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基金监管政策的实证分析

4．1．4　对我国基金监管政策的实证分析

一、基金监管政策法规数量

基金监管政策法规是基金监管行为的一个重要体现。当然某些基金监管政策出台，对于监管对象来说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从长远来看，监管对象要依照政策的约束进行基金运作，基金监管政策法规的出台又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从总体来看，除法律以外，基金监管政策是对基金市场存在的问题所作出的及时反应，因此，从监管政策的法规数量能够体现监管的强度。

表4．8　基金监管政策法规的数量和种类

表4．8中列出了自1997年以来，我国基金监管政策法规出台的数量。

1997年至2006年底，大约有111条基金监管政策法规出台。从图4．2中可以看出，1998年左右，对基金市场的规范，监管力度也是较大的。2000年基金黑幕曝光后，2001年进入了一个基金监管的高峰。2004年《基金法》的出台，相关的监管措施也加强，另一个基金监管高峰到来。

图4．2　基金监管政策法规出台数量的变化趋势

二、基金监管政策法规的种类

近十年来，100多条基金监管政策法规可以分为七个种类。有对产品的规范，有对从业人员的规范。有关于信息披露的，有关于基金运行的。

图4．3　我国基金监管政策法规的种类数量^[1]

从图4．3来看，有关基金运行的法规出台最多。信息披露和市场准入的法规政策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基金监管的重点在于基金运行，也说明基金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最多的。而机构准入政策的数量则代表了我国基金监管的现状，即对于基金准入的问题争论较多。实际上，对准入问题的监管是否应该逐步放松在理论和实务部门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这是目前基金监管政策的一个趋势。另一个趋势是比较可喜的，那就是信息披露政策的数量位居第二。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实际上是发达资本市场最为注重的方面。从这方面看出我国基金监管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图4．4　信息披露监管政策出台数量的变化趋势

从信息披露数量来看，除了基金市场规范的初期信息披露政策出台较多外，信息披露政策数量是逐年递增的。2004年是信息披露政策出台最多的一年。这也是配合《基金法》出台的一系列举措。见图4．4。

图4．5　基金运行监管政策出台数量的变化趋势

从基金运行监管政策的出台数量来看，除基金市场建立初的1998年法规较多外，2000年基金黑幕暴露后的2001年，出台了大量的对基金运行规范的政策。从这一点来看，对基金的行为监管是滞后的，是典型的出了问题再进行监管。当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国的基金市场刚刚发展，就怕不出问题。在发展初期问题出得越多实际上对市场的健康发展越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政策会越来越完善，监管手段也会越来越成熟。

图4．6　各种监管政策出台数量的变化趋势

另外，市场准入监管、产品监管和从业人员监管政策的出台有着明显的间断性，这也代表了不同种类监管的特征（见图4．6）。基金行为监管和信息披露监管有着明显的连续性，这是因为基金行为是不断发生的，必须不断监管。而从业人员、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监管行为没有连续性，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规范。特别是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看效果，二是要看整个金融准入政策的大方向，所以只能是间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