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基金政府监管的经济分析

二、年金基金政府监管的经济分析

根据理想模型，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能使企业年金基金营运效率最大化，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公共年金基金的表现总是差强人意，政府的参与反而使得其运作效率普遍较低，如图7-1、图7-2所示。

图7-1　社会保险投资收益率减去银行储蓄利息率

图7-2　社会保险投资收益率减去工资增长率

数据来源:Pension Reform Primer:Public Management，World Bank.图7-1、图7-2同。

图7-1、图7-2中的收益率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报道的采用部分积累模式的基金的连续8年的收益率，从图7-1看在许多国家中部分积累制的基金投资收益甚至不如个人储蓄的收益率。从图7-2看，衡量社会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则应考虑其减去个人工资增长率，在这项指标中只有两个国家的实际收益率为正。而与图7-1、图7-2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国家的私人投资收益率，如图7-3所示。

图7-3　私人投资收益率减去个人工资增长率

数据来源:Pension Reform Primer:Public Management，World Bank.

为何这些政府参与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国家表现得如此差强人意?其直接原因为:这些国家干预投资运作不仅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它们也将社会和发展目标带入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中来。它们强制将基金应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企业亏损，这些使得投资收益低于市场的基本收益率。由此可见，政治的干预使养老保险的投资的目标偏离了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管理的效率，养老保险基金的挪用和政府的寻租活动都使得基金的营运成本提高。此外，每个国家的独特风险也使各国的养老金投资面临不同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以下的数据模型:有效的政府监管使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提高，但其管制和监管成本又削弱了投资收益，在这种双重机制的作用下，政府监管的程度和投资收益率减去银行存款储蓄率的关系如图7-4所示。监管指数表示政府监管的效率从1到10，10为最有效监管，其成本也最高。在监管指数为8时，政府监管的基金投资收益率达到最大。

固然，在以上国家和地区中，私人投资运作比政府监管投资效率要高，这是建立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完善的基础之上的。在如中国等资本市场尚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私人投资并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率，而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是投资有效的保障。

图7-4　监管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