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经济增长理论在中国的总体诠释

鲍莫尔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否在中国得到了验证？基于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我们重点来考察制度安排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劳动、土地等所有要素的配置权及其收益几乎完全由集权政治中的政府决定，整个社会是一种按照等级制度来界定权利的体系，等级的高低决定权利的大小。因此，社会中每一个理性经济人配置其企业家才能的占优策略是“入党为官”。那些有才能、并有资源来帮助其实现企业家收益的人必然在一个“政治化市场”中寻找企业家才能的最佳用途，因此，政治上的寻租在这个领域最为盛行。那些无法进入这个“门槛”的企业家才能则处于隐蔽状态，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增加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即使在国有企业部门，一些少量的生产性创新也是以进入官员的门槛为条件，一个理性的代理人必然将最大的创新资源投入在官员升迁、保住资源等级位置的努力之中，其他生产性创新上的投入必然非常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必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吴敬琏，2006）。

改革开放以后，制度安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私人产权的认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下放，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士在才能配置上有了政治域或等级体系外的选择，并因为他们享有了社会各种要素的配置权和收益权，而可以在生产性领域获得更多的收益。由于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领域的报酬收益递增效应逐渐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才能被配置在生产性用途，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随之而渐成气候；另一方面，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锦标赛”激励下，地方政府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努力是发展地方经济，而不是向中央政府寻租。政府部门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士可以将其才能配置在培育地方市场、支持企业、建立公共实施等生产性用途，通过财政税收的增加来弥补减少寻租产生的损失，而地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增加以及政治上升迁的前景又强化了这种激励。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强大动力和极具创新内涵的众多实践。此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在中国特殊的改革年代体现出政府和市场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因此，从广义企业家的视角来看，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相关制度的互补作用下，中国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种激励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的制度体系，优化了中国企业家才能的配置结构，进而引致了中国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