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中西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方式有多种多样，涵纳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总括来看，尽管有不同的交流方式，但其主要可以分为和平交往形式和战争形式两类，和平交往主要是通过贸易交流、技术互换、派遣使者这样的方式；战争主要是通过军事行动来完成征服。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生活和交往空间以及交通工具的局限，不同地区的人实现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没有现代社会这么深远和频繁，但我们绝不能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只是近代的产物。本节将从先秦时期开始揭开中西文化交流的始末。

（一）商贸往来及文化传播

商贸往来属于和平交往方式，它主要借助物质文化的交流，实现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的互换，与此同时，商品交流中凝聚了一定的文化价值观，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就形成了商业文化。考古发现，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包括经济和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始了。在“位于今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巴泽雷克盆地内的一处古墓葬群，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说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其中的3号墓内出土有带花纹的斜纹绮；5号墓内出土的一块鞍褥面上有刺绣的平纹绸……对这些文物的纹饰、技艺等的分析表明，它们均应该来自中国”^[39]。此外，在古希腊考古发现中有类似中国绸缎似的面料用在希腊的绘画和雕像中。^[40]而这些对外交往都是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没有开通之前发生的，所以说中西方之间无论是经济上的往来还是器物上的交流都为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前期基础。

中国的两汉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文化交流，而是出于联合抗击匈奴的需要。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向西的“凿空”，为中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但是这里的西方并不是我们所指的包括美洲在内的西方，实际上是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西部地区（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各族人民，西亚地区）和罗马等地，这条道路亦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此外，西汉时期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一条经过中国东部海岸线到达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一条直接横渡黄海或东海到达朝鲜和日本。尽管这些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不是我们所意指的完整意义上的西方，但是它们却属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向海外出口丝绸、陶瓷等手工制品，同时也从海外进口回香料、药材、宝石、马匹等。此外，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还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中国的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向西传去，西域的酿酒技术也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动荡期，因而它的对外交流和往来充满了艰辛，总是被隔断，然而中国仍然与西亚乃至罗马帝国建立了较好的互动交往关系。首次使节交往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公元4世纪上半叶，东罗马帝国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拂菻”，“东晋时，南方人又称‘拂菻’为‘蒲林’。据《晋起居注》（《太平御览》）记载，在晋穆帝时，罗马使臣已从陆路到达东晋都城建康：‘兴宁元年闰月，蒲林王国新开通，前所奉表诣先帝，今遣到其国慰谕。’文中的‘先帝’指晋穆帝，‘蒲林’即指‘拂菻’。363年，东晋哀帝司马丕又派使者报聘，这是中国和拜占庭的第一次使节往来。这次双方互通使节，可能是在罗马皇帝朱里安执政时进行的外交往来”^[41]。玻璃制造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考古发现东晋的墓葬中，有来自埃及的玻璃制造品。“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以铸作之者。”

隋唐时期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仅以唐朝为例，世界上差不多有七十多个国家与中国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和交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对外交往的桥梁，不仅将外国的药材、玉石等传入中国，而且也使各国的文化不断传入中国。隋朝在今天的张掖设互市，裴矩负责管理中外贸易。据裴矩撰写的《西域图志》第3卷中记载：“自敦煌至于西海（今地中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准噶尔盆地一带）、突厥可汗庭（伊犁河流域），度北流河水（今锡尔河），至拂菻国（拜占庭帝国），达于西海（今地中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今帕米尔），又经钹汗（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苏对沙那国（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乌腊秋别）、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今波斯湾）。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槃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护密（今阿富汗东北端的瓦罕）、吐火罗（阿姆河中游地区），悒怛、帆延（今阿富汗中部的巴米安）、漕国，至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达到西海（今阿拉伯海）。其三道，诸国亦各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42]。

唐朝时期，中国的瓷器工艺大长，这一时期是陶瓷制作的大发展时期。从唐代中晚期开始，中国大量外销的产品中就有瓷器，而且经过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运往西亚、亚丁湾和红海等地。考古学家在波斯湾的港口尸罗夫出土了大量中国陶瓷碎片。此外，中国的造纸术也是从唐代开始向西传播开来。最初由阿拉伯人最先掌握中国的造纸技术，后又由其将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欧洲。中国的炼丹技术在唐朝西传，它对化学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西巴论集》中所述：“中国炼丹术的基本思想，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向西班牙推进的结果，传遍了整个欧洲。葛洪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所使用的术语，在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普遍地被这些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如果我们承认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前驱，那么中国炼丹术原有的理论，便可看作制药化学最早的规范”^[43]。

