鸦片加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长期停滞于封建主义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时不断创新、融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经营管理思想。
4.5.1 洋务运动人物的管理思想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西学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期。随着洋务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企业的大量涌现，经济管理思想在这时十分活跃，洋务派的管理思想也颇具特色。
李鸿章[53]作为中国清朝末期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
李鸿章提出了“自强”“求富”的管理目标。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以求所谓“自强”，把它看作是“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的“自强之本”。在主张造铁路时，李鸿章说铁路是“自强根本”；在谈到派学生出国留学时，李鸿章又说“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甚至说中国不买铁甲船，就“永无自强之日”，买铁甲船又成了“自强根本”。显然，这些“根本”均没有涉及社会制度方面。后来，李鸿章认识到，只靠发展军事工业还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必须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必先富而后能强”，强调“强与富相因”，强以富为基础，富以强为目的。不过仅就理论上来看，它是正确的。因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发达的民用工业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实力，才能使国家富强有可靠的基础。但李鸿章所谓的“富”，只是着眼于洋务派官僚在内的清朝统治阶级的“富”；李鸿章所谓的“强”，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李鸿章提出“官督商办”的管理形式来实现“自强”“求富”的管理目标。他主张办洋务首先要从官营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做起，这条路径也和美国工业革命的路径相同。军事工业是现代技术的集中体现，在军事工业获得成功后，再扩展到民用工业。李鸿章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在整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商人出资，政府派官管理。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已提出“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的方针。后来，“官督商办”成为李鸿章创办民用企业的基本形式，并被推广。所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不容易的。开办企业需要取得政府的批准和某些官僚的支持，需要向政府请求减免税厘及专利的特权。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的中国社会，政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民族工业除匍匐在封建专制政权下乞求它的荫庇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出路，这就是官督商办盛极一时的原因。李鸿章的“官督商办”的管理形式，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洋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张之洞[54]，是中国清朝末期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及洋务运动的后期首领。他率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发展民族工业与维护封建统治的宏观管理思路上。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叫作“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旧学也称“中学”，主要指维护中国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圣道”的孔孟儒学。新学也称“西学”，主要是指西方的工业技术、自然科学以及同西方国家交往所需的“西政”“西史”之类的知识。他的所谓“旧学为体”，就是坚持用封建的“圣道”作为统治人民的根本或“治体”；他的所谓“新学为用”，就是要学一些西方技术和同西方交往所需的皮毛知识，以便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来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他不像顽固派那样惧怕西方的任何事物，担心接受任何西方事物都会使清朝统治陷入“人心解体”；而是认为只要实行“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就不致危及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且会有助于加强这种统治。
他强调国民经济整体性及各经济部门间的协调性。由于张之洞从事的经济活动涵盖面很广，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金融、市政以及实业教育等，因此不仅意识到各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各自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强调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及它们之间相互协调。张之洞认为，工与商两大部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生产与流通关系上主张“工为体，商为用”；在生产与市场的关系上主张“商为主，工为使”。关于工商与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农为工商之本、工商疲惫则伤农，并认为“以工为本”，将“农工商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关于交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密切关系，张之洞认为铁路是带动和促进各经济部门发展的纽带，是完成物资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全部流通过程的重要手段，承认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先行作用。
张之洞主张对企业进行干预与控制。他一面提倡采取诸如贷款、缓息、减免税厘以及专利等措施去发展工业，同时又坚持利用政权力量加强对企业的财政权、用人权等方面的控制，尤其是对国民经济重点部门的干预，其中以铁路最为典型。张之洞说：“查铁路一事，虽系便商之要策，生财之大宗，然与别项商业不同，实系全国之脉络。政令之迟速，兵机之利钝，民食之盈虚，官民知识之通塞。故筹银招股无妨借资商力，而其总持大纲，考核利弊之权，则必操之国家。诚如谕旨所云，铁路为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55]
