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或“化西”

第三节　“西化”或“化西”

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自尊性、自爱性和排他性。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对外来文化是不加选择地接受，以及不加过滤地全盘吸收的。步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通过强势扩散对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日常用品、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教育制度、课堂读本、日常语言、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西方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但是，西学的某些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尽管持续灌输，中国并没有全盘接受，有的基本没有接受。传统的礼俗文化与情理社会虽已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仍占主导地位；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虽已为一部分接受，但并未为整个社会所认同。有些内容传入以后，经过解释与加工，严重变形。例如，自由观念，在西方本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自由，一经译为中文，有人便把它理解为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因为单从字面上，确实可以这么解释。严复为了避免歧义，一番冥思苦索之后，不得不用“群己权界”来界定它。再如，议院制度，在西方本是作为体现、保障民主自由的制度而出现的，晚清人们却简单地将它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将它视为上下一心、合力拒外的有效组织形式加以追求，出现了一边呼吁开议院，一边竭力反自由的奇特局面。至于将总统视为皇帝，将议员等同官绅，将圣诞节理解为中国的春节，已是我们所熟知的误读例证。与此类比，近代中国对西来的舆论思想同样存在接受与抵抗的现象，也就是说，舆论思想跨语际的传播过程中既有吸收，又有排斥；既有选择，又有过滤；既有西化，又有化西。那么，近代中国吸收什么，排斥什么，先吸收什么，后吸收什么，哪些方面西化，哪些方面化西，其间的演变过程会是什么样的呢？

一、选择性思想吸收

在“西风东渐”之前，近代中国处于一种自我循环式的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被称作为一种超稳定性的历史形态，引用最多的一个比喻就是“沉睡中的巨龙”，直到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军事失败，才惊醒了以文化中心主义自居的华夏民族，古老儒家帝国痛苦地接受了向近代中国蜕变的时代召唤，迎接西方文明的冲击与挑战。德国文化传播主义学派认为，越是到人类文化的高级阶段，也就越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各文化圈的交流——“对话”也就越频繁和直接。大约从16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体系已不得不面临整个世界大文化的全面挑战。一直顽固地把自己看作是天朝大国，看作“天下”的中心的封建王朝，不得不被迫重新调整自己对于世界文化格局的传统心理和认识，不得不逐渐接受自己并不是世界文化总系统的核心，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普通的子系统这样的事实^[72]。在此文化优势扩散的必然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舆论思想？近代中国出现的舆论思想是独立于西方文明的国粹？还是西方文明强势传播过程中的舶来品呢？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单从观念与思想的形成来考察，“西风东渐”经历了三个阶段。“三阶段说”具体是指：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其特点是用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如西方现代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无意义相重叠之处，即该观念是全新的，则常出现对该观念的拒斥。第二阶段是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20年（1895～1915），这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一个时期。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来没有的现代新观念，都是在这一阶段传入的；而以前经选择性吸引的某些现代观念，在这一时期也比19世纪引入时更接近西方原意，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学习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1919年以后，可以看到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它们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这些观念甚至回到与第一阶段相近的意义和结构，也就是说重构产生了中国式的现代观念，并在这些观念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73]。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应经历了“选择性吸收”、“主动学习”、“创造性重构”这样的三个阶段。

西方舆论思想可以追溯到雅典城邦制，但现代意义上的舆论思想被认为始于18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建制而逐渐形成。在学术研究方面，完成了从政治学向社会学，再从社会学向心理学研究的转变过程，从理论思辨向经验证实的可操作可实用的方面转变。西方舆论思想的变迁过程有其内生的历史文化逻辑，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复制性，是一种完全不同中国的异质文化体系。虽然中西舆论思想所处的文化语境差异较多，各有个性，但亦有其共性，有共性则中西可以汇流，有个性则中西可以交流。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异彩纷呈，一直被儒家作为治国安邦、约束君权、德化君臣的指导思想，也是近代舆论思想重要的本土思想资源。与此同时，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变局中，民本思想也是“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基础和衔接点”以及“近代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潮发生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74]。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形成了重民思想、仁政思想、纳谏思想，形成绵延不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本思想。《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论述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背后有着孔孟之道的“仁政”学说，盼望出现明君与清官“体察民情”，“倾听呼声”，从而实现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民主政治”。

