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革命和原始文明的历史地位

二、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革命和原始文明的历史地位

（一）原始村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

从村落的产生到原始初城的出现，经历了6000～7000多年（我们称此为原始村落文明从产生到鼎盛的发展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原始村落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和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与这种发展变化相应的是村落中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前后也不完全统一，也是在动态中不断地生长出新的因素并不断地同旧的因素相互斗争的过程。为了对原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般特征（同往后的国家文明比较而言）有所了解，我们必须加深对原始村落的认识，尤其是对村落在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中的伟大贡献的认识。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选取新石器时代中级发展阶段的村落（在我国，就是仰韶文化早、中期的村落；在摩尔根的原始断代论中，就是野蛮期中级阶段的村落）为例，做一些简洁的说明。

（1）村落是人性化进一步发展的表现。笔者坚持从劳动人本主义出发，以定型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或曰特定社会结构制度化过程的完成，为原始文明产生的标志。强调原始文明的产生，其目的就是为了阐明人性的张扬，以及由此促进的社会结构制度化过程的完成对人类发展的伟大贡献。从文化意义上讲，村落之所以能成为原始文明的载体，归根结底是因为村落体现并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庇护、包容、涵养和养育等功能，成为晚期智人在人性化道路上前进的一块里程碑。“这些功能在原始村庄的每个部分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构造形式：房舍、炉灶、畜棚、箱匣、水槽、地窖、谷仓等；这些东西后来又延传给城市，形成了城墙、壕堑，以及从前庭到修道院的各种内部空间形式。……在埃及古代的楔形文字中，‘房舍’或‘城镇’这些字样也可以代表‘母亲’，这无异证实了个体的和集体的养育功能实质上是一样的。”^[14]这就是说，不管村落的形式如何千差万别，也不管其微观功能如何不同，但它的首要功能是一个生儿育女的集体性“巢穴”。在这个巢穴中，由于防护设施的屏障，女人（母亲）的呵护和比较有保证的食物供应，所以幼儿的成活率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社会的这种进化与开化状态，不仅使人口的数量规模急速地扩大；而且人口的质量也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与原始制度（风俗、习惯）的制约中快速地提高。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彼此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通婚（而且是在较大范围的村落之间的族外婚），生育出身心更为健壮的后代；当两个进步的部落合而为一时，头骨与脑量必然扩大起来，而相当两个部落能量总和的那种进步状态。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在血缘关系组织内部交往程度的加深，必然导致管理内容的日渐增多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出于原始规范的要求和爱护生灵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念也必然与日俱增。氏族制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益巩固和完善起来的，村落也就成了氏族社会文明、和谐与稳定的一块基石。

（2）村落提供了技术创新与驯化动植物的良好环境，迅速地巩固和扩大了原始文明的经济基础。由于稳定而安全的村落环境，一方面使人类有条件对周围环境和天文地理进行仔细地观察，积累并不断地增长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各种自然知识；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有时间有精力来琢磨同自然界进行斗争的技术（首要的是对生产工具进行改进与创新）。新石器有别于旧石器的根本之点，就在于它们是很细心地用研磨方法制造出来的。这个制作方法的产生和推广，反映了这个时期人类劳动的耐心细致和很强的条理性。例如，在我国，位于西安市东郊的半坡村遗址，是距今约6700～6100年的一个原始村落遗址。先后从中出土了各种工具多达5275件（其中农业工具735件），主要是石器，也有骨蚌制品。从农具所占比重较大来看，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已很发达；从农具的种类与技术含量来看，农业生产已达到一定水平。比如说，既有用于火耕的砍伐器、石斧之类的工具，也有用于耜耕的石锄、石铲、骨凿之类的工具；还有用于收割的农具等，这些工具都研磨得很光滑细致。在同时出土的陶器碎片上，还发现了不少可能是用“单齿木耒”刻画记载事务符号的痕迹（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陶文”，可能就是文字的滥觞之始）。木耒（由木棒尖端演变而来，可能是用于播种的工具）易朽，所以找不到遗存之物；但是，从大量使用的“石铲”（实为石耜冠，是当时的复合型生产工具的组成构件之一，是用于挖地的农具）来看，新石器时代中级阶段的村落可能已进入耜耕农业时期。农业成了氏族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人们的食物已经有了稳定的来源。马克思说：“由于谷物和种植的植物，人类第一次感觉到有可能获得丰收的食物。随着淀粉性食物之出现，食人的现象便消失了；食人之风在战时还当作残余现象继续存在，——不过它作为一般现象来说已经绝迹了。”^[15]由于气候、土壤等条件的原因，半坡农业的产品只能以粟为主。在播种之后，为了同杂草、鸟兽之害进行斗争，人们不但发明了除草、打鸟、捕兽的工具，而且还逐步学会了对田地的中耕管理，不断地积累了原始农业的生产知识。在驯化植物的同时，原始畜牧、渔业生产也发达起来。芒福德说：“驯化野生动植物的各种活动形式，表明了两项重要的变化：一是人类的居住形式延续化、永久化了；二是人类已能预见并控制某些规律，而以前这些规律是完全听任变动不定的自然力支配的。由此才有了驯驭、饲养和繁育各种家畜的习俗。”^[16]人们在获得较多的淀粉食物时，也能获得足够的肉食和乳食。为了烹煮食物，制陶术便在劳动实践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成为原始村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

