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正继承、创新的语文教材改革思想

刘国正（1926—　），又名刘征，当代中国著名语文教育家，语文教材改革家，当代诗人、杂文家。1926年出生在北京市。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曾任中学语文教师。从1953年起，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历任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科审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

刘国正从事语文教材编辑，著作等身。从事语文教育研究工作40多年，参加过我国建国以后语文教材的编辑、修订工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语文教育研究的论文、论著，亲自深入全国一些学校调研、讲学、指导工作，为语文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继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之后，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三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又锐意改革，与时俱进，统筹、辩证地处理语文教材的社会取向、学生取向和语文学科取向，倡导语文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以及实与活的语文教学思想等。这些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智慧给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思想的启迪。

一、继承、创新的语文教材改革思想

刘国正在新中国成立初就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语文教材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当时，叶圣陶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长。1950年，叶圣陶主持编写全国第一套中学、师范学校通用教材，1954年至1966年，又主持编写中学文学课本、汉语课本等。刘国正在叶圣陶的指导和熏陶下学习了许多语文教材的编辑思想。在《叶圣陶关于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论述》［5］一文中，刘国正对叶圣陶的编写教科书的理论和实践作了扼要的阐述，如选取课文的原则，注解和练习的设计都考虑了学生的要求。叶老说：“所注虽为一词一语一句，必涉想及于通篇，乃于学生读书为文之修习真有助益。尤须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学生所不易晓者，必巧比善喻，深入浅出，注而明之。”刘国正在编辑中，牢记“有一班学生在”的理念，“胸中要总有一个课堂，每一着笔都要想到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这样作出来的注解才能适合教学的应用”。叶圣陶的关于语文工具性的理论也在刘国正思想中深深扎根，并有所发展。张志公提出语文知识的编选三原则即精要、好懂、有用。吕叔湘建议在初中只讲语文知识的几个要点，不求系统，结合课文的讲读和写作的评议讲授。高中的文科班可以比较系统地讲授，或者开设一门选修课。刘国正对“三老”的意见都表示肯定，并在语文教材编写中给予体现。刘国正在编写教材中还吸取了国外的有益经验。1987年5月3日至6月1日，刘国正一行到美国考察教育，跑了六个城市，了解到美国的中小学是由各州以及州下面的学区分管的，全国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的教材。这些收获对我国统编教材的改革及重视语言的实践性都有借鉴作用。

刘国正的语文教材改革观有继承和借鉴，又有创新和发展。其创新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坚持语文的本质特性，又重视文道统一。

刘国正坚持和捍卫语文的本质特性：工具性，把语文基础训练作为核心，又提出课文基础“六要素”理论。

刘国正在《我的语文工具观》一文中说：“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6］认为语言是人类自身具有的工具，是适应全民使用的工具，是与生活密切相连的工具，是与人的思维和思想感情不可分割的工具，是人类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语言工具性认识的深化是刘国正改革语文教学的基点。而工具是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的，这就使语文基础训练作为整个语文教学改革的核心。他在《编写三三制语文课本的设想》一文中说：“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从教材结构来说，应正确处理文章选编、写作训练和语文知识三者的关系。

他还认为语言训练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六要素”配合。“还有思想修养、生活体验，知识积累，文化素养，以及兴趣和习惯等，可称做培养能力六要素。”既有重点，又关注全面，这是刘国正的创新思想。

刘国正针对语文教学存在“综合性”问题，有的教师没有抓住重点，忘记了本质，面面俱到，好像柳宗元《蝜蝂传》描写的虫一样，负担重，费时多，效果差，必须“轻装上课”。集中抓好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训练，其他的知识作为辅助。如文学知识，“一律不求系统，不求完备，不单独编写教材，只是随课文讲读和语文训练教给学生，重在致用”。

（二）统一性与百花齐放的语文教材改革思想

刘国正在《提倡百花齐放》一文中说：“语文教学有其应该统一的一面，那就是全国通用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但也有其不应强求统一的一面，那就是语文教学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在不统一中统一，才能不纷乱，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共同的，至少是大体一致的标准；在统一之下搞不统一，才能不僵化，统一的东西才能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他提倡贯彻“双百”方针，提倡不同的改革方案试验，提倡有条件的地方自编别具特色的试验教材，各种教材互相竞赛。

