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心从村落向初城转移

二、原始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心从村落向初城转移

（一）氏族外部联系的扩大和加强：部落的产生

与氏族组织内部分化同时进行的是氏族外部联系的扩大和加强，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在氏族组织之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克思根据当时人类学所发现的资料，认为“每个氏族的人口约在100～1000人之间”^[39]很可能是一个大氏族住在一个村落里；每个氏族借用动物的名称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图腾）。一旦生产力发展而导致人口增长并促使其分裂开来时，新的氏族（或称女儿氏族）便在附近安营扎寨，建村落而居，其名称仍然使用母亲氏族的名称。母系氏族一代一代地相传，女儿氏族、孙女氏族……一代一代地相生，人口越增越多，散布的地域也越来越广。于是，比氏族大的组织产生了，这就是“胞族”、“部落”。所谓胞族，即是兄弟关系的意思，通常是从一个最初的氏族分裂而来的，是同一部落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为了一定的共同目的而结合的一种有机联合体；这些胞族的社会职能已如前述。“同一胞族中的各个氏族并不永远留在本胞族之内；胞族中氏族的相对数量失掉均衡时，便发生了个别氏族由一个胞族转移到另一个胞族的情形。……随着氏族的发展，以及同时发生的氏族成员间的地方上的隔离，分裂也就发生了，脱离的部分便采取了新的氏族名称。但是，关于从前是统一的这种传说保留下来了，并成为氏族重新组成为胞族的基础。”^[40]在氏族和胞族不断分裂、分化的基础上，为整合其力量以求生存和发展，便产生了部落和部落联盟（当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认为，世界上有些民族的部落兼并或融合而产生的酋邦，就类似于部落联盟）。“每个部落都有一个特殊的名称、特殊的方言、自己的最高管理机关，它作为自己的财产而占据并加以保卫的一定的地域。”^[41]众多相邻的部落，往往都起源于一个更为古老的原始人群。部落之间，为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往往结合在一起，形成“部落联盟”（酋邦），这时，“民族”也就产生了。马克思说：“部落联盟以占有单独地域的各独立部落之存在为前提。虽然按照氏族和部落的地方性的分离倾向继续存在，但是合并作用是一种更高的过程，能将诸部落在一个共同地域内联合起来。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42]从当前的古史研究来看，部落联盟之间的利害关系，往往使它们分分合合，合则形成一个更大的集团。我国的古史专家徐旭生认为上古时代的中国，其部族分野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集团：即以炎、黄部落为核心的华夏集团，以蚩尤、太皋部落为核心的东夷集团和以三苗部落为核心的苗蛮集团。它们在数百年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当代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雏形。

氏族组织的分化，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从本质上说是生产力发展和私有制萌芽或产生的标志。它既标志共产原则的氏族公社（不论母系还是父系）行将瓦解，也标志新的文明即国家文明行将诞生。在新旧社会制度之交的时刻，必然带来不同利益人群之间的斗争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于是，利益的重组与整合便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适应这种变革要求的工具只能是原始宗教。首先是宗教意识（相当于今天话语中的文化观念或精神文明）的变革，然后是宗教制度（相当于今天话语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制度）的确立。这场宗教改革的时间，在我国古史传说中，大体发生在“五帝时代”（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特别是帝颛顼时代（究竟五帝是哪些人物，史学界并无共识，上述五帝的说法，可能代表了主流派意见，姑且从之），距今约5000～4000年。^[43]经过现代不少学者的考证，所谓“帝”就是指“天神”。传说颛顼为高阳氏，幼年曾被少昊氏养育过。作为炎黄之后的华夏集团（民族）的首领，他虽然没有黄帝的赫赫武功，却在宗教改革和创建社会新秩序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于是名声大震，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黄帝（这说明通过部落之间长期的兼并战争形成了一个领土广阔的部族或民族之后，其内部的治理任务便被提到首要地位，谁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谁就是历史的宠儿）。母系氏族时代，家家敬鬼神，各有各的信仰，还没有专业的宗教职业人员。其主持者为氏族首领，人们称呼他们为“巫”（女性）、“觋”（男性）。即使部落的宗教祭祀活动，也是由部落酋长主持，相对氏族而言，这些非职业化的部落首领，被称之为“大巫（觋）”，不过是“人神”而已。当时氏族——部落广为散布，大小强弱不等；既不相统一，也互不受命。不管原始宗教表现形式如何千差万别，它在本质上均起到了用氏族道德规范其成员、调整氏族内部人与人关系的作用。所以，“自然宗教”对氏族公社乃至胞族、部落来说，不仅是一个精神上的信仰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上的管理问题，是氏族社会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一旦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利益集团在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下，通过兼并战争建立了新的部落集团（有的学者称此为“酋邦”）或进入“早期国家”之后，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去适应它，其第一步就是从精神上统一集团成员崇拜的偶像（神明），第二步就是创立制度，规范对神明意志的翻译或传达程序，不能政出多门，只能由集团的最高领袖来执行。这就是说，创立新的上层建筑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或根本变化的经济基础的适应，必须把氏族的自然宗教改变成酋邦的“人为宗教”。传说中的帝颛顼，就是适应这个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他针对当时社会上“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下）的现象。（其意是说，家家都祭祀，家家都有巫觋传达神鬼的意志，这种民神杂糅在一起，一人一个样的说法，影响了集团意志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一致性），规定只有他或者只有他和他的助手“重”、“黎”才能“绝地天通”，即到天神（群帝）下界的“绝地”——几个山头（灵山、昆仑之丘、青要之山，等等），去同天神对话（“天通”），去领悟天神的旨意，并“依鬼神以制义”（颁行人们应该遵守的制度与行为规范）。于是，颛顼便把自己变成了半人半神的人物，成为酋邦的主宰。为了有效地对社会实施管理，他任命大巫重为南正“司天以属神”（管理神界的事务）；又任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管理民间的事务）。通过这些改革，被分化的氏族社会，便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整合起来了。