4.5.2 维新人物的管理思想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下，由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以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两大目标的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叫维新运动。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56]作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康有为曾三次上书请求变法，并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后被光绪帝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在给皇帝的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和改革官制的行政管理思想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在经济管理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在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
梁启超[57]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史称“康梁变法”。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梁启超主张变革必须要从政治变革开始。他认为，变是“古今之公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他根据洛克的天赋人权学说，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兴民权的政治变革主张。而为了实现上述政治变革，梁启超认为，首先必须从“育人才”和“变官制”入手。他认为，不仅变法主要靠教育来实现，国家的强弱也以教育为转移。只有从教育入手，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开民智”，才能“伸民权”，使中国转弱为强。要改革科举制度，学习西方教育，普遍设立学校，提倡西学。他还认为，改变官制是变法维新的关键所在。他批评清朝官僚制度的腐败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官吏愚昧无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形如虎狼，是实行变法的障碍。因而必须改变封建官僚制度，淘汰旧官吏，擢用维新人才，才能变法维新，国家才有希望。他的这种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
他还主张，变革必须发展实业、振兴实业。梁启超主张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振兴实业，把振兴实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身上，宣称“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牛马以终古之日”。既然中国的前途完全决定于有无大资本家，那当然要以大资本家的利益为民族的最高利益了。因此，他主张发展经济“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为了振兴实业，梁启超明确提出“以托辣斯之法行之”的近代工业管理思想，并以此管理方法从事中国的丝、茶、皮货、瓷器、纺织品等重要产品的生产。这样，就“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58]
4.5.3 革命家孙中山[59]的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管理思想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和“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的经济管理思想，集中表现为他的民生主义主张。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生计、群众的生命。”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属于民主革命的）纲领。而“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是相辅相成，同为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同为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途径。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公司、厂矿等大企业，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节制大资本，发展中小资本的纲领，使民生主义更加完善。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中阐述：“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兄弟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有很好的办法……我的办法是甚么呢？就是归宿到‘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又在《军人精神教育》之中说：“民生主义，必不容缓，……依余所见，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
平均地权，即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及地价税法等，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平均地权”表现了孙中山注意土地问题，注意解决农民疾苦，是难能可贵的。
节制资本，即凡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之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为之谋救济之道。”民生主义当然包含着平均的要求，但它首先却是以发达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为基础和前提的。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明的那样，“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
《实业计划》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孙中山的宏观管理思想，也是孙中山管理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经济改革思想的纲领，是用实业救中国的指导思想。孙中山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和理想是他民生主义的目的，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1919年他起草了《实业计划》，提出了六大计划，主张在中国沿海修建3个深水港，即位于渤海湾青河、滦河口之间的北方大港，位于东海杭州湾乍浦、澉浦之间的东方大港和位于南海珠江口外的南方大港，并且以三大港为中心，在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由沿海至内地整修水道，修建铁路、公路，开发资源，移民垦荒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第四计划是铁路计划，主张按中央、东南、西北、东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修建十万英里铁路，组成遍布全国的铁路网。第五计划是发展食、衣、住、行、印刷等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计划。第六计划则是开采煤、铁、石油和其他矿藏并设置采矿、冶金等设备制造厂的计划，也即是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计划。结论部分总述实现实业计划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和促进世界文明的作用，呼吁“国际资本家为共同经济利益”予以协助。
