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文化发展历程:从主流向边缘滑落的历史

上海电影:从主流向边缘滑落的历史

就电影艺术这一门类本身而言,上海电影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电影唯一的中心,为中国电影建立了一个优秀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以上影厂为代表的上海电影也为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或许应该是以上海的名义,因为它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中从未缺席和断流过。上海电影发生、中兴与没落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缩影。

北京从1905年在丰泰照相馆制作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到1913年以后将主导权移交给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或者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期间,制作了近8部京剧电影,开创了中国自己的电影。上海则从1910年代中期引进外国资本开始到1930年代的黄金时期,发展了中国电影,推动了第一次电影发展高潮。上海由此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心并且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上海电影”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一座“孤岛”,但上海电影仍然通过历史题材影片在艰危的时局中发出中华民族不屈的声音;抗战胜利后,以“昆仑”为代表的“社会派”电影和以“文华”为代表的“人文派”电影以及其他一些商业电影,掀起中国电影的第二次高潮。在中国电影诞生后的五十年时间里,上海是中国唯一的电影生产基地和消费中心,“上海电影”几乎就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电影所带来的成就与荣誉(不管是否专属于上海)都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归功于上海。上海为电影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电影的繁荣为上海带来了荣誉。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里,上海电影经历了一次由中心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在“十七年”时间里,上海电影经受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对国民党“中影公司”、“中制”等电影机构的接管,以及对民营电影制片厂“国有化”的过程,1953 年2月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整合了当时上海的全部电影资源,成为新中国三大电影基地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长春和北京),这实质上是取消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中心的地位和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电影的经济基础及其市场竞争格局;在新的上海电影机构中,来自延安的电影工作者占据了主导位置和领导岗位,而原有的上海电影人则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大多数只能从事具体的电影创作事务;以批判电影《武训转》为契机,开始了对上海电影人政治觉悟和艺术精神的改造,上海电影人在历次政治冲击中大伤元气,以石挥、赵丹、郑君里为代表的大批电影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则使上海电影遭受最深重的灾难;“十七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彻底放逐了30年代的上海电影的商业传统,割断了上海电影与好莱坞式“娱乐美学”的联系。从形式上看,新中国的电影格局形成了长春、北京和上海三大电影生产基地和制作中心,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长影、北影、八一、上海、西安、峨眉等七大制片厂为主的电影生产系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出现一派繁荣的局面,但各个创作实体之间缺乏真正的自主权和实质性的竞争,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讲,中国电影的这种规划格局不但取消了上海作为电影中心的地位,而且把每一个制片厂都当作了“全国一盘棋”上的棋子,形成一种“多中心”(也可以称为“无中心”)的局面,真正的神经中枢则放在电影局、文化部、宣传部这样的行政机构里面。上海电影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不但丧失了上海电影作为中心的地位,而且彻底泯灭了上海电影中的地域特色,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红色电影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电影局部的上海电影在60年代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岁月,不但贡献了像《红旗谱》、《风暴》、《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革命电影经典,而且推出了《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具有海派电影余风的艺术力作。上海电影是“文革”的重灾区, 但80年代迎来了文艺与科学的春天,以谢晋为代表的老导演和以吴贻弓为代表的中年导演使上海电影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张瑜为首的演员阵容展示了上海电影的亮丽风采;当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占据中国电影话语主导权的时候,上海电影陷入一种整体性的“失语”状态中,既无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导演,也无具有号召力的明星。经济越来越开放,文化却日趋保守,艺术丧失了应有的先锋性,引领中国电影创新的重任落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身上,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急剧变幻的80年代开始落伍了;当中国电影的最后一位大师(当然也是上海电影的大师)在上海人自己发起的“谢晋模式”大批判中转型后,90年代中国电影陷入一种整体性的困境,上海电影也由此进入挣扎的岁月;屋漏偏逢阴雨天,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没有给困境中的上海电影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似乎要把上海电影整个儿吸附进去、消化掉,其来势汹汹的劲头丝毫不比上海电影被边缘化时差。上海电影真正意识到“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