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

时间：2022-09-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田卫民[1]一、引言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分配领域的指导思想，而且从反面促进资本主义国家改善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维持资本主义统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卫·P·莱文的《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综述性文献的经典之作。因此，本文立足于经济增长的视角，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论。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

田卫民^[1]

一、引言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分配领域的指导思想，而且从反面促进资本主义国家改善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维持资本主义统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伟大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总是对他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思考的理论表现，对诸家学说的追溯与分析，是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正如缪尔达尔所指出的，“在经济学中，如同一般的社会理论一样，旧的思想很少被完全抛弃，没有一种理论是全新的和原始的。”因此，很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归纳、分析、总结和评论。大卫·P·莱文的《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综述性文献的经典之作。^[2]Maurice Dobb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是“李嘉图的追随者”，他的“不等价交换”和“剩余价值”不能和“完全竞争”有机结合。^[3]Martin Schnitzer忠实而简要地书评了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高级阶段”何时到来仅仅是人们的猜想。^[4]陈广汉（1994）在阐述和总结马克思增长与分配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在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上得出了与李嘉图相似的结论，但在分析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上与李嘉图截然不同。^[5]张平从功能性分配视角对马克思的剩余、分配和增长理论进行了述评。^[6]杨灿明认为虽然马克思是在他的古典前辈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设计的理论结构内论述收入分配决定因素的，但这一结构并未为马克思提供一种单一的、逻辑上始终如一的观点。^[7]

“物质财富、劳动产品的分配应该完成双重目的：尽最大可能促进享受上的平等和尽最大可能促进生产。”^[8]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日趋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但我国仍是发展中的大国，仍然迫切需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因此，本文立足于经济增长的视角，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论。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同于现有的综述马克思收入分配的文献。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是一个永续不断的过程，国民收入最终用于消费和投资，而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又是影响下一轮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过程以生产为起点，先后经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形成连续不断的循环和周转。熊彼特提出对国民收入从生产、分配、使用三个角度同时进行分析，把国民收入流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的分配范畴包括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

二、马克思的分配与增长理论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9]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同样是以阶级分析法为基础的，他关于工资量的决定、利润在量上被看成是总收入减去工资的余额和级差地租的分析都深受李嘉图学说的影响，但是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以及分配与增长的动态分析是以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基础的。

（一）马克思的范畴

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发现，是马克思划时代的伟大功绩，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尽管分析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并不会十分依赖马克思的特有范畴，但如果对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些范畴和术语不很熟悉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描述出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显著特点。

1.劳动价值论

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思想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理论的科学成分，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从根本上改造了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他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10]，认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做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另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2.劳动二重性学说

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生产中，人们为了生产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要进行一定形式的劳动。使用价值的不同属性，决定了劳动的特殊形式。如生产上衣需要裁缝的劳动，裁缝利用尺子、剪刀等缝纫工具，对布料进行加工生产出上衣。这种劳动是根据劳动的目的、加工对象、生产手段、操作方式、生产结果等来区分的。这种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就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它体现着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永久条件，是不以社会形态的变化为转移的。但是，具体劳动的种类和操作方式，都随着生产力和生产专业化、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和变化。生产商品的劳动，不管其具体形式如何千差万别，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这种撇开了具体劳动特殊性质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它是价值的实体，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中所特有的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它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它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3.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家阶级不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一理论主要包括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等理论。

马克思揭示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关键在于把“劳动力”与“劳动”区分开来，并且依据价值规律阐明了劳动力这个商品的特殊性质。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后，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能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并且能创造出比劳动力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实现了价值增值，这样资本家才有利可图。于是，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性质也就昭然若揭了，剩余价值无非是由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

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自身内部的这种区别，反映了不同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突出了可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延长工作日，以便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工作日的长度也有其最高限度。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旦资本获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的欲望不能由工人的过度劳动得到满足时，资本家就会在既定的工作日内想方设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满足其贪婪的欲望。^[11]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就是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而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揭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利润的分割问题。

（二）生产与分配的一般关系

马克思将分配关系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一些人力求通过区分生产和分配的优先水平为哪一方，敢于‘对资产阶级经济开始进行的，但有局限性的批判’，使得马克思对这些人进行了批判，并且也同时断言道：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是任何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的组成部分。”^[12]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1.生产的第一地位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生产和拥有大量财富，是人类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经济学的一个伟大目标就是财富积累或每年财富的无限增长。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产、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存在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维持生存。而为了生存和生活，需要衣、食、住及其他物质资料，没有生产方式就没有人类社会本身，“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4]

2.生产决定分配

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构成了分配的客观对象，它决定了分配的内容；另一方面，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或者说社会成员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特定形式。“在分配是产品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15]

李嘉图认为分配这个课题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正是这个课题，才是他的思想集中关注之点。^[16]他在自己著作的序言中写道：“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17]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阐明支配社会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配规律。马克思不但批判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分配优于生产的观点，还批判了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分配看作同样重要的观点，认为这是最庸俗不过的。他认为“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特别，全体因此结合在一起”，分配优先于生产是表面现象，因为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他认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有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所以马克思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后，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马克思最后也得出结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一定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生产决定消费、分配和交换。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忘记它们反过来对生产的影响“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消费的需要决定生产。”总之，生产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决定收入分配