《实业计划》包括下列一些思想：一是协调管理思想。这种协调表现为区域协调、经济成分协调和产业协调。他主张根据全国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各省自然资源的丰度、社会文化差异等的考察和对西方发展经验的反思，认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近代工业起步较早，劳动力素质也相对较高，且交通运输便利，与国际贸易联系紧密，因而具备近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优势；而内地生产力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很难把矿藏等自然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出以北方、东方和南方3个世界级大港为中心，构建中国3个经济区域，同时开发、协调发展、形成有效的合作，彼此互相依倚，促进经济共同繁荣，以“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他还主张：“一切垄断性质之企业，悉当归国家经营。”同时，兴办合作经济使“将来中国之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并提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鼓励，而以法律保护之。”孙中山还论述了矿业（铁、煤、油、铜、特种矿）、机器制造业、冶炼厂设立等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矿业与农业为工业上供给原料之主要源泉也。矿业产原料以供机器，犹农业产食物以供人类。故机器者为近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又为工业之根。”要实现近代化建设，实现对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改造和发展提高近代化程度，孙中山认为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油矿开采、冶金冶炼等，在当时中国已是迫在眼前的重要产业问题。体现了产业发展的先后与轻重缓急的协调思想。
二是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思想。在《实业计划》中始终贯穿着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进步文明，他主张法乎其上，择善而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及人才。他认为，要大规模进行实业开发，必须解决资金和技术“两大要务”。同时，他也并不主张完全生搬硬套，而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文化，并结合中国国情，摒弃、避免不合理的东西。在利用外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人才时，强调要注意维护民族独立，使国家的主权万万不要授之于外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他认为若能使借债、利用外资、技术人才引进、订立条约等，如不碍主权，是完全可行的。历史证明，一味的闭门造车，不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和技术的民族，永远是落后于别人的。
此外，孙中山重视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的重要作用，认为“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是“实业之利器”，又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多少定之”。[60]
4.6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管理思想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末日本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日本，这个“东方的西方国家”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并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创造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
4.6.1 日本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吸收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丰富的，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日本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也深受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早在公元6世纪时，在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就明确地把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进入16世纪，儒教被定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17世纪，有商人（如角仓素庵）主动引用《大学》《论语》于商业经营之中。而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0年），则提出用儒家伦理来指导经济和商务活动的主张，倡导“论语加算盘”的经济伦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经济腾飞中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横山亮次（日本化成公司总经理）、小平浪平（日立集团创始人）和立右一真（立石电机公司创始人）分别把“礼和佛教的持戒”“和与诚”“和为贵，建立相爱相互信赖的夫妻式劳资关系”列为社训。认为“礼”与“和为贵”是同被西方人士誉为企业经营方法法宝的“保障职工终身就业，按工作年限和成绩提级增薪，在企业内部设立工会”三原则一一对应的。“礼”是前两条原则的体现，“和为贵”是第三条原则的体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本田”的经营思想。“本田”公司虽然没有直接用儒家文化某一条、某一款为社训，而是以“三现主义”为其工作要求，“以人为中心”为其主要经营思想，在形式的表达上有出入，但在经营方式中无不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以人为中心”，认为一切的根本在于人，主张把公司办成一个“有人性味的集团”。“三现主义”，指一切工作要从现场、现物和现实出发。要求各级领导者言传身教，注意密切与职工的关系。可见，“本田”的经营方式，从儒家管理思想的角度，是以人为企业管理的出发点，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尤其是领导者的道德修养。而尤为重要的是，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则借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各司其职、各尽本份的思想，对员工说，“各位若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个条件是，先做一个尽本份的人，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想居于高位，领导众人，必须先锻炼自己成为尽本份的人。”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因此，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无论是直接用儒家的概念来表达，还是用其他形式来反映，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
日本企业家也积极吸收《孙子兵法》的积极思想应用于企业管理，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应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对于《孙子兵法》一些具体思想的吸收：日本企业家将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的思想运用于市场管理，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吸收“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思想，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