元代，印刷术、火药、火器、指南针等陆续西传，到达欧洲。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航海图也开始出现。李约瑟就曾指出：“中国水手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们使用磁罗盘至少早一个世纪，而且更可能是早两个或者三个世纪。”^[44]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指南针的西传，它对欧洲的航海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欧洲商品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而我们也不难想象，火器、指南针等的西传对于斐迪南·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瓦斯科·达·伽马发现新航路的重要意义。李约瑟说：“磁罗盘，从广义上来说，也就是磁极和磁引力的知识，在西方世界有着惊人的社会影响。它在近代科学初生阶段所起的作用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还不只此；因为15世纪欧洲航海家手里的罗盘在从13世纪开端的航海科学的整个时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但使环绕非洲成为可能，而且也发现了美洲大陆。随着大量白银的涌入，市场上不计其数的新商品的销售以及殖民地和种植园的开拓，这对欧洲生活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45]

明清时期基本上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因而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相对比较保守。但明永乐年间却对海外的朝贡国家实行了开放的政策，因而也就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郑和下西洋。明中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尤其是在明末清初的一百余年间，可以说开拓了继汉唐之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由西方的传教士来承担。这些传教士中的很多人都是知识渊博，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他们以科学为手段，以传教为目的，敲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士大夫，比如明代的徐光启等人，甚至是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都对西方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西学的东进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内容很全面，主要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比如在中国历法的修订方面，我们首次采用了西方的历法规范，《崇祯历书》中引入的圆周360度，一日90刻等，这些都是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可以说，这种改变促使中国的天文学进入了世界天文学的发展轨道。总之，在明清前，中国与西方的往来往往以贸易交往的形式展开，从事商贸活动的不同文化主体，通过商品交换增进文化的交流，受到不同文化内涵潜移默化的影响。伴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更多的是不同文化信息之间的交换，商业活动带动了与其相关的其他人类活动的发展。商贸活动是衡量文化交流水平的重要尺度。

（二）宗教传播

宗教作为人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是集中体现文化的一种形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化的惯性、凝聚力及统一性。目前，全球的宗教信徒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宗教信仰的传播对人类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比如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这属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从此，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思想相结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僧侣和使者也在极为困难和艰辛的条件下，向西到了今天的印度、尼泊尔等地，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文化的交流。梁启超对这种“西进”求法活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按：直至唐代）。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而运动之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以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46]。此外，中亚和印度的僧侣也入华译经。这不仅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宝库，而且也为中国哲学开启了一条向内求的抽象思辨之路。

宋朝的海外贸易是中西交流的纽带。由于海路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西亚、远至欧洲建立了贸易联系。甚至于很多国家在与宋朝保持贸易的同时，还派遣了使节与中国进行往来，更有一些国家还接受了宋王朝的册封。元朝结束了中国自唐代后四分五裂的局面，是当时世界的疆域辽阔，规模空前的大统一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陆路交通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一定的发展，比如中国蚕桑丝织技术的外传、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东进。但就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往而言，这个时期最要体现在佛教建筑艺术的引进。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西方的绘画艺术和建筑艺术也随之大量传入。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艺术作品中受到了希腊式的人体雕塑艺术的影响，出现了直接的佛陀和佛陀故事的雕刻品。大同云冈石窟就受到了这种艺术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艺术还受到了萨珊艺术的影响，而这种艺术是融合了希腊罗马等外来艺术而形成的艺术形式。中国新疆的米兰、吐鲁番的壁画中都发现了这种艺术手法。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外来宗教也随之传入中国，甚至还拥有了一批信众。比如景教、摩尼教等。我们以景教为例来论述中西文化的交流成果。景教在中国唐朝时，是对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的称呼，由于聂斯脱利提倡基督兼有人神二性，因而被视为异端，驱逐出境，所以他和其信徒们只得开始向西亚和中亚传教。最终在唐朝初年，聂斯脱利派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经考古发现，陕西西安西郊出土的大石碑上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珍贵资料。大秦是中国唐朝时期对罗马的称呼，后将基督教派中的这一派称之为“景教”。而从这块石碑的碑文中我们能看到，景教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基本教义。

