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集权走向专制的中国早期城市政治文明
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生产（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种的繁衍），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近代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提供资料及其研究的基础上，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了十分详细而科学的研究。恩格斯指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私有财产以及财产差别的出现，交换的日益发展等，造成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并随之而产生了阶级。对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社会来说，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现象，是为其社会结构所容纳不了的。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和新的因素，必然要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形式，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于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集团，而是地区集团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1]国家作为继原始文明之后的“文明社会的概括”，[2]因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地域环境的差别和民族心理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由这些各不相同的众多因素而综合构成的自身性质、形式特色，不能不从根本上制约甚至规定了城市的政治发展与城市政治文明的特色。本章内容的重点是概略地论述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影响和决定的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的道路与模式上，走了一条不同于恩格斯叙述的西方国家产生的道路，建立了自身发展的特色模式；同时对“早期国家”到晚清这前后4000多年中，由中国早期城市的政治发展（主要是王权礼制的形成）对往后城市政治文明发展的影响，作一个初步的考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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