金耀基认为，儒家民本思想的第一要义是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即人民）之天下也”；第二要义为天之立君既然为民，则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君与民之间存有双边的契约关系；第三，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于得民养民为君之最大职务；第四，民本思想重“义利之辨”，在政治上抑制统治者的特别利益，以保障人民的一般权利；第五，民本思想又离不开“王霸之争”，盖王者之一切制作，均系为民，而霸者则唯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第六，民本思想还涉及到“君臣之际”的互约关系的认定问题。儒家认定人民是政治之目的，人君不过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已，因此一切政治活动，当为人民而非为人君，乃自然之理^[75]。民本思想的核心在于对民意的尊重，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得民心，顺民意。这与西方民主思想有相似之处，这也是伴随民主兴起的西方舆论思想顺利传入近代中国的深层思想背景。

对于中国民本思想，近代思想家都推崇备至，从民本思想中发展出民权、民治等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遥相呼应，并与舆论思想结合起来。例如，梁启超根据《书经》中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陶皋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逸文》），“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逸文》左襄三十一引）这些古籍经典，发展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论述道，“吾中国所谓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立法权在民也，所谓君主对于天而负责任者，实无异对于民而负责任也，立法权在民也。然则中国古代思想，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76]。金耀基乐观地指出，“天意即民意，故君王对天意负责，亦即对民意负责”是儒家政治哲学中最精彩的一部分，由这里不必即可转出民治政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但至少是可由这里向民治政治方面推展衍进的^[77]。然而，中国传统儒学民本思想期望谁来重民？曰君主；依靠谁行仁政？曰君主；规劝谁去纳谏？还是君主。虽然民本思想中的重民与否、仁政行否、纳谏与否，其核心都是一依君主为转移，但是其某种程度上具有舆论约束权力、制衡君主专断专行、尊重民众意见的方面，为近代舆论思想提供了本土思想资源，或者说，近代舆论思想的部分内容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腹之中。

陈旭麓在谈到近代民主思想研究时认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周知要掌握两个来源，一是西方，一是古代，对民主思想史的研究更如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渐传入中国的，中国人谁先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谁先谈到西方的议院立宪？何时始知卢梭、孟德斯鸠的大名？《民约论》、《万法精理》最初的中译本怎样？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各种著作在近代中国译介的状况又怎样？中国古代虽无民主制度，却有丰富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诸如民本思想、重民思想、平等思想、分权思想等，虽然它们不是近代意义的民主思想，但与近代民主思想却也不无灵犀相通之处”^[78]。由此推之，近代中国的舆论思想的形成纵向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横向即有中国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心有灵犀”，又有西方民主政治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思想冲击。

西方舆论思想与学术论辩分为两个时期：传统时期与现代时期。传统时期的西方舆论思想本质上是围绕着普通民众是否有能力理性地参与政府的决策与管理这个中心命题，一派以柏拉图、霍布斯、黑格尔、汉密尔顿等为代表，认为缺乏才智的民众不能对国家治理产生贡献。另一派以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杰斐逊等为代表，他们对大众充满信任与赞赏，对人民的集体智慧保持乐观。现代时期则是围绕着对民意调查的实证科学展开争辩。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产生了大量的调查统计数据，从是反映公众意见与舆论倾向。现代时期的舆论科学研究招致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是对社会心理学框架下的民意调查的科学性表示怀疑，另一方面指责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舆论研究悖离了传统舆论思想的人文哲学精髓。