在我国，原始制陶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制造了大量实用、美观的器皿和工艺品，被世人称颂创造了光耀千古的彩陶艺术。我国的彩陶起源于以陇山为中心的渭水、泾水一带，是应早期农人定居生活与农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作为一种实用的器皿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盛水、煮饭、贮存粮食等），而且人们运用制陶生产积累的经验来美化陶器，使之成为既实用又美观的日用工艺品。彩陶制作的发展，不仅扩大了人们的生活领域（从物质生活领域发展到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有两点：一是制陶技术的进步及其取得的成就；二是器形的丰富多彩。从半坡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技术来看，人们已经突破了模拟实物制作的限制，开始按照自我需要的形状来设计陶器的器形，不能不是人类智力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同时，把转轮用于制陶而发明的陶轮（手工机械）取代以往泥条盘筑法，使陶坯制作得均匀规整，在制陶技术上也是划时代的进步，促进了半坡彩陶艺术的飞快发展。以半坡彩陶工艺技术为代表，其制品的质地、色彩、造型和图案等，都是十分上乘的。就其颜色而论，彩绘的种类也在不断地增多，除了红、白色以外，还大量地使用黑彩。黑彩是以二氧化锰为着色剂，经过仔细加工，色泽鲜明。以深色的彩纹画在光洁细润的细泥红陶上，显得清新爽目，风采动人。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器形日益多样化，其用途也有了明确的分工。例如，作为饮食器具的盆、钵、碗等物件，多以半球形为基本造型，原因是弧形造型较能承压而不易破碎；作为小型取水器具的细颈壶、葫芦瓶等，其造型为腹粗口小，盛水不易溢出，多为人们随身携带之物，并在死后作为陪葬品。而作为贮藏物件（水、粮食等）之用的彩陶器形，如敛口罐、垂腹罐，其造型都是口部较大、高度较深的，目的在于方便提取和存放东西。由此，无怪乎刘易斯·芒福德先生把新石器时代称之为“器皿时代”。^[17]依此而论，我们也可以把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明称作“器皿文明”。同以往的漫长岁月相比，原始村落几千年开创的文明进步，大有当代的“电子速度”景象。

（3）村落开创的人文生态环境，构成了和谐社区的良好模式，为往后人类的聚落文明（城镇文明或都市文明）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串人类全部历史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直接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现实经验看，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如果得不到科学的处理，必将影响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还会使文明的发展中断。可喜的是原始先民创造的村落文明，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榜样和成功的模式。据一些知名学者研究，原始人类开始驯养小动物（诸如：狗、猫、猪，鸡等），从最初的心理因素上说，是出于一种对幼小生灵的同情与爱抚，可怜这些失去了母亲呵护的生命，于是将它们收养起来。随着这些小动物长大，人们发现它们有帮助处理残剩食物（废弃的植物根、茎、叶，动物的残肉剩骨以及人的粪便等）和帮助人类工作的功能。例如：猫还可以捕捉偷吃粮食的老鼠，狗还可以守护家园并协助狩猎，鸡则有雌性生蛋、雄鸡报晓的作用。同时，这些被驯养的动物长大以后，又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在这种现实功利的刺激和需求下，从驯养小动物到驯养大家畜（诸如：牛、马、骡等）的原始畜牧业，便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试想一想，在没有发现人粪尿及许多生活垃圾可以肥田（施肥技术发明）之前，假如没有狗、猫、猪、鸡等小动物的帮助，仅就这些生活的遗弃物在腐烂过程中产生的危害，也足以灭绝定居的原始人类。可是，聪明的原始先民们通过对动物的驯养，正确处理人、植物和动物三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变废为宝，便把这个问题较好地解决了。由此可见，在新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条件下，原始先民以村落为载体，通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把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对人的自身驯化，以及人对大自然地形地貌的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光照千古的原始文明，为子孙万代树立了牢固的发展基业。