元朝时期，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尤其是随着蒙古铁骑远征欧洲，造成了罗马教皇在内的欧洲封建主极大的恐慌，因而他们就想通过宗教的方式化敌为友。“1294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孟高维诺由海道来中国传教。孟高维诺到达都含八里，受到元成宗的礼遇，在华传教达34年之久。他曾在北京建立两所天主教堂，并将《新约圣经》和部分祈祷诗篇译成蒙文。当时，景教徒在京城势力强大，他们对蒙高维诺进行种种诬陷和迫害，‘竟不许举行其他意识的基督教建立一所小教堂，也不许刊印不同于景教信仰之任何经义’……后于1299年，在怛都会建立起第一座天主教堂……1305年建立起第二所天主教堂。”^[47]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忽必烈王妃是景教徒。由此可见西方的宗教在元朝时期的兴盛之势。

在明清之际，利玛窦等人带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进行了一次真正的科学文化大交锋，也正是这一次的近距离接触，中国人开始受到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影响，也因此彻底惊醒了中国长期以来天朝上国的迷梦。可以说，这既是一次关于信仰的启蒙，同时，它又不光是信仰问题。在这一刻，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我们说宗教在本质上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宗教文化中包含人类向善的思想和表达善的行为方式，因而在积极的意义上，宗教传播这种文化交流方式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正像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赴华传教给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等新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间又有相互抵触、对抗乃至冲突的内容。一种宗教文化强制性的推广，势必走向人类求善的反面。

（三）移民及文化传播

移民在民族形成的早期和地理大发现时期比较普遍。一部分移民是由于人口增多，民族聚居区的自然资源有限，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有限，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人离开曾经生活的地区，到新的无人居住的地区安家落户，开发出新的文化区。一部分移民则出于经济和文化交往的需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我们的对外交往时间久远，据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曾将纣王的叔父箕子封于朝鲜。据传，殷商移民不愿臣服周王，很多人便漂洋过海，迁移到美洲居住，称为殷人东渡，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徐福及童男童女数千人求长生不老药，有人考证徐福到日本后住了下来。自张骞出西域后，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商人陆续有人移居到中亚和西亚一带。据亚美尼亚史学家记载，在公元前1世纪即陆续有中国人移居该地，其后裔为巨族，不少人在该国担任要职。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不少中国人为避战乱而移居日本，其中很多人是王室后裔”^[48]。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每一次移民，要么是为了躲避战争和皇室的侵害；要么就是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迁徙和定居；当然也有因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而形成的内迁，即回迁性的移民。但总体看来，在唐代之前的中国，通过移民实现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很少见，或者几乎没有发生过。但在唐朝之后，由于其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对外交通发达，因而移民的人数开始增加，一部分人通过西北陆路前往中亚居住，并将中国的很多工艺技术远传至欧洲；大部分则通过海路移居南洋一带。元朝时随着三次对外出兵，移民人数达到历史空前值。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国的移民直接移往欧洲的较少，但向西移民中亚的中国人，却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差使。

历史上关于欧洲的移民，一部分是通过陆路到达俄罗斯、东欧国家；一部分是通过海陆从欧洲移到美洲；一部分是近现代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大量殖民地和租借地。前两种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最后一种是殖民地和租借地的移民，这里又分为将中国的劳工掠夺到国外形成的移民和殖民者陆续来中国抢占殖民地形成的移民。比如最早来到中国的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总之，移民活动对于中西文化交流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它真正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让落后的一方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却也为民族侵略、文化侵略等种族主义留下了空间。