日本企业管理对《三国》谋略的吸收与应用。在日本，读《三国》，用计谋、改善经营管理，调动员工积极性之风盛起，使《三国演义》焕发了勃勃生机。松下幸之助非常推崇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把忠诚、合作、报恩、报国作为企业精神，把任人唯贤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日本企业界认为，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谋略，因而建立了一个“松下王国”。而在日本许多企业同样重视《三国演义》具体精神与谋略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如市场中各个企业公司的争夺就类似于群雄割据的三国；“桃园精神”，刘、关、张兄弟般的友谊是刘氏王朝生存的基础，而企业生存与发展同样需要公司上下左右精诚团结，共同对外。
日本管理界还普遍喜欢读《西游记》，学习孙悟空排除九九八十一难，不畏艰难，终于取得真经的精神，这同战后日本企业界遇到的极其困难的内外环境有关。
4.6.2 日本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吸收
明治维新变法后，日本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了带有临时约法性质的《五条誓文》中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其实质是向西方学习。明治政府确立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政体书》中规定“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太政官下，设议政、行政、刑法三官，议政官掌立法，行政官掌行政，刑法官掌司法。提倡“文明开化”，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科学和生活方式等，并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建立起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在社会文化吸收西方内涵的过程中，日本企业也吸收西方的管理思想。在此过程中，日本对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吸收，建立了科学管理秩序，质量管理的成功是其中最大的成果；对西方行为科学管理的吸收，创立了日本Z理论管理模式；对西方科学理论的吸收，使日本管理走向现代化。
【注释】
[1]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1483年11月出生在日耳曼（人称日耳曼为改革发源地）中部绍森几亚（Thuringia）的曼斯菲德（Mansfeld）附近的艾斯里本（Eiskeben）撒克森伯爵（选候）领地，父母是农民，1546年逝世。
[2]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18世纪英国棉纺工业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他于1768年发明水力纺纱机，并于1769年建立了最早使用机器的水力纺纱厂。以后，他又对水力纺纱机作了一些改进，并于1790年将蒸汽机引进到工厂中。1786年被授予爵士称号，并于1787年担任德比郡的名誉郡长。
[3]Arnold Toynbe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Boston：Beacon Press，1956：89.
[4]Alfred.The C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73.
[5]雷恩.管理思想史［M］.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2.
[6]张文昌，于维英.东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98⁃199.
[7]赵志军.管理思想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33⁃34.
[8]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爱尔兰裔法国经济学家。受威廉·配第等早期经济学家影响，著有《商业性质概论》（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一书，被英国经济学者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评为“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历史上第一本对经济学问题进行了完整论述的著作。18世纪早期，坎蒂隆投机并参与投资约翰·罗的密西西比公司，并从中获取极大财富。它的贡献包括：抽象分析方法，货币理论，最早提出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的概念。坎蒂隆的《概论》对政治经济学早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包括对亚当·斯密、阁和魁奈的影响。
[9]Mark Blaug.Great Economists before Keyn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38.
[10]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他学习医学，成为一个很有声誉的外科医生。他从自然法的观点，提出自由放任的主张和关于人类的社会性的看法。1749年魁奈55岁时，被任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朋巴陀侯爵夫人（Madam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的侍医，住进凡尔赛宫。1752年因治愈皇太子的痘疮有功，又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侍医。由于他的医学上的成绩和治好国王和皇太子疾病的功劳，由国王赐封为贵族。当时法国因柯尔贝尔执行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经济问题十分严重，财政困难，人民生活痛苦，在这样的背景下，魁奈把研究对象转向哲学和经济学上。在宫中经常和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等哲学家、思想家聚会，同时也和米拉波侯爵、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杜邦·德·奈穆尔、勃多、杜尔哥等经济学家见面，后来结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其代表作有《谷物论》《经济表》等。
[11]让·巴蒂斯特·萨伊（Say，Jean Baptiste，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和商人。生于里昂一个商人家庭。少年开始经商，曾在英国伦敦附近一所商业学校学习，了解到英国工业革命进程并接触到斯密的学说。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时，拥护当时大资产阶级的执政，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一度从军。雅各宾派上台后转而反对革命，1794—1799年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主编。180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宣扬斯密的贸易自由放任思想，1816年起先后在法国阿森尼大学和工艺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1830年还担任过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1832年11月15日于巴黎逝世。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政治经济学“三分法”和“三位一体”分配公式。
[12]Jean Baptiste Say.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M］.2 vols trans.C.R.Princep，Boston：Wells and Lilly，1821：72.