（二）原始村落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新石器时代的村落，是原始人类结成氏族聚居的基本方式。氏族是构成原始社会的细胞，是含有原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切特征的基层单位；而村落又是一个或几个大大小小氏族公社组合的有机实体（诸如：胞族）。至于若干个村落联合组成大大小小的部落，成为一个更大的有机实体。恩格斯指出，氏族、胞族、部落“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族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是又互相补充”。^[18]然而基础还是氏族公社。因此，村落文明和原始文明从内涵上说是重合的，是完全同义的。村落文明是人类在开辟自己的历史征程中所开创的第一个文明，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向后代子孙奉献的最伟大、最辉煌的成果。研究它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不仅是为了追述祖先恩德的历史需要，更是为了把握明天、建设以人为本的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未来文明的需要。

村落文明同后生的国家文明相比，其内核全在于“母爱加血亲”精神（如果可以借用“意识形态”这个述语的话，母爱加血亲的精神就是原始的意识形态文明），这也是它的本质特征。郭沫若生前访问西安半坡遗址时，看到无葬具的成人墓和瓮葬、棺葬小孩墓时，特别感慨原始人类的母爱精神，当即挥毫作诗一首：“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墓集居址旁，仿佛尤在怀。大人则无棺，纵横陈荒隈。可知爱子心，万劫永不灰。”歌颂这高度发展了的人性之光，这个普照在原始人和人之间温暖的太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原始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从经济生活来看，尽管农业生产方式的发现和定居生活的确立给人类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以石器工具为主要生产资料的谋生方法，还不能给人类带来较好的生活，充其量只能在总体上略微保证人的生存的最低需求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无力去同大自然（包括山川河流、洪荒土地与凶猛野兽，等等）单打独斗，单个人也没有被其他人偷抢的生活资料（主要是吃食之类）。他们要生存，只能依靠群体。诚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19]也就是说，人，作为一个只能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在其历史破晓之时，他们必须仰仗氏族才能生存。而每个人之所以有可能在环境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来，首先又是得益于母亲的庇护（母爱），同时还离不开那些成年的同胞兄弟姊妹（血亲）的劳作供养。如果没有这一条，人类社会就不能开篇，一切原始文化便失去了为之聚集、裂变的内核。我国先秦思想家荀子也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荀子·王制》）。在母亲或老祖母普照之光的庇荫下，生活的基本原则是：没有特殊情况，不能饿死一个氏族成员。在市场经济时代大遭挞伐的“平均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它曾是人类群体求生进而创造辉煌文明的伟大法宝啊！

