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的作品里程

《弗里达》，两个女人的坚持

第一次看见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Frida Kahlo 1907.7.6—1954.7.13）的作品，是1988年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博物馆里，那里都有她的永久收藏作品。其中大多数是她的自画像。看她的画，让我的神经有一种抽搐的感觉，一把血淋淋的尖刀对着胸口鲜血还在那里往下滴，她却端坐着；或者是她的五脏六腑被挂在身体之外，有一个什么气管或者血管连接着她的心脏。总之，她就是那么另类。

看了介绍，知道她有着非常传奇的个人经历，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她的现代派作品，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墨西哥的女人，这在当时真是难以想象，她是怎么走过那些艰难的道路？可是，她那种直接刺激着你的感观的作品，我还是觉得，当你没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欣赏。如果是个人，收藏这样的画，挂在自己的大客厅里，每天看着她不是要做恶梦的吗？

直到2002年，我看见了朱利·泰摩（Julie Taymor/ 1952.12.15）拍摄的一部关于她的传记片《弗里达》以后，我特为在去纽约的时候，又一次去现代博物馆看了弗里达的画展。这个时候，我看见了画面上那跳动的心脏，我看见她充满灵感的艺术，我也明白了她的构思和笔触，那每一笔下去的时候，似乎都是她对极限的生命的一次挑战。

导演朱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弗里达。整部电影浓郁的色彩，传达着热情的墨西哥文化，弗里达那种一直在燃烧的生命，那个强烈的个性，不论是如何展现，都有一份女性的细腻和深情。朱利在采访中说，由于预算的有限，他们没有可能跑到纽约拍摄弗里达在纽约居住时期的那段生活，但是一个准确的镜头，（那是他们在墨西哥摄影棚里拍摄的）弗里达在屋子里忙家务，一件刚洗完的湿衣服挂在窗外的绳子上，纽约特有的公寓房子的窗户外面从窗户里还能看见防火走人的铁梯子。在铁梯子上面，那一件衣服在风中飘荡着。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画面构图，顿时让你闻到了纽约的气息。风，还在那里微微地吹着，雪花开始一点一点飘落下来，渐渐的那件轻柔的衣服，变成了弗里达笔下的作品。在作品里，你闻到了弗里达在纽约的孤独。很快，还是在那扇窗户前，飘舞着纽约的漫天大雪。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转换镜头，让我热泪盈眶。

朱利，用视觉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弗里达在纽约的孤独的内心和作品，以及她的创作动机。不久，弗里达重新回到了故乡——墨西哥。这里几乎不用任何解释，就清楚地完成了弗里达的一个里程。

朱利，原来是百老汇的音乐剧导演，但是在她50岁的时候，拍摄了她第一部影片《弗里达》，这第一部片子就让她获得了2003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原以为他们这些在美国的导演，常常会有比较好的机遇。可是，当我读到2003年1月《纽约客》上的文章的时候，我才知道在商业社会，朱利要表达自己的创作追求，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第一次试映会结束的时候，制片人拿着观众打分的单子，当着刚刚散场走出来的观众，朝着她脸上扔了过去。然后大叫着：“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我不要看艺术片！”

朱利，没有跟老板争执，她给老板写了一封信，她说，是的，钱是你的，最终的剪接权也在你手上。你可以任意处理。只是记住，请把我的名字从影片上去掉！

这时候，老板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分。他向朱利道歉，并请求她允许让他和她一起坐下来，商量最后的完成版本的剪接。朱利答应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在剪接桌前，在互相认可的情况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剪出了目前发行的版本。

但是，当你看DVD后面导演阐述的花絮里面，你常常发现朱利喜欢用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I insisted……”(我坚持……)。我从她的字里行间里,读到了她的个性和追求,用她自己的话说,拍“弗里达”的过程,让她非常快乐地和摄制组成员相处,他们在墨西哥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多支持,她特别喜欢和那些占了他们摄制组成员90%的墨西哥工作人员相处。

你也不会想到，在拍摄弗里达遇到车祸的那场戏时他们的拍摄经费已经非常有限了,因为整部影片的场景实在太多,她必须把钱花在刀口上。她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从街道上直接拍摄翻车的场面。于是,她将摄影机放进车子里,她设计了一个老人,让他手上拿着一只蓝色的小鸟另外让一个建筑工人,手上提着一个工具箱,箱子里面放了一点金粉。当弗里达上车以后,她好奇地沾了一点金粉在手指上,工人友好地对她笑了。这小小的一个动作,体现了弗里达的天真和好奇。紧接着,车祸发生了,首先是那只蓝色的小鸟惊恐地从镜头前飞过,那使劲拍打着翅膀、那凸显的蓝色,给了镜头一种张力;最后当车子上的钢条插进弗里达的胸腔时，镜头上出现的是：一片金粉慢慢地朝躺倒在地上的弗里达身上散落下来。在那片金色的画面上，那里呈现出一份残酷,又有一份女性的伤感,但是，这就和弗里达后来创作出来的绘画一样，达到了一种辉煌的境界。她的恶梦总是凸显出一份凄美！

虽然，影片在后期制作中，朱利经历了最痛苦的恶梦，但是感谢朱利，因为她的个性，因为她的坚持，终于展现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有着浓厚的墨西哥文化气质，而不是好莱坞式的《弗里达》。这时候，我真的明白了，所有的导演都不会一帆风顺完成一部影片，即使在好莱坞，大家都会在权利、金钱和市场问题上，面对着同样的困惑和困难。

拿着2003年1月的《纽约客》，我反反复复地读着，读到没有一个英文单词是陌生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克服困难的。当时我在做《美丽上海》的后期剪接，我把朱利作为一个信念的象征，我对自己说，要像她那样，不要轻易放弃，不要随便修改，要知道自己最终想表达的是什么，要把片子做到一个有限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