从我国传说的原始宗教改革来看，可见社会政治文明在社会整合及其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其路径一般是先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新的宗教意识）去破坏或改革旧的政治意识形态（旧的宗教意识），随之而来的便是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部落同酋邦或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以及部落之间和成员与部落之间的关系，集中起来说，就是应该行使哪些权利？应尽哪些义务？等等）。

（二）颠覆村落价值观念的原始初城——部落政治活动的中心

“初城”这个概念是指早期城市出现之前，从大的村落中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的特殊聚落建筑，“是介于低级阶段围以木栅的村落和高级阶段绕以城垣的城市之间的东西”^[44]。其存在时间是部落普遍发展起来之后到国家文明出现之前，大约经历了四五千年时间。按我国的考古文化纪年来算，可能包括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和整个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五六千年。就其发展过程来说，前一段是在部落活动中萌芽、生长；后一段是在部落联盟或酋邦政治共同体（民族组织）中发展、成型。

从氏族到部落联盟（酋邦）的社会整合过程中，部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在氏族社会组织规范性发展的初期，它是氏族、胞族联合的高级形式；在氏族组织充分发展、出现了部落联盟的中晚期，它便成了原始社会大的基层单位。因此，研究部落的职能及其管理特征，对于进一步认识原始文明（尤其是社会政治的管理状况）的本质及其嬗变具有深刻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摩尔根和当时其他一些人类学学者提供的有限资料，对原始部落的基本特征作了简要的概括：（1）具有领土、共同语言（包括方言）及名称。“一个部落的领土，包括村落所在地，及该部落从事渔猎的、能防御其他部落侵略的周围地带；在此以外，如果邻近部落讲着另外一种语言，则在该部落与相邻部落之间有一宽阔的中立地带，谁也不能占据这个地带；如果邻接的是同一语言中另一方言的部落，则中立地带较为狭小，界限也不大明确了。”^[45]（2）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及崇拜。（3）其常设的权力机关为部落议事会，组成人员始初为所属氏族的酋长，后来所属氏族越来越多、酋长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只好从中选出一部分人来组成议事会。它具有授予也有罢免由氏族所选出的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力。议事会一般是在部落全体成员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开会，每个人都可以发言陈述自己的愿望和意见。它虽然是最高管理机关，一致通过的决议对各氏族也具有约束力；但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往往都是采取志愿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外的战斗队，每个部落成员都有权自由发起和组织的权利（其结果，也往往会给部落带来损失甚至大的破坏）。（4）在某些情形下，部落设置一个最高酋长，有权处理一些临时性问题（事后再经议会追认）。由于每个村落通常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公社；若干个村落才构成一个部落。因此，那个被选为部落最高酋长的村落，往往成了部落政治活动及其管理的中心。基于从氏族公社到部落的活动内容，除了自然分工的生产之外，平常生活中的任何活动（舞蹈、庆典、祭祀，等等），无不带有原始的、自然宗教性质。一个部落少则数千人，多则万人或数万人，其活动场所不能不是很大的，许多建筑设施也必有别于一般的村落。那么，这个村落也就成了部落的中心村落。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信仰的宗教，中心村落的祭祀场所（圣地或圣祠）修建得比较讲究，一般都要利用夯土技术建筑一个高台，突出人们祭祀万民景仰的神圣效果。