从政治生活来看，母爱慈祥的人性管理，使公社内部秩序井然、和睦安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立足于劳动人本学说，认为在没有国家的时代，政治的职能就是社会性的公共管理（马克思在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时，就直截了当地将其第二编的标题“政治理念的发展”改写成“管理观念的发展”）；在国家时代，由于阶级利益及其斗争的需要，政治才成为阶级利益表达的基本形式并被各个阶级的代言人（尤其是理论家）意识形态化了。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治虽然在职能上应该突出其阶级性，人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用政治的社会性来取代其阶级性（在无产阶级为了自身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时候，反动势力除了血腥镇压的一手之外，还有思想舆论欺骗的一手，这就是否定政治的阶级性，或者鼓吹政治的社会性与阶级性重合来模糊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双眼）；但是，在国家时代“纯阶级性功能的政治”也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前国家的原始政治或“社会政治”，仅仅是有政治事实的实践而无理论抽象形态的政治，它的职能也只能是氏族内部的幅度很窄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活动。所以，摩尔根说：“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和氏族组织中寻找；然后，顺着政治制度的各种演进形态，下推到政治社会的建立。”以氏族为单位的社会管理，其政治的内容及其边界，就是氏族公社方方面面的事务。“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有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20]恩格斯在这里描述的情况，就是原始的政治文明。如果说对石器的发现和研究可以直接认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是对政治（管理）文明的状况则只能从神话传说、古籍中的某些记载加以科学的分析，还可以从当代若干后进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加以考究。也就是说，应该到当代留有母系氏族遗迹的民族中去发现一些可供了解原始政治文明的情况。四川省某报记者余洪涛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深入我国川滇交界的泸沽湖地区采访，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原始社会最后一朵玫瑰》的书，其中对母系氏族公社的管理有如下记述：五世同堂的阿如家（“阿如”是创立该氏族中“亲族”的女人名字，“家”就是亲族），共25口，共住一个大木摞屋中（屋里又分成若干小屋小房），其“达布”（主事人或管理者）是个28岁的漂亮姑娘，名叫赤玛。她负责整个日常的生产计划、劳动分工、财产管理和生活安排。她的大哥负责对外交往和宗教祭祀（他本身是个“打巴”，即祖传的宗教人士，类似原始社会的女巫男觋）。赤玛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生火做饭，屋里屋外忙碌一天，直到深夜才躺下休息。她总揽家庭经济，应酬内外事务，负责全家每餐的食物分配；她不仅没有特权可以享用，而且还要和大家一起商量办事，一起劳动，干的活儿比任何人都多，劳心又劳力，所以在家庭中备受尊敬，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因此，在“走婚”（原始性的族外婚）制度下，如何挑选一个好的、优秀的达布，往往是家庭的一件大事。有了人选，还要经过认真的、较长时间的教育和培养。赤玛就是前达布、她的姨妈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在全氏族里主事，其政治形式又复杂一些，还要有由年老的、德高望重的妇女组成的长老会，共同议决氏族大事，与两位酋长（世袭酋长和普通酋长）共同管理氏族的一切事务。如果一个村落由两个胞族组成，则胞族也参加村落的事务管理。一般来说，胞族没有氏族政治（管理）上的职能；只有一定的涉及氏族间的社会管理职能，例如：举行特殊的宗教祭仪，对于胞族成员被杀害事件的宥恕或复仇；为逃免罪行的凶手施行祓除礼，使他能够回到社会中来，等等。

从精神生活来看，赞美、歌颂母爱（包括祖先）是原始人类文化、艺术生活的永恒主题。首先是远古神话创作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女性进行颂扬的。例如：在稳定的村落生活中，原始先民从观察动物特别是卵生动物的繁殖过程，认识到“卵”与生育的关系，加上“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特征，从而产生了卵是万物起源的观念，并将这个观念附会到女人——母亲的身上，成为远古神话创作的一个母题，进而发展到引导人们思索“我从哪里来？”的哲理，由此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奇怪答案。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女娲故事，不仅说人是她用泥土造的，从此有了绵绵不绝的子孙；而且为了使子孙过上安宁的日子，她还炼石补天，断鳌足以作天柱，撒芦灰以止洪水，并创制了婚姻制度来规范人们传宗接代；又制作乐器，丰富人们的生活，等等。这位事无巨细、亲自操劳的慈祥女性形象，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隆重敬奉的伟大母亲之神。总而言之，神话是人类童年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幼稚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反映和表现。学者叶舒宪认为，神话是“一种精神形态，是人类精神形态发展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神话同人类其他精神形态处于联系、渗透、转化的辩证关系之中”^[21]。其次是远古的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也集中地表达了对女性——母亲的崇拜。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初民社会，“畏天敬祖”是恩格斯称作“自发宗教”的基本内容。他们畏天，必然产生“崇拜大自然”，但是崇拜的目的是祈求庇护。人们因为食物来源有赖于动植物，也“崇拜动植物”，无非是祈祷丰收和减少灾祸。但是，大自然能不能给予庇佑，动植物能不能获得丰收，人们从上百万年的经验中体会到，最直接的还是要落实在母亲的庇护上。因此，“祖先崇拜”成为原始宗教的内容与祭祀活动中最日常、最重大的活动，其对象从崇拜创立本氏族的“始祖母”逐步扩展到崇拜已故同胞的鬼魂，尤其崇拜那些生前对本氏族、本部落有重大功绩而被认为最强大、最英勇善战的首领的亡灵，把他们看作本氏族、本部落的守护神。其三是生殖崇拜文化，尤其是对母性生殖的崇拜贯穿在原始艺术创作的各个方面。从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画和其他艺术形式中，象征性的女性生殖崇拜已很普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兴起之后，人们的写意能力和抽象能力都有所发展，对女性生殖的观察和表现，有了进一步提高。从我国仰韶文化的彩陶器物的装饰图案上看，其鱼纹、蛙纹，均系对女性生殖器的反映和表现。闻一多先生指出：“野蛮民族往往以鱼为性的象征，古代埃及、亚洲西部及希腊等民族亦然。”^[22]这是因为从表象上看，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从内涵上看，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蛙纹（蟾蜍纹）比鱼纹出现得晚一些，它之所以成为女性生殖崇拜的对象，也是因为它肚大而圆、产仔多，以此象征并祈祷女人多生子女（原始社会多一个人口，就是多一双劳动的手，多一份保卫氏族的力量，这对当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生殖崇拜中，也对男性的生殖器官（根）崇拜。原始文化艺术种类不少，在其歌舞、音乐、图画等内容与形式中，对女性——母亲的赞颂也大量存在。

