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里的表达

歌声里的表达

歌声与音乐是两回事。音乐的概念过于宽泛严谨，而歌声是具体的。

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贵族文化、贵族耐心和贵族神情去听一些让人打昏头的音乐，比如刻板拖沓的京戏、繁复深奥的歌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中学，父亲在文化系统工作，我经常有机会看到来我们这个城市的演出。

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的演出很多年过去依然可以一下回到眼前。那场演出的曲调忘了曲名也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叫《柜中缘》，才子佳人之类的故事。陈伯华以六七十岁的高龄出演了一个轻俏可爱的少女，在大红绸盖着的大木箱上轻盈地跳上跳下，腰身费力地收紧着。我那时很小的心很为她捏了一把汗。但她举手投足表演得尽心尽力，让人不能不有些感叹有些诚服。后来又听过施宏鄂和朱逢博的音乐会，自然我是喜欢朱逢博的，对施宏鄂的咏叹调毫不动容。刚参加工作时陪几位客人在北京参观。其中一项活动是看文艺演出。主人把票送过来了，到剧场才知道整场都是京戏。面对一大片穿眼而过的大红大绿震耳欲聋的吵闹锣鼓云里雾里看得没多少明白。

这样的晚上没有什么美好可言。尽管如此，那个晚上的声音还是像风不由分说地渗透每一个缝隙一样填进记忆。若干年后，在一片高亢的京韵中，脑海中立刻涌上的是与那个音乐有关的城市符码：流畅的大街，旗袍、前门、四合院。

我对某D大调C小调某世纪某国某家的音乐确实知之甚少。

我要说的是与少年时代有关的流行歌曲。

喇叭裤，蛤蟆镜，手拎一个录音机，标识八十年代初期的边缘人物和潮流意识。那时的教导对那类人有时还有另一个称呼—“失足青年”。还在读中学的我们对比我们年长一些的时尚青年从骨子里怀着几分羡慕与神往。十多年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黄昏，本世纪中国最早的喇叭裤们招摇过市时的反叛与张扬很稚嫩地在记忆中破格而出。

我穿上第一条牛仔裤，我的旁边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工工整整地包好新发的语文课本，神乎其神地在封皮上写上“国文”二字。新同学很会唱歌，他把中国通俗歌坛最早的歌手张行、吴涤青、张蔷的磁带不断地借给我听。张蔷铃铃悦耳的女声和吴涤青又甜又糯的男声由衷地演绎爱情的幸福和伤感。

吴涤青的歌声是男性中很柔情的那种，在我不谙世事又煞有其事的倾听中，一遍遍地深入内心。我感到了声音里的性别差异。

吴涤青和张蔷的歌是轻松和有节奏的。在那些简洁明朗的时光里，我的头发长得又长又密，我的脸上涌着粉红的血色，我平生第一次能自己做主选购了一条白底蓝图案的小方巾装扮自己。也是在那个时期几个朋友同一位美术导师在一起，艺术家对吴涤青的歌提出了“甜得发腻”的批判。正在播放的歌换成了《梁祝》。《梁祝》很哀婉地在琴弦上抽出了我的泪光。以我那时年少的年龄，听那样的曲子是难堪重负的。《命运交响曲》也是那个时候听的，急促而强劲的叩击声仿佛陌路人裹挟着神秘与神圣的黑披风从心上席卷而去，留下的感觉是对未来岁月的全部艰辛。

我一点也不脸红喜欢通俗歌曲。人的生命都是在最通俗最普通的某个时候开始的。

再回到这首歌时已是2000年的一个夏夜。月亮的影子掠过眼帘，电视忽明忽暗地闪动着。起先我只是望着窗外，然后，我忽然被电视里的歌声吸引了。浙江电视台的一个文艺节目，以“八十年代的歌声”为主题请来了几位当年的歌手。吴涤青唱《梅兰梅兰我爱你》，张蔷唱的是《爱你在心口难开》，郑绪岚唱她的《太阳岛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吴涤青本人，当年年轻的声音已经被一个剃着光头的中年人代替了。在时空的传递中那个声音已经有了沙哑。

内心颤动如一茎挂着露水的草叶。歌声早已不仅仅只是歌声，它是某个岁月最深的缠绕如缕如刻的印痕。熟悉而久违的声音铺排着把我拽回我的八十年代，月光以八十年代的浩荡与透沏从上到下包裹了我。

人生紧紧把握和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随歌声的消失而遁无踪影。

关于音乐的记忆片断之一。父亲年轻时的小提琴我见到时已被摔成粉碎装在落满灰尘的小提琴箱里。不知为什么摔碎，后来丢弃时也不知在何时。

片断之二。父亲写过很多歌词，父亲的歌灌成唱片的那部分，唱片缜密细致的纹络给了我怀想空间。没有唱机去放那些歌，歌以物的形式尘封着。

以上情节得知，我不会识谱，不会任何乐器，不谙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