他还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文教学和教材。汉族的语文教材不能完全适用民族学校。因此，“有些地区已经或正在编写本民族的汉语文教材”。提倡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双语教学。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的要求要低于汉族学校，恰当处理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关系。编写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材要考虑少数民族的母语以及汉语的特点。本民族的语言对学习汉语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要充分利用积极影响，限制消极影响。

（三）编与用结合的修订语文教材的思想

教材编写是为了用，在用的过程中证实编写的好坏，通过反馈，不断改进教材编写。教材编写一般以社会需求、学科性质和适合学生为主要价值取向。教材编写到试用，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至少要试用一个学段，如初中或高中。中国的教材编写采用中央集权的编写体制，主要编写者为某学科的专家、学者、教育家，而第一线的教师参加较少，话语权较少。编写作为一种“预设”，需要实施检验。刘国正重视调查语文试用教材的使用情况，到全国许多学校听课、讲座、开座谈会，广泛而深入地了解真实情况，对反映的意见进行分析，对大纲和教材进行修订。如1979年编完了通用的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课本，1980年上半年就进行了小修订。

相对稳定是刘国正修改教材的重要思想。教材试用一定的周期，不是说变就变，语文教材变动频繁，语文教师不欢迎，“年年新教材，年年新教师”，加重语文教师的负担。“教师对这套教材逐渐熟悉起来，不少地方已编写了许多辅助教学的书籍，这是对提高教学质量很有利的。”

关心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是刘国正使用教材思想的重要方面。语文教师是使用语文教材的组织者、实施者，语文教师自身的素质对使用教材有重要的影响。刘国正对语文教师的素质提出了要求：首先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在业务方面“应该能写一笔好字”“应该积累比较广博的知识”“应该热爱语文教学这一行，立志为祖国的语文教学有所建树，干出一番事业”。他鼓励语文教师进行教学改革试验，进行科学研究，“百花齐放”，从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并促进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提高编辑工作的有效性。

二、语文生活观

语文生活观是刘国正语文教育的核心思想。他反复强调：“联系生活指的是一种教学指导思想，而不是一种教学方法。它渗透到课堂教学的各种活动之中，课堂方寸地联系着大千世界。”

（一）语文生活观提出的背景

刘国正提出语文生活观首先基于他对语言工具特点的新理解。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与其他的物质工具如锄头、机械是不同的，物质工具作用的对象是土地、物质材料，而语言是一种符号工具，一种物质、现象的代码，主要作用于人的思想，其功能是反映生活、服务生活，与生活密不可分。他说：“语文与生活（广义）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语文是用来反映摹写生活的；一是服务，语文是服务于生活的。反映和服务紧密相联，以此达到人们互相交际的目的。”如果语言脱离生活就成为空洞的躯壳，没有内容，没有发挥生活交际功能。如果语文教学脱离生活，教学就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源头活水，“活”不起来，成效低。

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也是刘国正构建语文生活的又一原因。1993年，他在《一己之见》一文中，对我国语文教学传统采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原则，指出其精华至少有三条：总体性、整体性和实践性；其糟粕至少也有三条：封闭、灌输和脱离。脱离学生的思想和生活，脱离社会。思想内容是钦定的、现成的，写文章只是变着花样说同样意思的话，因此，语文教学变成纯技术性的训练，毫无活力和生气。现代的语文教学要改革，必须与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发挥语文工具的社会功能，才能使教学活起来。

刘国正语文生活观的提出还得益于总结现代语文教改试验的经验。他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1989年，河北省遵化一中胡玉柱老师将教学延伸到校园、课外、家庭和社会，得到了刘国正的充分肯定。1993年参加了河北邢台八中张国生老师组织的“大语文教育”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我一直是很赞成的”。后来，整理成文章，题目《语文教学与生活》。他认为，大课堂包括家庭和社会，即校外的课堂，场所更加广阔。家庭也是语文相当重要的场所。儿童的语言习得是在家庭，母亲是第一位语文教师。家庭中还有亲戚朋友来往，也要进行语言交流。电视的内容也是学习语文的重要资源。家庭中的语言学习是随机的，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但是在一定的生活具体情境中学习，具有综合性运用语言的特点，对听说能力的训练，效果更好。社会有学习语文无边无际的场所。国内、国外、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都在向学生进行语文教育。在社会中，学生也要用语言进行交往，运用语言这个社会工具。社会中人际关系复杂、语文内容也很丰富，随时随地都在学语文、用语文，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图书、市场交谈、十字街头的议论、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匾等，都有语文教育资料。