[13]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12—1780），英国重商主义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克思称他是“第一个试图建立经济学体系的大不列颠人，是亚当·斯密进入经济殿堂的领路人。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出版于1767年，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9年。
[14]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66.
[15]亚当·斯密（1723—1790），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生于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出生前几个月父亲去世，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其最主要的著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16]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在17个孩子中排行第三。14岁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16岁时便成了英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1793年21岁的李嘉图独立开展证券交易，很快便获得成功，25岁时已拥有200万英镑财产。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下议院议员。1823年9月11日，他因一只耳朵的感染突然去世，年仅51岁。代表作有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称为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
[17]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1778—1857），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801年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04年起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逊学院的教授，从事化学及自然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到1839年。他是第一个从理论和技术上在大学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教育者。代表作有《制造业的哲学》。
[18]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M］.London：Charles Knight，1835.
[19]巴龙·查尔斯·杜宾（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国工程师，工业教育先驱。1819年在巴黎艺术与职业学院任数学与经济学教授，是最早提出生产技术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的管理学家。
[20]Charles Dupin.Discours sur le Sort des Ouvriers［Discourse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ers］.Paris：Bachelier Librairie，1831：1.
[21]The Conservatory of Arts，American Mechanics Magazine I，July2，1825：343.
[22]Dupin，Discours：9.
[23]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出生于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牛顿城，是全家7个孩子中的第6个。欧文酷爱读书，童年时就通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感兴趣的书，从小养成了仔细观察、注意细节、爱好广泛、广交好友的习惯。10岁时欧文离家只身前往伦敦谋生，到斯坦福德的一家服装厂去做缝衣工学徒，学会了很多东西。后来他又尝试过多种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8岁时借来100英镑，在曼彻斯特创办了自己的工厂。20岁时他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把小工厂卖给了一个叫德林科沃特的人，自己则受雇成为一个更大工厂的经理。在这个工厂，欧文花了6周时间仔细观察工人的各种活动，然后再推行自己的管理举措。工厂管理的实践，使欧文觉察到环境对自己和别人所产生的影响，并着力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由于他的出色管理，德林科沃特把自己的股份分给了他一些，这样使他成为股东。在这里积累的经验，为欧文以后在新拉纳克工厂的实验打下了基础。1812年，欧文为宣传自己的改革成就，发表了《关于新拉纳克工厂的报告》，引起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欧文为了争取议会制定工厂法和限制工作日的立法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815年他在《论工业制度的影响》一书中，呼吁制定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议会法案。经过不断努力，议会终于在1819年第一次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日的法案。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 214公顷土地，建立了一所“新和谐村”，进行“劳动公社”的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欧文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并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公有制与大生产的紧密联系。晚年还提出过共产主义主张。其代表作有《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
[24]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托特纳斯，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后来继承了相当丰厚的遗产，但他把金钱都用于了科学研究。童年时代的巴贝奇显示出极高的数学天赋，考入剑桥大学后，他发现自己掌握的代数知识甚至超过了教师。毕业留校，24岁的年青人荣幸地受聘担任剑桥“路卡辛讲座”的数学教授，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获得的殊荣，牛顿的老师巴罗是第一名，牛顿是第二名。然而，这位旷世奇才却选择了一条无人敢于攀登的崎岖险路，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他参与创建了英国天文学会和统计学会，并且是天文学会金质奖章获得者，还是巴黎伦理科学院、爱尔兰皇家学会和美国科学学院的成员。他的代表作是《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1832年出版，5个月后出版第二版。到1835年在伦敦出版了第四版。
[25]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35—1882），英国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和管理学家，边际效用价值论、数理经济学派的创始者之一。杰文斯1835年生于英国利物浦的一个制铁机械师家庭。从1858年起，对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及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1866年，他开始担任曼彻斯特大学欧文学院逻辑、道德哲学及政治经济学教授。1871年10月发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75年他转任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1880年被选为伦敦统计学会（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前身）副主席。1882年，杰文斯在一次游泳中不幸溺死，年仅47岁。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原理》。
[26]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71.