马克思认为，生产要素的分配表现为生产的前提，它决定产品的分配形式。而作为生产前提的要素的分配方式，本身又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当个人以雇佣劳动形式参与生产时，他就会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而雇佣劳动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为前提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8]任何社会的生产过程，都是人与物两个要素的结合。劳动者创造财富的活动，必须以他占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前提。一旦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其劳动就无法进行，也就无从获得生活资料。

（三）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决定与变动趋势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三个部分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即C+V+M。总收入是总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后的剩余部分，它等于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纯收入是总产品价值减去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后的余额，即剩余价值。马克思主要分析的是总收入的分配。总收入首先被分解为两部分：工资和剩余价值。它们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和被确定的。剩余价值在质上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在量上是总收入减去工资之后的余额，直接为企业资本家或职能资本家占有。

1.工资水平的确定

马克思完全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假定，无论经济如何发展，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没有改变，那么工人的货币工资总是趋向于固定在一个水平上。在既定的商品价格条件下，这种水平恰好能使工人得到为“维持自己”而需要的“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19]工人的劳动量“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20]马克思认为，“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这种关系上面。”^[21]“在雇佣劳动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22]工资水平确定后，剩余价值或利润是总收入减去工资之后的余额。

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它们必然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通过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决定工资的长期变动趋势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资本在两个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劳动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23]由于劳动力市场处于劳动者相互激烈竞争的买方市场之中，资本家可以在生存工资水平上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所以工资必定被限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

2.利润率

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不同部门利润率的不同，资本构成越高的部门其利润率反而越低，反之越高。“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资本家必然“要求利润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24]利润率平均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是不同的。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规律，“资本就会意识到是一种权利”，要求等量资本占有等量利润，其本质是资本家根据各自资本量的多少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资本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分配总剩余价值的：总剩余价值不是按照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资本所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分配，而是与他们的资本量成比例地大致平均的进行分配。较高的利润——来源于某个生产部门内的实际剩余劳动，来源于该部门中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竞争会降低到这个平均水平，而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较低的剩余价值，由于该部门的资本被抽出并由此而形成有利的供求关系，就会提高到这个水平。竞争不能降低这个水平本身，它只是具有形成这个水平的趋势。”^[25]

利润率平均化需要实现两个转化：（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2）在此基础上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不同是导致剩余价值率不同从而导致利润率不同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不同“成为一般利润率的实体，前提，因而也是处于有机形式中的利润的实体，前提。它们被平均化，化为它们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就是有社会分工造成的资本的所有特殊生产领域中实际的(正常的)利润率。”^[26]在自由竞争之下，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着“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即“市场价值”波动，正是同一部门内部的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使同一部门内部的不同资本所生产的商品，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在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以后，这个市场价值就转化为该部门的“市场生产价格”。不同部门的资本之间的竞争则会导致资本会从利润率比较低的部门转向利润率或个别生产价格相对较高的部门，这样反复转移的结果，经过价格的调整变化，实现了利润的平均化，即等量资本取得了等量利润，产品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来波动。利润率的平均化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价格关系实现的。“由此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同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会创造出同样多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27]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有下降的趋势”，这个规律被马克思称之为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考察一单个的资本，实际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是不同的，但是考察资产阶级的总资本来看，平均利润率就是社会总的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比。“总利润同总资本之比，恰好像利润——从而利润率——同单个资本之比意义，因为利润只是被看做形式上变化了的剩余价值。”在引起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因素上，马克思提到了两点，一个是剩余价值绝对量的降低。另一个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下降。同时，马克思指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等于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等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的提高。”并且，只要资本的增长速度比利润率下降的快，那么绝对的利润量是提高的。

3.剩余价值的分配

直接为职能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最终要在职能资本、货币资本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被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利息和地租。“利润的一部分现在表现为一个规定上的资本应得的果实，表现为利息；利润的另一部分则表现为一个相反规定上的资本的特有的果实，因而表现为企业主收入。”^[28]“利息是资本自身的果实，是撇开了生产过程的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处在过程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本的果实。”^[29]“假定平均利润已定，企业主收入率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利息率决定。”^[30]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转化形态。

由于剩余价值是可变资本的产物，利润率是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的比率，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的绝对量上升，而利润率必然下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31]

“地租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32]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土地产品的市场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此，“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33]

4.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地进行积累，实行扩大再生产。一方面，由于资本积累是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两种形式实现的，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也就是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一定的劳动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的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增值的需要增长得快，所以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机器排斥工人”的过程，是产业后备军形成和扩大的过程。“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34]相对过剩人口又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手段，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直接造成的两个后果，“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5]

（四）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

马克思认为，消费与生产是直接同一和对立的，生产与消费相互媒介，消费生产着生产，生产生产着消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造成了群众的贫困及其有限的消费，使得资本主义投资难以实现产品的“惊险一跳”。