（二）语文生活观内涵

刘国正认为“语文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是反映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一种工具”。“语文学习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应用语言，只要应用语言，就会给青少年以影响。”这就突破了课堂的局限，他认为，课堂的四壁不应成为水泥的隔离层，应是多孔的海绵，透过多种孔道使教学与学生生活息息相通，并将课堂向外延伸。

1．“三课堂”理论

第一课堂是语文课堂，是学习语文的主要场所。这是教师和学生最熟悉的课堂。但这课堂的空间太狭窄。学习的内容是主要的，但很有限，需要课外配合才能有好的效果。

第二课堂就是学校各科的教学，乃至各科的课外活动。过去，我们比较重视语文科的课外话动，刘国正扩大到各学科的范围。学校有十几门课，每一门都在进行语文教育，虽然教师不一定有意识地进行。各门学科与生活结合，以课堂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当然是符合语文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的。

2．语文生活观的具体实施

语文与生活联系作为一种教学指导思想可以在教材编写中体现，也可以在语文的阅读、写作和各项语文中体现。刘国正在编写教材中已体现了语文与生活的思想，采用“按语文与生活的关系组织单元”。

在语文教学中，刘国正提出了实施语文与生活联系的建议。如刘国正在《语文教学与生活——宜昌语文教改实验报告手记》［7］一文中对阅读与写作教学提出如下建议：

课文中有记述处所、描写风景的，“讲授的时候不妨适当联系学校所在的地域，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可能有美好的自然景观或动人的文化背景”。如教《中国石拱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可以观察本地景物。于漪教《花儿为什么红》，第二节课就带学生到学校花园中观察花。

课文中有表达仁人志士的崇高思想的，如讲授《人民的勤务员》《记一辆纺车》《七根火柴》的时候，不妨适当联系学生的思想。

课文中有些写人的、写亲人、朋友或老师和同学的，如《我的老师》《回忆我的母亲》《同志的信任》，“教这类课文的时候，不妨组织学生对身边的人进行了解”。

课文中有的是写想象和幻想的，如寓言《蚊子与狮子》《古代英雄的石像》《牛郎织女》也可以联系生活，可写《假如爸爸当了校长》的作文，还可以写科幻小品，训练学生的想象力。

写作中，学生感到无话可说，无事可写，怕作文。刘国正认为，写作脱离生活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在作文指导中，不仅要注意学生怎么写的问题，还要注意学生写什么的问题。”要指导学生去找写作的“源头活水”。“一个来自于学生生活，就是直接知识；再一个来自于资料，这是间接知识。”要引导学生走进自己的生活天地，观察生活、思考生活，寻找健康的有意义的材料。与生活结合，写作就不会有“无米之炊”的烦恼。

大力倡导课外活动，也是课内向课外拓展的形式。刘国正在《提倡五个结合》一文中特别强调：“为了实现上述四个结合，还要把课堂教学同课外活动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很多，如课外阅读、课外练笔（日记、周记、投稿、办报），演剧、朗诵、讲演、辩论、收集资料、学习书法、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课内与课外结合要注意的问题是“以课内为主”，不要喧宾夺主，不是每一节课都要联系生活，注意“适当”。要让学生自由选择、自由参加、自主活动，教师做导演，不要加重学生的负担。

课文联系生活，要了解和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联系学生的眼耳鼻舌身，学生的喜怒哀乐，叩响学生的心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活”起来。

三、实和活的语文教学思想

实和活是刘国正提出的语文指导思想，也与语文生活观一样，不是具体的教学方法。文与道的统一是活的基础。活主要是针对语文教学中的基本功训练提出的。实是指语文基本训练要“扎扎实实”，活是指语文基本功训练要“生动活泼”，“实中求活，活以致用”，“实活相济”，语文教学效果才能提高。

（一）实与活的语文教学思想提出的背景

刘国正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的特点，在于它是用来反映气象万千的客观世界和纷繁复杂的人的主观世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语言是工具，而使用工具必须要反复实践，训练掌握技能，进一步养成习惯。语言这个工具有复杂性，不是随便容易学好的，需要“扎扎实实”地训练，来不得半点马虎，要下苦功夫，“笨功夫”，要“实”。同时，语言又反映和服务生活，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反映的对象广泛，又要靠人去使用，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拘一格，生动活泼，必须“活”。