芒福德先生赞成考古学家蔡尔德（有人又译为柴尔德）的观点：“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村落中，圣祠占据着中心位置。”这个建筑出现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开始了颠覆村落价值观念的过程，即将其深入在土地之中的纯朴根基原则送上了“天堂”，“使农民的宇宙来了个上下颠倒”。其实，部落圣祠（原始初城）的出现和由此而开始的价值观念变化，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原始农业经济发展和政治整合的需要。随着原始文明内部新因素的不断增长，后来搭建的圆形或堡垒形的公共建筑（大房子），却在有意无意中同圣祠结合起来，再后来就逐渐地演变为我们现在称为的“庙”或“神庙”。为了维护圣祠的尊严和制造神秘的气氛，不知何时开始，又在圣祠或远或近的地方修建起坚固的墙，形成一个我们称为的“城堡”。在父系氏族逐渐取代母系氏族的过程中，那些逐渐与部落成员相脱离的部落首领、神职人员（巫、觋）及其家属，便理所当然地住进了城堡之内。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古城考古发现，这些城堡中有“三种巨大的石砌或土坯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的庞大体量使之与城中其他建筑物迥然不同：这就是宫殿、仓廪和庙宇”^[46]。这种建筑景观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明显地认识到：伴随原始社会的分化和氏族组织的逐步瓦解，原先的村落对所有氏族成员起保卫作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初城的主要功能就是保卫日益成长起来的氏族贵族，原先的村落政治文明不管它曾经怎样地辉煌过，现在终于要被其内部生长起来的新的文明取代了。

形成部落联盟或酋邦的根基还是氏族的血缘纽带起了作用，即几个在历史上有血缘联系的部落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大大小小、或强或弱的集团，以便在保卫领土、减轻日益增长起来的人口压力和获得新的土地等的活动中争取生存和发展，其唯一的手段就是通过战争。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除了经济力量的增强、军队技术的改良、部队勇武精神的培养和报偿之外，建筑能在战争中起“攻”与“防”作用的原始初城，就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技术力量，使它变得更加坚固。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的古城（原始初城进一步的发展形态——城堡），其建筑特征就充分地说明了那个战火连绵时代的情景。例如：我国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子崖遗址，其城址平面呈方形，东南西三边城垣较直，北边城垣向外突出，拐角呈圆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米，南北最长处约530米，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虽然其城内结构至今尚未全部揭露出来，但是对比它小7倍的河南淮阳的“平粮台城堡”遗址，其内部结构情况是弄清楚了的：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存墙基宽约13米，残墙高3米多，顶部宽8～10米，如果复原起来，所需土方大约不少于4万立方米，工程是相当浩大的，其城墙在当时的厚实坚固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原始初城进一步发展的遗址被发现，印证了我国古籍的许多记载。例如，《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在传说中，鲧是禹的父亲，当属尧舜时代，正是通过战争使部落大融合、华夏民族开始形成的时代。这时虽然还没有在政治上形成“家天下”的国家，但是，大大小小的初城作为部落和部落联盟（酋邦）的政治经济中心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与此同时，部落的宗教活动中心，不但建在初城中，有些还建立在许多初城之间一个比较适当的地方。例如，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83年在辽西的牛河梁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和积石冢，距今5000多年。其建筑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宝贵（女神石头像、玉猪龙和其他许多玉器以及壁画等），处处都放射着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华。从这个大型遗址的工程来看，它远不是一个部落力所能及的，应该是若干部落联合一起修建的，说明了部落联盟修建圣地圣祠的另一种形式。

【注释】

[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摩尔根：《古代社会》（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6页。

[3]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4]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5]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6]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7]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8]俞孔坚：《中国原始人类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光明日报》，1999年7月9日。

[9]［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0]西安半坡博物馆：《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9页。

[11]西安半坡博物馆：《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9页。

[12]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156页。

[1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14]（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15]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16]［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1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2～93页。

[21]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2]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2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4]［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5页。

[26]（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2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9～11页。

[28]伊·巴特丹尔：《男女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6页。

[29]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30]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1页。

[31]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32]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蔡俊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页。

[33]蔡俊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34]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35]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页。

[36]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1页。

[38]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39]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40]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9页。

[41]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

[42]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6页。

[43]丁笃本：《中外历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44]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5页。

[45]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4页。

[46]［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