1.消费与经济增长

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是属于决定作用和支配地位的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第一，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正是广大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才推动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消费无疑是生产不断发展从而经济不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

第二，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没有劳动力，就无法进行再生产，没有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没有物质资料的再生产。通过消费，使“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也就是实现了劳动力再生产，这就为生产的发展创造最基本的条件。消费对直接生产过程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一般地再生产出劳动力，而且表现在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能力，直接促进生产的发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消费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最终体现，因此消费不仅能提高劳动力素质，而且是实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的重要条件，从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三，消费不断地创造出生产新产品的需求。生产取决于需要，而需要的形成和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的发展。这样，消费就成为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消费也是不断发展的。原有的需要通过消费得到了满足，又产生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成为发展生产的动力。“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36]

第四，消费为生产开拓广阔市场。商品生产出来以后，必须及时出售，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实现。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如果没有进入消费领域，而积压在生产者手中，或者停留在流通过程，产品不能最终实现，再生产就会中断、停滞。随着消费的扩大，对产品的需要不断增加，市场也就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也就不断扩大。

2.投资与经济增长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货币资本的投入“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37]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部压力迫使其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来使用，这种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行为就是投资。资本家无休止追逐价值增值的内在动机与外在竞争压力迫使投资成为可能，资本积累是投资实现的基础条件，资本积累越多，资本投资效率就越高，而发达的信用制度是保证投资实现的重要条件。

投资必须服从市场需求，才能够实现产品的“惊险一跳”。马克思指出，投资产品在市场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往往成为资本家投资难以跨越的障碍。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支出的有限性决定了投资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38]内在地决定了投资产品在狭窄的市场中无法获得市场实现。由于投资产品的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39]资本主义投资实现的根本困难，“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0]

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意识的投资者主要是扮演着双重角色的资本家：既是资本品的买者，又是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卖主。这就使资本家的投资行为具有双重性，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投资支出使社会总需求增加，刺激投资品生产的扩大、消费者需求和生产的增加，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就业连续提高。但资本家不断增加资本品的购买又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固定资本存量及其增量越大，投资需求的抑制力就越大。而且新设备如果在技术上比旧设备先进，那么新增投资就对前期投资形成竞争压力，产品的销售额和总利润分配就会从前期投资的生产领域转移到新投资的生产领域中去。当前期投资的生产变得无利可图，或利润的获得不足以维持生产时，生产能力就会停止使用，因而出现生产设备闲置和失业。这种情况的持续使失业和国民收入的减少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上看，投资又可以引起经济萧条。

三、马克思分配与增长理论的现代解读

马克思关于权力和财产关系决定收入分配关系的思想对于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权力和生产要素的分配先于市场过程本身的分配，并决定收入分配的观点，已被西方的学者所认识。马克思的理论不仅直接影响了经济史中的激进学派，而且结构主义学者，例如钱纳里和阿德尔曼等人关于收入分配决定因素的一些分析也可以支持马克思的论点。

首先，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合理的分配格局调整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经济长期呈现消费不足，出口居高不下的现象，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劳动力成本太低。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就应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又能有效促进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分配格局调整有利于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而要真正贯彻落实这一理念，就应努力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确保居民收入真正与经济发展同步。

其次，合理的分配制度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分配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方面。低收入群体居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收入分配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而要促进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意味着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改善了经济增长的环境，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整顿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减小贫富差距，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安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第三，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既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本质要求，也是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同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投资的目的是增加生产、满足消费，投资无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有其自身合理的限度，如若投资过度，经济萧条将不可避免。与消费相比，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而从长远和根本上来看，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投资需求实际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本身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消费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因此，在国民收入决定中，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是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经济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形成。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一强调是针对前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扩大投资和增加出口的问题，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对今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长期的战略指导意义。

同任何学说一样，马克思的分配与增长理论的一些观点在新的条件下应用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动趋势的结论有其自身的理论前提，在马克思理论中事实上存在这样一个假定：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劳动的供给总是大于劳动力的需求，即经济中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它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这一假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合理性。一旦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将剩余劳动吸尽后，劳动需求的增加将会导致工资上升。

【注释】

[1]田卫民，男，2002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博士，现为河北金融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美]大卫·P·莱文：《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A]，阿塔那修斯·阿西马科普洛斯：《收入分配理论》[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3—82。

[3]Maurice Dobb.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Ideolog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37-165.

[4]Martin Schnitzer.Income distribu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Sweden,West Germany,East Germany,the United Kingdom,and Japan.New York,Praeger,1974,pp.,14-16.

[5]陈广汉：《增长与分配——发展中经济面临的选择》，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56—65。

[6]张平：《增长与分享——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3—35。

[7]杨灿明：《经济转型中的宏观收入分配》，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69—77。

[8][英]威廉·汤普逊，何慕李译：《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91。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4。

[10]关于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的原因，马克思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11]马克思指出：“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50。

[12]戴维·M·戈登，孔祥旭译：《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高鸿业校，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952。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8。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0。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746—747。

[16]J.B.克拉克.分配理论。见：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