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滥用的影响主要内容分析

权力滥用

1820年，臭名昭著的《黑皮书》（Black Book）^[4]出版了，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激起了人们精简改革的要求（1830年这种要求已不可抗拒）。这本书旨在通过事实与数字证明，政府与教会的每一个分支都充斥着权力滥用行为，并且在政治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中，国家通过重税从民众中榨取的钱全都浪费在官员退休金和各种闲职薪金中，或直白地说被挥霍腐败了。虽然并无太多必要去相信一本政党小册子中的宣传，但我们必须相信，总体说来《黑皮书》如实地描绘了19世纪前25年的政府体系，即便有些粗糙、不客观。民众深受贫穷之痛，满腔愤怒，而大量的税收又被挥霍在养老金和各种闲职之中。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的职位上，报酬并不是根据能力而定的。通过关系或利益与富豪强权者联系的少数人受到特别的惠顾，他们一事不做却领取巨额的薪水，而与此同时，那些真正为国家做事的人所得却通常少得可怜。^[5]

《黑皮书》中谴责的纵容公共权力滥用的例子确实说明了立法停滞，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革新的普遍厌恶；但立法议员和公众对严重侵犯个人生活的法律和习惯的冷漠更加令人吃惊。这些干预都是明显的，也是不正当的。例如，地主可以自由地使用弹簧枪和陷阱，他们常常为了保护自己的猎物而杀死无辜的侵入者。然而，这些致命的或严重伤害人身的装置（在苏格兰使用这些装置被认为是犯罪）却得到英国法院的准许，并且直到1827年，议会才对其加以禁止。被控重罪比如谋杀或盗窃而受审的嫌疑人，律师不得为其辩护。这条原则明显是不公正的。人们都相信，根本不需要动用西德尼·史密斯的才智，就能够证明，在一个生命垂危的嫌疑人最需要帮助时剥夺其获得帮助的权利，这是很残酷的。^[6]拒绝给予法律帮助毫无疑问会使无辜的嫌疑人被定罪。不过这项法律并没有被频繁运用，因为法律允许任何因被控轻罪或谋叛罪的嫌疑人，或被诉至上议院的人有权获得律师的辩护。然而，首先是在1824年，其次在1826年，下议院否决了一项旨在补救这项残忍缺陷的法案。直到《改革法案》通过4年之后，1836年《重罪法》^[7]才允许任何一个受指控的人均有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但是，比起这些不正义的愚蠢法律，人们为这些法律进行辩护的理由更加引人注目。他们认为，他们宁愿看到一个从未开过一枪的老实人死于弹簧枪或陷阱，也不愿看到农村绅士未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认为，尽管嫌疑人可能常常由于不能聘请律师而被莫须有地判犯谋杀罪或盗窃罪，但他毫无理由抱怨，因为由于他没有辩护人，法官就成了嫌疑人的辩护人。众所周知，这种辩解毫无道理；但即便它是空穴来风，有充分的事实基础，也只不过暗示了，对嫌疑人的不公可以通过法官无视自己的职责加以补救。

再者，让我们仅仅考察普通法认可证据的众多不合理规定中的一项。诉讼的一方或者诉讼一方的丈夫或妻子都不得成为诉讼之证人。^[8]看看这项规定的真实含义。例如，甲起诉乙违约或人身伤害。原告甲和被告乙很可能是最了解案情的人，甚至有可能是惟一了解案件事实的人，然而，无论甲还是乙都不得对陪审团陈述案件。^[9]今天，令我们感到好奇的并不是这项规则常常导致不公正的判决，而是为什么尽管这项规则存在，却还能常常实现公正的判决。但是，直到立法停滞时期末期，议会都没有对这项不合理的必要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修订。这项规则被废除的过程值得我们注意。在边沁理论的影响下，1846年，这项规则在郡法院诉讼程序中被废除；^[10]5年之后，它在高级法院的大部分诉讼中被废除；^[11]1869年，所有的民事诉讼程序以及所有由于通奸而发生的案件中均不再适用这项规则。^[12]

再者，在普通法法院中，口头证据是他们调查的基础，但由于将诉讼双方的证据排除，就剥夺了普通法法院审理方式一半的价值，因为诉讼双方一般最了解真相。衡平法院允许原告考验被告的良心，并且也允许被告通过反诉状向原告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只允许这种调查以书面的形式进行。^[13]也就是说，普通法法院用正确的方式寻求案件之真相，但它们却排除了很可能是惟一了解案件事实的人的证据；而衡平法院承认最了解案情之人的证据效力，却只接受它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它并不能保证了解案情的证人能说出真相。直到19世纪中期，衡平法院诉讼程序中这种反常怪异的规定才得到实质上的改变，^[14]并在1875年《司法法》中才被完全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