但我们不能否认移民活动在历史上，尤其是地理大发现导致的移民，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所起的空前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非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49]移民国家的居民们从原来的祖国移居新地，这本身就对他们的素质进行了一番优胜劣汰地选择。他们带去各自的文化内容，在新的环境中不存在新的社会认同，没有形成单一的、社会性的文化氛围。这样的社会环境，在文化方面是多元的、松散的、彼此没有约束力的。移民过程事实上也是文化重组的过程，文化重组形成新的文化，甚至产生新的民族。新的社会群体中的文化，呈现的是各方移民的母国文化传统的片断，各自带去的文化内容中弊端性的内容也得以淘汰。至少，尚未形成新的统一文化，自然也就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弊端。

（四）战争及文化传播

战争是解决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矛盾的极端形式，也是人类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方式。战争中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并不等同于文化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不同文化间的差距缩小，先进文化带动落后文化进步。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入侵，还是世界历史上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比如，“造纸术的西传与唐代一次边境战争有关。751年，唐朝军队在俄罗斯与大食军队交锋，2万唐军被俘，被俘的唐朝士兵中有一些造纸工匠，于是阿拉伯方面就利用中国造纸工匠在撒马尔罕建立了造纸作坊，制造植物纤维纸”^[50]。到了794年，撒马尔罕的造纸技术在巴格达得到了全面的应用，而其主要的供应地就是欧洲。

元朝的对外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通过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实现的。经过这三次西征，大蒙古国所统治的地域向西达到了黑海和波斯湾地区。可以说，三次西征不仅使中亚、西亚和欧洲联系起来，而且还开通了从今天内蒙古直达欧洲的陆上经济流通大动脉，而这一通道将中国、南俄罗斯、波斯等国家直接连通起来。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甚至承认元朝皇帝的“大汗”地位，并成为元朝的“宗藩之国”^[51]。

战争是惨痛的，也是人们所不愿选择的方式，但实际上，战争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也不是毫无作用的，应该说它对保持文化特色具有一定的功效。在罗马帝国遭受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入侵后，由于战事不断，日耳曼人的一些文化习俗得以保留，演变为“骑士精神”，一夫一妻制即出自于此。而17世纪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八旗子弟由于长期在和平环境下醉生梦死，尚武精神消磨殆尽，不过京剧的产生的确与存在这样的有闲阶层有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战争曾对文化发展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毕竟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与灾难，尤其是，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战争不再是文化交流的媒介，而是毁灭人类文化的手段。

总之，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更加方便了中西方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例如，中国的大豆、茶叶、丝绸、瓷器、数学、医药学、印刷术、指南针、航海技术等传入西方；西方的乐器、杂技、宗教等也开始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人和西方人所熟知有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他们分别将东方文明和西方的宗教文化各自带给了当地人，郑和下西洋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主动向外探险的典型代表。但也令人十分遗憾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海洋贸易，而是在炫耀国力的同时，也向外换回很多供皇家把玩的奢靡之物，因而我们说郑和下西洋不像哥伦布那样，能有地理大发现。又如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中国有自身土生土长的道教，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宗教也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分立出更多的佛教流派，比如中国禅宗、天台宗等。佛教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的独特结合又产生了独特的宗教哲学以及心学、理学等。比如唐朝时期，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相继传入中国。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与欧洲国家实现了直接的往来，无论是中国的丝绸、瓷器还是饮茶习俗等都传入了欧洲，这种经济往来不仅加强了中西方相互之间的了解，而且也促进了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交流。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世界上的交换和交往的发展，出于开辟世界市场和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的目的，世界上各个地区都开始了民族交往和交流的时代。“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法国等西欧国家来说，既使百科全书派受到儒家文化入世精神的激励，锻造出思想启蒙的利剑，也使封建统治者从东方专制主义那里得到灵感，熔铸出强化君权、抵御革命的盾牌。”^[52]也就是说，中西文化交流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对话，对于双方而言都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有的交往方式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完成的，比如文化渗透、金钱渗透等；异族通婚也是一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方式，比如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多次和亲政策；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杂居、通婚等。有的则是通过血腥的屠杀和掠夺实现的，比如凯撒大帝远征、中国成吉思汗的西征。再如对于美国文化而言，它是由移民组成的移民国家，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于英国的异教徒，这种移民方式中也不乏有各种不堪的血腥和屠杀，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文化，主要由当地的土著居民文化、黑人文化和宗教文化等交融并蓄产生，美国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