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理论的扩展

Wennekers和Thurik（1999）、Aidis（2003）、Sauka和Welter（2007）等在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理论的基础进行了进一步分析。Acemoglu（1995）、Mehlum等（2003）分别构造出理论模型，企业家才能往往是相通的，相同的企业家才能既可以配置到生产性领域也可以配置到非生产性领域，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方向取决于社会制度支付给两种活动的相对报酬或者说激励结构。Coyne和Leeson（2004）基于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不同类型企业家活动的区别在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移动方向不同，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意味着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内移动，生产性企业家活动意味着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

1.破坏性企业家活动的性质特征

鲍莫尔的研究对于企业家的生产性、非生产性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但对于破坏性创业活动缺乏进一步讨论。Desai和Acs（2007）认为有关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研究，发达国家企业家才能的分配主要集中在租金寻求的活动方面，例如过多的诉讼与成长导向的活动（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活动，在这些国家中对于这些活动的权衡与发达国家不同。许多学者对于破坏性活动的讨论大多是基于鲍莫尔的模糊定义。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对于破坏性活动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行的缺乏理解，仅仅认为这种活动是坏的。因此，这对于企业家才能分配框架的政策含义产生了很大的局限。为此，他们在效用最大化、企业家才能供给的固定以及政治经济的不确定三个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破坏性企业家活动理论模型。在模型中，他们首先指出，生产性活动是租金创造，非生产性活动是寻租，破坏性活动是租金破坏（如表2.1所示），因此，破坏性活动对于GDP是负面影响；其次，破坏性活动是情景性的，这意味着在一个地方的租金创造的企业家行动在其他地方可能是租金破坏；最后，存在最佳组合（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决定企业家才能如何分配。因此，Desai和Acs认为，在发达国家，公共政策分析可能更集中关注非生产性和生产性活动的权衡；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冲突后国家，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活动的权衡更重要。

Desai、Acs和Weitzel（2010）为了将研究的焦点从生产性、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权衡转向集中于破坏性活动，他们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假设：企业家才能供给不变、企业家能减少对生产的投入以及企业家的异质性。他们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策集中于如何通过支持新企业、正规化现有企业来提高经济中正式企业的比例，但正式的企业家活动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假设值得怀疑，因为，破坏性活动在单个经济中所占创业活动的比例可能比当前所知道的要大。

表2.1　不同类型企业家活动的比较

资料来源：Desai和Acs（2007）

2.企业家活动类型的扩展

现有研究对企业家才能缺乏一致的界定，有的强调认知能力，有的强调动机（偏好）。在Douhan和Henrekson（2008）的模型中，企业家才能包括动机和能力，机会的种类包括盈利的商业项目或者占用租金的机会。对于创业的界定，虽然自雇用和开办新企业都是创业的典型形式，但他们的定义排除自雇用形式，并将鲍莫尔的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活动与遵守或者逃避制度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六种创业活动形式（如表2.2所示）。

表2.2　企业家活动分类及举例

资料来源：Douhan和Henrekson（2008）

Henrekson和Sanandaji（2011）则将企业家行为增加了改变行为类型，并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创业活动结合起来得到三种企业家活动类型，即制度遵守型商业活动、制度改变型政治活动以及逃避型活动（如表2.3所示）。他们认为前两种是生产性的，逃避型活动也可以是生产性的，包括直接生产性（通过逃避妨碍生产的制度）和间接生产性（迫使这种制度改变）。

表2.3　企业家活动分类

资料来源：Douhan和Henrekson（2008）

Henrekson和Sanandaji（2011）认为，制度遵守型企业家是文献中讨论最多的典型企业家，制度遵守型企业家活动与制度演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真正的创新型创业对现有制度结构基础带来挑战，这种带有革命破坏性的活动能导致现有制度的改革和结束，特别是在传统社会，技术进步改变制度的效应，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对知识产权的影响。制度逃避型活动是指企业家在不改变正式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现有制度的影响。一些企业家可以通过寻求新的合约安排来避免高成本的制度，如避税（合法）和逃税（非法），如果经济活动不通过这种逃避活动就不能进行的情况下，这些非法的公共融资、逃税活动也是生产性的。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活动也包括那些使用企业家才能寻找合适的官僚主义者行贿。因此，Henrekson和Sanandaji认为，制度逃避型活动是否是生产性依赖于环境，如果不规避法律则商业活动不能进行，这种逃避行为实际上是生产性的；如果逃避制度行为产生资源的浪费，那么这种行为是非生产性（或者破坏性）的。制度改变型活动可以是生产性的活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政治活动被定义为寻租，政策创新者经常通过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提高社会福利。当然，引导政治创业努力分配的激励结构与引导创业努力分配激励结构相类似，政治活动也包括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破坏性制度改革。