从文献研究来看，西方舆论思想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近代中国舆论思想长期受到西方传统时期的舆论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在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体系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基本上是舆论乐观论、舆论悲观论、舆论中庸论交替上升，虽然近代中国思想家们的核心基调还是对舆论抱有积极的激进态度，从政治民主，尊重民意的角度，给予舆论较多的肯定，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对舆论的自发性、盲动性、混杂性和非理性也提出警戒。本质上，西方传统时期的舆论思想对近代中国告别皇权专制，追求民族解放发挥了强大的思想启蒙作用。随着现代时期社会心理学背景下的舆论研究的兴起，中国学者多有引介，但主要停留在对舆论的界定之上，将舆论的邻近属概念确定为“信念、态度”，而不是“意见”^[79]。但在社会心理学理论支撑下的以民意调查为主要形式与数据依据的舆论科学在近代中国备受冷落。事实上，近代中国与美国开展民意调查几乎同步。早在1910年就有报刊对罗斯福的民意测验结果进行介绍，当时翻译称为“舆论试验”^[80]。1922年，留美归国的心理学硕士张耀翔主持了中国最早的一项民意调查^[81]，之后类似的民意调查不断出现，但主要限于学术试验与研究目的，带有某种为人娱乐、助人雅趣的成分，其社会影响力很小，被称为是“中国民意测验的趣味性阶段”，但在经历了趣味性阶段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民意测验事业的勃兴的时代^[82]，对于民意调查的批判思考也相当的匮乏。至于现代时期的舆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受到阻挡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专制政治所导致的。例如，有学者认为，“民意测验的客观环境基础是开明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态度。没有这两点的支持，民意测验是不会有其应有的社会地位的，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旧中国政治腐败，对外媚颜屈膝，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民众在长期的高压统治下变得麻木。在这种政治下，民意测验只能是学术界的尝试和文人们的娱乐”^[83]。因此，“民意测验这株西来之木尽管发芽很早，却始终未能发育成长”^[84]。

恶劣的政治环境可能是阻碍现代以民意调查为主要内容的舆论思想传播的诸多原因之一，而深层次的文化冲突与思维差异可能对实证主义研究的现代舆论思想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抵制力量。首先，自古以来，中国的人文思维（更准确地说是文学思维）是发达的，而科学思维是缺乏的、稀薄的。虽然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对科学的引入不懈余力，但科学的思维与科学精神仍旧发育不良，文科背景的专业似乎都还有一种视之为“雕虫小技”的心态。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被中国学者视为“鸡零狗碎”的、“蚂蚁的工作”，偏爱的是以引经据典、博大精深的哲学运思与价值评判。其次，民意调查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从确定调查主题、拟定研究计划、设计问卷、抽取样本，到进行实际调查，再到调查数据的处理、研究报告的撰写，都具有科学的调查规范。在知识结构上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知识，是一种复合式的研究工作。民意调查要求研究人员走出书斋，接近民众，应用性强，还要有配备相当可观的调查费用，这些都为民意调查研究的展开增加了难度，提高了门槛。在国弱民贫的非工业化环境下，民意调查所需的接受严格科学思维训练的人才与发达经济供给的财力都很匮乏，从而使得民意调查只能在小范围内展开，成为“学术界的尝试和文人们的娱乐”，未能深入地普及。第三，西方传统时期对“市民是否有能力参与政府管理与决策”为争议中心的舆论思想与中国儒学中的民本、仁政等思想，特别是晚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的“非君”、“抑尊”思想可以进行类比式理解，切合近代知识精英积累的原有知识结构，带有一种思想上的亲近感。此外，近代中国出于对皇权独裁与封建专制的反抗，西方传统时期以人民参与政治为命题的舆论思想相对于现代时期舆调查的实证数据可能更具革命性与颠覆性。

二、强制型同化机制

在中国近代史中，翻译的新名词、新术语是西风东渐传播过程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可能正开始于和被强化于大量带有‘现代性’品格的各种新名词的流行与潜移默化，尤其是双音节以上的词汇和抽象概念的大量引入、创造、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之中。换言之，正是那些人们在不经意之中反复使用的表示近现代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词、新概念，在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和实践功能的意义上，将思维方式与基本价值观念的变迁两者有机地联系了起来”^[85]。语言的变化与延续反映了中外观念融合与思想碰撞的结果。正如列文森所言，“一个社会的语言变化，从客观方面看，它是在外国全面入侵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渗透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选择；从主观方面看，它是在日益增长的思想紧张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选择，这是一种迫使外国思想本土化和本土思想理性化的强大力量的努力所造成的紧张，一种在普遍的理性要求和特殊的理性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的背离所造成的紧张”^[86]。