从调查研究中发现语文教学的一些弊端。1978年，他在《谈谈中学语文方法》一文中谈到在上海市进行调查中发现学生语文基本功不扎实令人震惊的情况。如一个重点中学的新生“不会给汉字注音的占75%，标点点不准或不会点的占95%，遣词造句不及格的占4%。”刘国正提出学习语言应“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朴朴素素”地学。

（二）实和活的实施

1．语文训练要“实”

训练的重点在字、词、句、篇上，这些是最基础的东西。如辨认形近字、纠正错别字、给汉字注音、正确书写汉字、辨认同义词、解释成语、填空造句、加标点符号，划分层次段落，剖析课文中心、结构等。各年级也安排了一定的重点，初中一年级着重培养记叙能力、二年级着重培养说明能力、三年级着重培养议论能力。高中培养比较复杂的记叙、说明、议论能力。

精讲多练。他说：“教师的讲解要精练扼要，富于启发性，主要由学生自己动口动手。”这样可以把知识转化为技能、技巧。学生不能只靠耳朵听、眼睛看，还要动口动手。动口的形式有：答问、朗读、背诵、复述、讲词、讨论、讲故事、评论等。动手的形式有：抄写、缩写、写心得等。

多读点课外书。课文的阅读是主要的，是重点，要精读。但课文毕竟有限，要加强基本功训练，提高效果，还得多读一点课外书。杜甫的经验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鲁迅的写作经验也是“多看和练习”。刘国正在编写教材时，把课文分为讲读、阅读、自读三类，增加了阅读量，并主张编写学生课外的自读课本，列出自读书目。但他强调，增加阅读量，不应增加学生的负担，教师着重指导，学生自由选择。有条件可以开设选修课。

2．语文训练要“活”

实行启发式教学。把学生看成“活”的教育对象，引导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这是实施“活”的指导思想。学生不“活”，一切都“活”不起来。刘国正认为，要实行启发式教学，应“提倡五个结合”。学生是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体，教师必须了解学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针对学生的生活和思想、知识背景和爱好、特长、求知欲、兴奋点进行启发，并将语文延伸到社会的大课堂、活课堂中去。启发式教学是教学的指导思想，不是一般的具体的方法，应贯穿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刘国正说：“就课堂教学来说，教学要能拨动学生的心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是我教你学，也不是我启你发，而是教与学双方做到和谐的交流。教师引导学生，学生也推动教师；老师得心应手，学生如坐春风。”过去，我们总把启发式理解为教师“启”，学生“发”，即“我启你发”。刘国正将启发式理解为：师生平等交流、相互启发，既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有的教师把学生当成被动的对象，低估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采取单纯“灌输”的方法，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能主动求索，举一反三，就“活”不起来。

语文教学方法也要“活”。语文教师要把学生看成“活”的对象，同时也要把老师自己看成“活”的对象，教学方法也要“活”起来。刘国正反对语文教学“程式化”，千篇一律地按照解题、作者介绍、时代背景介绍、正音正字、划分段落层次、概括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概括写作特点的程序教学，使学生感到乏味、厌学。他认为，语文教学是科学，又是艺术。语文教学有规律，也有一定的程式，但反对“程式化”，把教学搞得呆板、机械，提倡“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在阅读教学中，刘国正主张“不拘一格，因文定法”“因道悟文”。他说：“我们听了很多课，听老师谈了许多意见，接触许多不同风格的教学，比如有的老师长于精雕细刻，有的老师长于放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是同一位教师教学法也可以因文而异，因生而异。”语文课文是复杂的，如鲁迅、郭沫若等大作家的作品，作者介绍就可以多讲几句，有些思想性很强的课文，不搞单纯的政治思想分析，但也可多讲几句政治。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很复杂，有差异性，不能一刀切。总之，教学方法是“活”的。

语文联系生活要“活”。课文教学不但课堂的有限空间要联系生活，而且要走出课堂联系课外和家庭、社会的生活。如写作教学更要联系生活，找到“源头活水”。刘国正说：“生活是发展语文能力的基础，特别是发展表达能力的基础。”有的语文教师比较重视对学生写作方法、技巧的指导，如开头、结尾、段落、过渡、照应及语言运用，而缺少对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从生活吸收材料的指导，如写观察日记、生活感悟之类练笔。而学生对作文也缺乏正确的态度，认为生活、思想是一回事，作文又是一回事。刘国正认为“作文就是要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是并不神秘的”。“要提倡学生在作文中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说空话。”写“放胆作文”。命题作文是一种艺术也要联系学生的生活，使学生的话可说，有话想说，有话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