[27]欧内斯特·索尔韦（Ernest Solvay，1838—1922），出生于距布鲁塞尔约30千米的一个叫雷贝克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拥有一座石矿和创建了一座盐场。16岁时因胸膜炎退学到一家玻璃厂做学徒，并在那里进行了第一次化学实验。1863年他与弟弟阿尔贝合作创办了他们的第一座工厂，1865年他发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索尔韦制碱法”。23岁时因为发明了苏打获得了他的第一份专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和其他企业家一道创办了“国家救济委员会”，捐赠了大量的钱、粮食来救助贫民。他还捐资在布鲁塞尔大学建了很多研究所。两次入选比利时参议院，80岁时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22年索尔韦逝世于布鲁塞尔的伊克塞勒，并被安葬在著名的伊克塞勒公墓。
[28]《哈佛经典管理法则全书》：31⁃33.
[29]丹尼尔·麦卡勒姆（Daniel C.McCallum，1815—1878），生于苏格兰，1822年到美国，只上过几年小学。他不愿意继承父业做裁缝，因此，离开家庭和学校去当木工学徒，设计和制造了许多建筑物。1848年进入纽约伊利铁路公司，在那里显露出他在管理和工程方面的才能，1854年5月被任命为伊利公司的总监。
[30]雷恩.管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9.
[31]Daniel C.McCaallum.Superintendents’Report［J］.American Railroad Journal，1856，12（4）：225⁃226.
[32]McCallum，in Chandler，Railroad：104.
[33]亨利·普尔（Henry Varnum Poor，1812—1905），出版商，他创办的普尔出版公司以编辑发行《美国铁路杂志》（American Railway Journal）而出名。长期担任《美国铁路杂志》的编辑，是麦卡勒姆在伊利公司进行改革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34]Albert Fink，Classification of Operating Expenses，in Annual Report of the Louisville and Nashville Railroad company（1874），in Chadler，Railroads：108⁃117.
[35]James L.Boockholdt，A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Auditor’s Role.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the Americal Railroads，The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1983（10）：69⁃86.
[36]Chandler，Poor，Chandler’s wook is based on Poor’s editorials and will be cited here with⁃out referring to specific dates and is⁃sues of the Journal：157.
[37]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5⁃109.
[38]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美国钢铁大王，与“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大财阀的名字列在一起，卡内基钢铁公司通过白手起家建立成一个生产钢铁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而获得优势，且数十年保持世界最大钢铁厂的地位，几乎垄断了美国钢铁市场。卡内基与洛克菲勒、摩根并立，是当时美国经济界的三大巨头之一。从一文不名的苏格兰移民到堪称世界首富的“钢铁大王”，而在功成名就后，他又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他生前捐赠款额之巨大，足以与死后设立诺贝尔奖金的瑞典科学家、实业家诺贝尔相媲美，由此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和个人奋斗的楷模。
[39]Numerous Parallels Between McCallum and Carnegie may be found in Harold C.Livesay，Andrew Carnegie and the Rise of Big Business，Boston：Little，Brown，1975.
[40]亨利·汤（Henry Towne，1844—1924），曾就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到法国巴黎留学，1861—1865年在波特·里奇蒙铁工厂的车间和设计部门工作，1866—1867年在欧洲研究和考察工程学，1867—1868年在美国的威廉·赛勒斯公司任工程师。1868年同莱纳·小耶鲁合伙成立了耶鲁制锁公司（于1883年改组为耶鲁—汤制造公司），但是新公司刚刚开始营业，小耶鲁就突然死亡，亨利·汤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直到1916年才改任董事会主席。1882年加入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1884—1886年期间任学会副会长，1889年任会长。1905年，他的公司在卡尔·巴思的监督下推行了泰罗制。代表作有《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利益分享》《我们目前的度量制和万国公制》《应用于个别制造业企业的一般组织原则》《工业管理的演变》等。
[41]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9⁃100.