建立在以石器工具及其落后技术装备基础上的原始村落文明，其母爱与血亲精神的基本内核，撒播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其特点可以作如下概括：

（1）重土重亲的超稳定性。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在平常年景里，劳动力的数量是其能否获得收成及其多少的决定性因素。原始先民对这个问题的朴素认识，不能不使村落文明带上祈求“地母”之类的神灵和祈祷母亲多多生育的浓厚色彩，也不能不使单个成员对血亲群体（亲族、氏族、胞族乃至部落）的深深依恋。刘易斯·芒福德说：“女人对于生儿育女和栽培植物的天性，已经把古人类从那种怯懦、忧虑、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存状态，转到一种有足够的远见又有相当自信力的生存状态——不再完全听凭超人控制的自然力的摆布。”^[23]但是，这种远见与自信力是在环壕之内形成的，不能不带上浓厚的自满性和封闭性特色。正是这种几千年难得一变的超稳定性，开辟并奠定了尔后国家文明中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越来越快地发展的文明根基。

（2）应天顺时的缓进性。农业是应天顺时的生产方式，在仅有初步经验并无多少技术改良和征服自然力量的原始的条件下，人们只能靠天吃饭。同时，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决定了人们只能采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应季节与气候行事的生活方式。即便是饲养牲畜、制作陶器，也都是一系列、一整套的细致观察与动作缓慢的活计，容不得半点心浮气躁。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人们的思想方式不能不打上满足和保守的烙印，即便要改变一点什么，在行动上也是“慢慢来”，“不着急”。试想一下，要不是从自然界里偶然发现了铜并制作成器物，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大大提高，单靠人们在村落文明中改进以石器为主的工具，往后社会的发展就不知会缓慢成什么样子。

（3）人际关系的单纯性。在国家文明时期，地域性的农村在第一产业的生产方式作用下，农民都是同质的。马克思曾把前资本主义的农民比喻为“马铃薯”，说一个村落乃至一个国家的农民，无非是一袋袋马铃薯的集合，个体之间没有本质差别。社会学者称此为人际关系简单的“通体社会”。原始初民在村落中，是以血缘“脐带”联结成的有机整体，他们谁也离不开谁。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仅简单，而且还是单纯的，是生死与共、祸福相依的。他们不仅有相同的信仰、宗教、语言、习俗，而且还有相同的美感、价值观念、道德原则和行为方式。这是往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具备的特征。

（4）自然生长的民主性。食与性是原始村落的两件大事，关系所有的成员，容不得半点不公正。早在旧石器时期产生“食物禁忌”与“性禁忌”的过程中，食与性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到了新石器时代，虽然发生了原始农业，但其前期仍然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集体谋生，要仰仗每个氏族成员的尽力合作，才能保住氏族的生存。因此，公平、公正、平等是村落政治文明的首要原则，维护氏族的传统与道德，就成为氏族政治的基本任务。芒福德先生说得好，氏族会议“这种自发的会议组织是在沿用中习惯形成的，它代表村民们的一致意见，其职能主要不在于制定新的决定，而在于保证亘古以来的约定俗成的那些规矩、决定的切实执行。在尚无文字的口传时代，惟有那些年高德劭者才有时间去综合一切应当理解的事物……这些长老体现着社区的集中智慧，每逢因误会或因争执而使社区的公共秩序受到影响时，长老们便都来参与商讨，共同谋划如何恢复生活秩序。”^[24]

包括文明在内的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辩论过程。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原始村落文明，是人类在“空地”上建造起来的第一个文明，是人类集200多万年精华的产物。从现代来看，不论它如何落后、保守乃至所谓“野蛮”，而在当时却是最人性化、最进步的表现。而它的许多符合人性的东西，尽管历史的长河对它进行了无情的冲击，而它不仅光辉依旧，灿然夺目；反倒预示着未来人类的社会模式与生活情趣的走向。恩格斯在其辉煌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束语中，引用摩尔根的话，指出：国家文明“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