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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或神话

时间:2022-02-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娜哈拉维跨越学科界限的洞察力指出了人类社会与技术发展的某种必然性,它并非纯然实在层面上的技术变革,更是超越了个体意义上的社会集体精神表征、文化隐喻、意识形态以至于一种新的宗教。故事到这里,仍然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简化粗糙的翻版或曰隐喻,尚未实现哈拉维所谓的“跨越界限式的”赛博格神话。而原生人格,那个具身化的小米,却退位成为被操控与囚禁的傀儡。

赛博格:隐喻、进化或神话

文/陈楸帆


在刚刚颁发的第56届格莱美奖典礼上,两个活像从B级科幻片里走出来的替身演员,身穿白色太空服,头戴价值几十万美金的金银两色头盔,五次走上领奖台,夺得包括年度最佳专辑、年度最佳单曲在内的多项大奖。他们便是来自法国的电音组合“Daft Punk”,据他们声称,在1999年9月9日的一次录音室爆炸事件之后,他们便变成了机器人,从此再也没有以真面目示人。但这却丝毫不妨碍他们所创作的复古电音成为全球最为热门的文化潮流之一。

在我看来,这不啻于是一个文化上的标志。就像深蓝击败卡斯帕罗夫,无人驾驶汽车奔驰在旧金山通往Palo Alto的高速公路上,图灵测试终将被电脑程序突破,奥斯卡也必然迎来首位CGI人物影帝/影后(或根本无所谓性别)……所有这些,只不过人类在通往更广阔可能性途中的一个个站点,作为乘客的我们,看着窗外风景,瞠目结舌,发出“哇噢”的惊叹,但回过头来,我们可曾记得自己也曾经嘲笑过父辈面对新鲜事物时露出的惊疑神色。

在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看来,“在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喀迈拉,是理论化的拼凑而成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简而言之,我们是赛博格(Cyborg)。”她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 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唐娜•哈拉维跨越学科界限的洞察力指出了人类社会与技术发展的某种必然性,它并非纯然实在层面上的技术变革,更是超越了个体意义上的社会集体精神表征、文化隐喻、意识形态以至于一种新的宗教。

我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荒潮》写的2025年左右的事情,在中国南方一座电子垃圾处理小岛“硅屿”上,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本地宗族势力、外来垃圾劳工和跨国资本精英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垃圾人”少女小米遭受病毒侵袭后成为人机结合的赛博格,我试图通过以虚构的技术发展(突变)史,来探讨“人类-赛博格-后人类”这一进化链条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及认同危机。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链条中,个体人被规训为以机器为模板的生产工具,一切以高效率、准确性、低成本为衡量个体价值的标准,将所有个性化的行为悉数抹去,只剩下能够被流程化和优化的操作步骤。讽刺的是,人的价值竟然被自己的造物——机器所超越,而为了提高自身价值,只能模拟机器系统,不断地在劳动中通过正负反馈校正自己的行为。人像机器,这种隐喻正是Cyborg中“Cybernetic”即控制论的原初思想。

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城镇居民,一方面他们被赛博格化的技术浪潮所波及,但另一方面,地方性的信息壁垒以及政策监管使得他们不得不创造性地“重新发明”科技,如同深圳华强北的山寨市场,让中性的技术带上了某种边缘性的“亚文化”色彩,同样也是他们对于自己在这个全球化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定 位。

“……那些本地的年轻人,在裸露的肩头贴上聚酰亚胺OLED薄膜,借助肌肉电泳显示文字图案的行为,在美国这种技术一般用来监测患者的各种生理指标,而到了这里却变成一种炫耀性的街头亚文化。”

在这种语境中,赛博格技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身份区隔与文化认同上的存在,通过制造感官上的延伸与增强,来达到逃避现实困境的目的。它与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写到的的“唆麻”类似,并无法产生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功能,一方面模糊了人体与机器辅助设备的界限,另一方面打破了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边境。

即经过充分商业化之后的赛博格技术,在资本主义逻辑链条中,将成为大公司/政府合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利用不断“升级”、“更新”的欲望生产,来消解赛博格技术本身对于人类沙文主义以及既有寡头式政经格局的挑战与冲击。而过度消费之后产生的不可降解的电子垃圾,又经由非均衡的国际贸易格局,被倾倒到缺乏议价能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市场,通过廉价劳动力的再加工,榨取其中不可再生资源的剩余价值。

故事到这里,仍然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简化粗糙的翻版或曰隐喻,尚未实现哈拉维所谓的“跨越界限式的”赛博格神话。她希望以赛博格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及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解后的一个新的主体,借助这个新的主体来超越目前各种身份认同(族群、种族、性别、阶级等)彼此矛盾冲突的困境,同时建构一个“多元,没有清楚边界,冲突,非本质” 的主体概念。

在文本中,我设置了一个名为“小米”的垃圾女工角色,她长期接触电子垃圾重金属污染,同时沉湎于增强现实毒品所带来的幻觉,在一次意外中,她感染了电子义体垃圾上所封装携带的病毒,这种病毒能够增强大脑神经突触的连接。于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然以科幻小说惯用的笔法将技术难点略过),小米成为能够直接以脑神经活动操控机器,甚至侵入网络的赛博格,或者说后人类。

伴随着超能力而来的是第二人格“小米1”的浮现,这一人格冷酷、精确、逻辑缜密、甚至能够在潜意识中进行大数据量的运算和分析。而原生人格,那个具身化的小米,却退位成为被操控与囚禁的傀儡。

在赛博格的时代,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了国籍、民族甚至人种之间的差异,而小米在此处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人机结合阶段,呈现为一种异于人类自身的新物种——后人类。她拥有的是一种混合式的情感与思维方式,而这一方式使得她得以洞察并操控大众来实现其不为人知的目的。

在小说中,我并置了几组戏剧冲突来构建其诞生的神话性:硅屿当地将动物/人捆缚后抛掷于海中的占卜技术;女主角受到强暴后濒临死亡激发超能力而后重生;为唤醒受病毒感染的小孩所进行的巫术/技术仪式及祛魅过程。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巫术与技术,后人类与神之子(耶稣)是两组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元素,在赛博格技术充分发展的时代,这两组元素之间的差异变得愈加模糊,技术崇拜的控制力与盲目性要远甚于宗教,技术主义的祛魅和边界破除又成为另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议题。

自从人类开始使用工具开始,便已经步上了借助技术来拓展延伸自身能力与感官的道路。在凯文·凯利(Kevin Kelly)看来,人类与技术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技术本身同样具有进化的动力,于是乎就像寄主与寄生物般,在漫长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协同进化。只不过随着技术发展的上升曲线愈加陡峭,人类本身无论从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变化都趋缓甚至进入停顿的状态,寄主会否退化为寄生物,人类会否反过来被技术及工具所驱使控制,是决定人类以何种姿态进入赛博格乃至后人类时代的关键因素。

在通向赛博格的进化道路上,没有唯一路径,现实的情境定然比小说家所能设想的情节更要丰富离奇万分。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革命,更不会有一劳永逸的大团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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