[42]亨利·梅特卡夫（Henry Metcalfe，1847—1917），从事军工企业管理的美国军官。他于1868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并被分配在军械部门工作。1873年任小武器局的记录员期间曾发明一种能拆卸的弹仓，并获得专利，以后被用于俄土战争。1876年，他被任命监督建造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政府建筑物，以后又陆续被委任为弗兰克夫兵工厂、贝尼西亚兵工厂、沃特夫里叶兵工厂（在纽约州）的厂长，最后在西点军校任教。1885年，梅特卡夫出版其代表作《制造业的成本和公营及私营工厂的管理》。
[43]Oberlin Smith.System in Machine Shops［J］.American Machinist，1885（8）：1.
[44]奥伯林·史密斯（Oberlin Smith，1840—1926），美国的工程师和企业家，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并于1890年担任了该学会的第九任主席。泰罗曾亲自称他为先驱者之一。他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先后在新泽西学院和费拉德尔菲亚工艺学院受教育。1863—1926年期间，他在新泽西州布里奇顿创办了一家制造模具和夹具的公司，并自任总经理。他所制造的夹具是经过他改进的。该公司于1877年改组为费拉库特机器公司，多年来在模具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901年，他担任新泽西州派驻布法罗的全美展览会特派员。他的主要著作有：《实验机械学》《机械零件术语》《图纸的系统保管》《机械厂存货的估价》《专门工具的内在价值》《往复动作的图示分析》《现代机械厂的经济》《有关外国工厂方法的印象》《命名和符号化》。
[45]Edward Atkinson.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M］.New York：G.P.Putnam’s Sons，1885：62.
[46]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人物。1842年出生于伦敦郊区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曾走访英国的贫民区，无法忘却他所见到的贫穷和饥饿，最后选定经济学为专业。毕业后在剑桥大学任教9年，后到牛津大学，1885年他回到剑桥大学任教直到1905年退休。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著作，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剑桥大学在他的影响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系。
[47]Alfred Marshall and Mary Paley marshall.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M］.London：Macmillan，1884：139.
[48]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8th，ed.New york：TY.Crowell，1886：ix.
[49]Edward Atkinson.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M］.New York：G.P.Putnam’s Sons，1885：63.
[50]弗雷德里克·哈尔西（Frederick A.Halsey，1856—1935），美国机械工程师，于1878年自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在工厂里担任工程师和总工程师。1890—1894年期间在加拿大兰德钻床公司任工程师和总经理。1894—1911年期间先后任《美国机械师》杂志的副编辑、编辑和荣誉编辑，1911—1914年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机械学副教授，1911—1935年期间从事各种书籍和论文的写作工作。代表作是在1891年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劳动报酬的奖金方案》。
[51]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7⁃128.
[52]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出生于18世纪费城的一个富有商业家庭，55岁时因为没有儿子继承家族姓氏、财产，同时认为自己的才智无法得到传承，因此便将其资产的一部分捐给了宾州大学。
[53]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54]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及洋务运动的后期首领，官至两广总督。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55]《张文襄公全集》奏议68，卷68：12.
[56]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士宦家庭，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 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代表作有《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等。
[57]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赴京会试期间协助康有为发动了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代表作有《饮冰室合集》。
[58]单宝.中国管理思想史［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210⁃223.
[59]孙中山（1866—1925），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1892年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毕业；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主张，遭断拒；11月创建兴中会；1905年8月，联合兴中会、华兴会、爱国学社、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3年，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办黄埔军校；1925年3月病逝。1929年6月，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60]《孙中山选集》《实业计划》一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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