那么，舆论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新名词、新概念吗？在跨语际实践的语境中，历史变迁的喻说恰恰就是新词语或者新词语的建构^[87]。按照高名凯和刘正埮的说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文言文和白语文的仿译词、语义外来词以及其他外来词汇遵循着一种典型的模式：日语用“汉字”翻译欧洲词语，这些新词语随即又重新被运用到汉语之中。这些借用词主要表现为三个类目：①只见于古代日语，而没有出现在古汉语中的由汉字组成的两个字的复合词，如人力车（richshaw；jinrikisha），场合（occasion；baii），宗教（religion；shūkyō）；②古汉语原有的词汇被日语借用来“意译”西方词语，这些日语词后来又返回到汉语当中，但词义完全改变了，如革命（revolution；kakumei），文化（culture；bunka），经济（economy；keizai），科学（science；kagaku）；③与古汉语没有对等词的日语汉字复合词，如种族（race；shuzoku），美术（art；bijutsu），美学（aesthetics；bigaku），国际（international；kokusai）^[88]。

在高名凯和刘正埮鉴别出的三种类型的外来词当中，第二种最具有透明性的假象，因为这些“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容易被误解为是直接从古代汉语中派生出来的。高名凯和刘正埮提醒我们应当谨慎从事，不要把外来词简单地等同于他们古汉语中的对应词。大量流入的语义翻译以及“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深刻地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和地位，变化了这些词的古代含义。正如高名凯和刘正埮所指出的，绝不仅仅限于这三种语言之内。马思尼新近出版的研究成果表明，日语在19世纪从汉语借用了一些新词汇、仿译词以及语义翻译，这比汉语从日语借用词汇要早若干年。这些新术语的发明，得力于新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在19世纪初期和中叶，同心协力翻译西方的非宗教文本时的工作^[89]。

查阅古典文献，我们会发现舆论这个词在中国汉语文献中还是较为普遍的。在《商君列传》中，卫鞅说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也，非所舆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90]。《明史·河渠志》中记载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进言皇帝时说到：“臣博采舆论，治河之策有四：一曰疏睿；二曰扼塞；三曰用人；四曰久任。”^[91]舆论一词到了清代，就连乾隆帝本人在上谕中也会使用：“谕，柴大纪种种款迹，德成自浙江回京，传问既有确据。琅干身膺巡抚，于柴大纪乡评舆论岂竟毫无风闻。”^[92]在近代有关舆论研究的文献中引用最多的古典摘章是梁书中所记载的：“行能臧否，能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93]由此推之，我们能否将中国古典文献所记载的舆论词语及其所指意义等同于现代舆论思想呢？还是根据高名凯和刘正埮的分类，将舆论界定为“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呢？面对近代复杂的传播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历史性的阻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字形完全一样的古汉语词汇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释其在现代汉语中对应词的含义，或者说，在西风东渐的近代中国背景下，对舆论思想变迁的更有信服力假设是需从“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的角度进行考察。

有关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一些解释。其一是三个层面说，即将西来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坚船利炮属于物质层面，议会制度属于制度层面，伦理道德属于精神层面。从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再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吸收西来文化，就是沿着物质——制度——精神这样的顺序演进的。其二是两个层次说，即将西来文化分为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生产工具、物化技术属于表层文化，价值观念、心理意识属于深层文化。表层文化穿透力较强，易于传播，深层文化穿透力较弱，难以传播。汤因比说过类似的意见：“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象在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94]

舆论思想属于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两个层面的产物，是文化的深层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舆论思想西风东渐的传播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建立在传统中国思想的认知结构与思维习惯的基础之上的。现代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者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对人的认识心理机制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外部客体对象的认识过程，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机制：同化机制（assimilation）与顺化机制（accomodation）。同化机制是指主体在接受外部刺激时，无须对原有认知结构予以内部调整和改变，就能够在思维中吸引、同化和包容外部刺激，完成对外部刺激的认知功能。顺化机制是指外部事物不能与人的原有认知结构直接吻合和匹配，主体采取顺应特异客体，扩充和改变认知结构，因而又称为结构改组机制^[95]。同化机制特别适合于主体对外部世界中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现的熟知对象迅速加以处理、分类和编码的功能。但是，同化机制对于非常态的、突变性的事物，对于旧环境中萌芽出来的新鲜事物和异质事物的认知，则显得无能为力和难以胜任，这时顺化机制就有了用武之地。

