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理论的经验研究

不同国家不仅创业活动数量存在差异，而且创业活动的类型也存在差异。哪些因素决定了创业活动水平明显很重要，可是很少有研究注意一个国家的创业的性质或类型（Stevenson，Lundstrom，2001）。制度环境的差异在解释这一现象中扮演重要作用，因为制度环境不仅对创业进入比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创业主动性的结果轨迹产生影响，其中与政府和市场有关的制度环境被认为最为重要（Murphy et al.，1991）。在鲍莫尔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许多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制度环境变量对于不同国家企业家才能的影响。

1.国外企业家才能配置实证研究

虽然鲍莫尔（Baumol，1990；1993）以及其他研究者都对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进行了讨论，但对于哪些活动被认为是生产性、非生产性或破坏性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关键问题在于实践活动中真正属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不多（Davidsson，Wiklund，2001）。鲍莫尔也认为即使是寻租也并不一定就是非生产性活动（Baumol，1993）。经验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中，合法和非法活动同时存在，大多数新企业和小企业实际上同时参与了生产性活动和寻租活动（Smallbone，Welter，2001）。特别是在转型早期，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寻租活动，如逃税，能够确保企业的生存和成长，而这种生存和成长对于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Smallbone，Welter，2001）。为此，许多实证研究采用代理变量来衡量企业家活动的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

Bowen和Clercq（2008）是第一篇直接对鲍莫尔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的文献。Bowen和Clercq认为，在有关企业家的宏观层次方面，研究者考虑各种政治、经济和心理因素来解释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但很少有研究注意一个国家创业的性质或类型。创业活动类型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并不是所用类型的创业在宏观层次上是有利的。他们使用40个国家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制度环境对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影响。Bowen和Clercq对于制度的衡量主要是运用Whitley（1996，1999）提出的国家商业体制衡量方法，Whitley认为制度因素从四个方面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行为的组织：金融系统；技能开发和控制系统；政府；治理信任和权力关系主要习俗。对于生产性企业家活动，他采用高成长性创业比率来衡量，即高工作机会创造的新企业占全部新企业的比例。Bowen和Clercq（2008）研究发现，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分配与以创业为导向的金融资本的可获得以及以创业为目标的教育资本的程度呈正相关，与国家的腐败程度呈负相关，管制保护、管制复杂性与国家的高成长活动的企业家才能分配不存在显著关系。

Sobel（2008）则以美国各州为研究对象，以人均风险资本投资、人均专利数量、独资企业增长率、所有新注册企业的增长率和所有新注册的大型企业（雇员在500人以上）的增长率代表生产性活动水平，以各州首府的政治和游说组织数量代表非生产性活动的指标，制度质量的衡量则采用资本主义的程度和政府规模的限制两个维度。在此基础上，Sobel分析了政府政治和法律制度质量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结论表明，更好的制度结构（政府规模、收入和差别征税、劳动力自由）产生更高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更高的人均专利、更高的新企业出生率，即更多的生产性活动；差的制度带来更多的游说活动、法律质量/诉讼泛滥，即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

Aidis、Estrin和Mickiew icz（2008）以俄罗斯为研究对象，分析俄罗斯的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在该研究中，他们对于制度的衡量采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和法律制度的来源，对于生产性企业家才能以新企业的出现来衡量。他们研究认为，俄罗斯的弱制度环境导致相对较少的个体从事生产性活动。虽然俄罗斯企业的网络活动能弥补制度的不足，但这些网络活动很多是以非生产性活动的形式出现，并不是真正的提高生产率。Gohmann、Hobbs和McCrickard（2008）分析美国服务行业的创业性活动和雇用水平如何对政府经济自由度（包括三个指数：政府自由、税收自由和劳动力自由）的变化作出反应。他们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企业家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的影响随产业不同存在差异，商业和个人服务业体现出生产性活动特征，而健康服务、法律服务、社会服务等行业体现出非生产性活动特征。此外，经济自由对于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例如，商业和个人服务业更多受到政府自由和税收自由指数的影响，法律服务更多受到政府和劳动力自由的影响。

在研究文献中，虽然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于制度与企业家才能配置之间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但大多使用代理变量。而就微观层面研究而言，对于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是指活动或产出或两者，没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如何在微观层面来测量生产性、非生产性活动成为问题的关键。Sauka和Welter（2010）认为将活动和产出这两个不同的维度结合起来，可能是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并进行经验研究的关键。他们认为需要区分活动和产出（企业和社会层面）来评价企业家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活动，强调的重点需要从活动转移到产出。因此，不管企业家参与的活动类型（正向或负向），正向的中小企业产出可以被理解为生产性活动，而负向中小企业产出指的是非生产性活动。Sauka和Welter以转型经济国家立陶宛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企业家比较少参与逃税或者非法商业活动，表现出更高的创业导向；在稳定环境中，更多从事顺从制度行为的企业家生产性贡献更大；此外，企业规模大、企业家教育水平高、企业成立时间长以及制造型企业，不管是从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在社会层面贡献更多的生产性产出。

2.国内企业家才能配置相关研究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申小林（2001）对企业家的寻租行为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他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基础，认为企业家不仅为企业获得垄断地位和竞争优势，同时也为自己和小集团谋求利益，企业家活动本身具有双重性质。因此，他把企业家的活动分为非生产性（即浪费性）的寻租活动（如行贿）和生产性的创造创新活动（如创新）。庄子银（2003，2005）考察了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对创新的影响，遗憾的是，在这些分析中报酬结构仍然是外生给定的。庄子银（2007）尝试把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一般性分析引入创新活动分析中，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者研究认为，要提高经济中R＆D投入水平，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率，就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促使企业家更多地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经济才能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

汪戎和朱翠萍（2008）通过分析制度质量对于企业家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分配的影响来解释“资源诅咒”现象。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鼓励行为主体将主要精力和充裕的资源投入于生产性努力，则会增加经济产出，促进经济增长；否则，如果制度供给滞后或缺失，即便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充裕的资源，也会诱使人们将主要精力投入于攫取性努力即非生产性努力，造成资源的浪费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提高制度质量是保证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有效途径。吴敬琏和黄少卿（2008）运用制度环境对企业家才能配置影响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双高现象”（高增长、高腐败）。在熊彼特、鲍莫尔和墨菲等提出的有关制度环境和企业家行为关系的理论基础上，他们研究认为，“双高现象”之所以在中国同时出现，是因为在1994年以前，改革形成的变通型制度（家庭联产承包、放权让利、土地制度改革等）安排释放了企业家才能，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高增长；但在1994年以后，由于转向市场经济的整体推进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在制度建设上存在不当作为和不作为，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被健全的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所取代，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为获取这类资源进行激烈竞争，寻租活动盛行，从而导致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腐败。因此，克服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负面现象、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加快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和建立法治。

曹会勤和储小平（2010）分析了企业家非生产性努力与地方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的规制水平不同，使得不同地区私营企业家的非生产性努力程度有差异；在企业家能够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规制条件好的地区会对企业家产生集聚效应，促使地区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私营企业家的集聚使私营经济的力量得到壮大，更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规制条件，因此经济朝着优均衡的状态发展；如果地区私营经济向地方政府寻租，造成偏私性资源配置，那么地区经济发展就会走向劣均衡。

李晓敏（2011）以各国百万人口拥有的实用专利数、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以及机会型创业来表征各国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以生存型创业来代表各国的非生产性活动，用经济自由指数来衡量各国的制度质量，作者研究结论验证了鲍莫尔的观点，制度质量决定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好的制度鼓励更多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坏的制度鼓励更多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