3.制度环境与生产性、非生产性活动的互动

Douhan和Henrekson（2008）认为企业家活动对制度存在内生效应，企业家和制度之间存在双边因果关系，因此，企业家可以通过获得政治权力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制度，他们将企业家精神的政治作用与传统的经济作用统一在一个框架内（如图2.1所示）。他们认为，企业家影响制度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直接参与政治影响正式经济制度；企业家通过企业家才能使用实际政治权力；通过逃避改变正式制度的影响效果。

图2.1　制度环境与企业家创业行为的互动^[1]
资料来源：Douhan和Henrekson（2008）

Douhan和Henrekson（2008）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框架来分析创业与制度之间的双边因果关系，一方面，企业家选择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依赖于由相关的制度决定的相关报酬结构，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之间的分配；当然，即使是在给定严格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也能找到合适的途径逃避这些制度。另一方面，企业家对于其所面临制度环境的反应也影响制度。这些反应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企业家直接从事政治活动，通过行使政治权力，促进他们企业的利益，如意大利的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企业家才能运用在游说上，成为行使政治权力的互补；第三，企业家不改变正式制度，而是影响制度在实际中如何实施。Douhan和Henrekson（2008）认为，由于这些类型的活动是制度设计者在当初未能考虑到的，因此，推动创业的制度变化需要评价的是推动了哪种类型的创业，例如税赋增加不仅妨碍生产性创业活动，而且可能培育了非生产性/破坏性活动创业活动，仅仅考虑创业活动的净效应可能产生误导，需要考虑制度的形成作为一个适应过程，政治家不能一劳永逸地设计合适的制度。

Douhan和Henrekson（2010）则提出，鲍莫尔主要集中于将制度作为分配机制，却忽略了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活动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决定的，特别是忽略了非生产性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低效率制度下的次优替代。因为鲍莫尔暗含假设他所分析的制度背景是最优制度，在这一最优制度条件下，寻租就应该是非生产性的，因为现有制度已经是最佳，通过寻租不能使现有制度相对于整体社会福利而言而得到提高，只能是零和或者是负和。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鲍莫尔的分析暗含反对最佳制度背景，他将历史案例与现代西方制度相比较的讨论，明显假设现代西方制度是最佳制度的合理代替（Douhan，Henrekson，2010）。但现实世界充满了不完美和无效率，非生产性创业活动可能是对现有制度缺陷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因此，决定企业家才能分配的报酬结构本身受到分配结果的影响，这个逻辑循环只能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才能分配背后的机制来解决。Douhan和Henrekson（2010）认为，脱离这种困境就需要承认制度是创业性创新的目标，与鲍莫尔根据熊彼特关于创业是创新结合的创业性职能定义不同，Douhan和Henrekson认为创业性职能是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并提出创业活动的分类包括商业创业和制度创业，在这些类型之间的分配是由在现有制度设置和生产系统之间的潜在报酬决定的，这两种类型的创业各自干扰生产系统和制度均衡。

4.基于社会偏好的企业家才能配置

Baumol（1990）、Murphy等（1991，1993）、Acemoglu（1995）以及Mehlum等（2003）的企业家才能分配模型中假设企业家才能具有自私偏好，因此，当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活动具有最高的个人回报时，企业家的才能将向这些活动配置。由于这些研究都假设企业家才能是单维度的，并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完全依赖于个人报酬，激励体制和制度决定了不同活动的私人成本和收益，因此，制度被认为是完全决定企业家才能的配置（Weitzelet al.，2010）。但实验经济学认为人们拥有社会偏好，并随着关注他人行为程度而改变，社会偏好也是构成企业家才能分配模型的重要元素。

虽然在鲍莫尔的企业家才能模型中没有涉及社会偏好，但在创业文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企业家才能具有关注他人特征，特别是在社会创业领域。在企业家才能模型的特定情景下，社会偏好具有政策干预含义（Weitzel et al.，2010）。因此，与先前模型假设企业家才能具有自私偏好不同，Weitzel等（2010）则提出了企业家才能有关注他人（非自私）的偏好，人们在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时，依赖的不仅是激励体制和潜在回报，同时也依赖于社会偏好。他们发现企业家才能包括两个要素：创造（创造性才能）和利用（商业才能），区分创造性才能和商业才能能够系统解释关注他人行为的差异。商业才能被认为是不愿意放弃个人报酬来避免他人的损失，而创造性才能则相反，愿意通过放弃个人报酬来避免其行为对他人或者社会带来的损失。他们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分析表明，社会偏好和避免对他人的负外部性与企业家才能存在联系，非创造性的商业才能相对于创造性商业才能更少关注他人。因此，非创造性商业才能更可能选择进入最大化自身利润的机会，而创造性商业才能可能融合寻租和租金创造。

【注释】

[1]箭头A表示企业家提高经济的创新性以及其适应能力，是生产性创业活动。箭头B表示企业家直接进入政治机构行使法律上的政治权力。箭头C表示企业家才能用来行使实际的政治权力，如游说。箭头D表示企业家并不是改变正式制度的设立，而是改变现有制度的影响效果。箭头B、C、D代表非生产性或者破坏性创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