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是把西方舆论思想的刺激通过同化的方式吸收、包容于自己固有的概念系统中，还是采取对其固有的认知结构予以自我更新的顺化方式，来实现对西方异源思想的认识的呢？通过研究发现，面对西方舆论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采取的是同化机制，拒绝或忽视将舆论看作是一种“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来进行认识与研究。具体而言，就是将西方新异事物或者异质理念幼稚地归类到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及范畴体系中，转换为可以直接“理解”的概念形态。例如，林语堂于1936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开篇便明确指出，他的研究目光瞄向舆论力量如何展现中国民主根基的问题，将中国古老的舆论现象与西方现代民主体制联系在一起。文章中林语堂没有经过严密的辨析，而是沿用同化机制来认知西方异质事物，用古老的概念来“响应”异质事物，诗经、民谣、谏官制度、朝议、奏疏等都被纳入西方舆论思想的范畴。也有学者将其称作为“类比式研究”，即指在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时，以近代西方学科概念与学术体系为参照，找出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近代学术类似之思想^[96]。萧功秦将其称之为“强制型同化机制”，或简称为“硬性附会方法”^[97]，进而言之，即是采用古老的传统术语为“名”，来表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实”，必然是名不符实^[98]。余英时也言：“《国粹学报》中的作者往往强调的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观念早已出现于中国古代的经典之中，这自然是一种幼稚的附会。”^[99]同理，近代中国知识精英论证舆论（public opinion）自古便有，并且源远流长，采取的便是一种“硬性附会的同化方式”。

之所以能够如此自然而然地同化异质文化，其原因是中国概念的独特性，有学者称为“意会性（非定义性）、模糊性（非确指性）、板块性（不可离析性）”^[100]。如“仁”、“礼”、“道”、“气”、“理”等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中心概念都没有任何的规定和界说，只能从上下文中意会与感悟。“舆论”这个概念在近代中国思想变迁过程中同样具备这样的特征。舆论的“舆”是从普通劳动人民的代表车夫引申过来的，表现出中国传统概念很强的直觉性，这一特点使得传统中国学者要表征某一新异事物，或表达自己思想中某一新观念时，往往不能通过建构新的概念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而只能从原有的概念术语的库存中去寻找相近的术语，近似地表达自己的新观念。因此，舆论作为跨语际传播过程中的“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正是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袭用古老的模糊度很大的术语，并用意会的方法赋予旧的术语以新的含义，以表达新的思想和表征新异事物，这就不得不成为传统中国人表述和认识新异事物的基本手段。这种认知手段导致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对舆论的定义与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缺乏统一性与权威性，不同的学者与研究者都可以随意地提出自己的理解与解读。

虽然后世学者对近代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采用的强制同化与硬性附会的认知方式多有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扭曲的认知心理，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结果，使得认知主体即近代知识精英人士在对新异事物的客观性状特征及本质属性尚未认知以前，就匆忙地把对象归类于传统范畴术语之中，从而使自己失去了对其性状、属性进行辨识和深入理解的可能性^[101]。然而，有学者也指出，“这种类比式研究，是中西学术交流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其附会肤浅之弊端显而易见，但对于中西学术之接轨，是有益的。究其思想内容，是借助中西学术之类比，寻求中西学术会通之道，从而将中国旧学纳入西学新知系统之中”^[102]。正如葛兆光所言：“在中国，新的变化却总是以历史和传统的面貌出现。由于历史与传播无处不在的强大和丰富，由于历史与传统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人们常常用旧词来诠释新知，用原来的事件来比附着当下的新颖的现象，古老的掩饰着现代的，于是，看上去仿佛总是不断上演着一出叫做‘复古’的老戏，其实在这时，那些被凸显的‘记忆’正使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新资源的参与中，开始生动而强烈地表现着一种新取向和新姿态。”^[103]罗志田也论及，“‘新’并未割断其与‘旧’的多层次联系，‘新’的战胜‘旧’，竟然靠的是‘旧’的功能，这中间的诡论意味极为深长”^[104]。换言之，“在受到外来的知识与思想剧烈冲击，习惯于历史传统的人们为应付变局，反身寻找自己原有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对新的知识与思想重新进行理解和解释。外来的知识与思想融入传统也改变了传统，在看似‘断裂’中，知识与思想在延续着”^[105]。综上分析，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用中学“比附”西学的强制型同化机制，使得近代中国难以深入地吸收西方思想，但却是近代中国接收西方思想的最常用的认知方式。我们需要辩证地认识“强制型同化机制”在西方舆论思想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