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三、“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中国古人常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矣！”孔子也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什么对于人生来说，这生命的“知己”，这天地之“道”，会如此的重要，甚至，生命本身的意义与存在价值，也是由这“知己”，由这“道”来赋予的呢？在人文精神与情感世界里追寻理想与意义的人文学者，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是不是也像这知音一样不易找到它的立身之所，安顿之处呢？

生命的理想本是内在于人心深处的知音。知己于人生是如此的重要，有心灵知音的生命是如此的美好。但人生的知己知音，却又是如此的难遇难求。南朝文论家刘勰曾这样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中国古代那个关于知音相逢相离的故事，一个在高山流水间心灵得遇知音，却又得而复失的往事。那位才情志意高远的古代琴师俞伯牙，遇到了一位砍柴的樵夫钟子期。伯牙琴声起，子期赞曰：“巍巍乎，先生之志在高山也！”琴曲一转，子期又叹：“洋洋乎，先生之志在流水也！”子期能从琴声之中听出伯牙之心志，听出伯牙之才情，使伯牙深为感动，他想知道，子期为什么会有与自己可如此相通相感的心灵呢？相知本就难，相知而还能相遇，就更是一种奇迹了。于高山流水的境界中觅得知音，可同去追寻去感受那纯美至真的理想，真为人生之幸事，生命之奇遇。

这当然是一个美丽感人的传说，是一种人生真正的幸运了。

其实，像伯牙这样才情志意高远超逸的艺术家，要遇知音是很不容易的，不遇才可能是常见的。我们可以想象，伯牙在他人生的路途上，更多的时候是没有知音的，他独自抚琴可能已经很久了。他当然希望遇到知音，但对于一个志在高山意在流水的艺术家来说，对于一个追求高远美丽生命境界的精神追寻者来说，他可能要有一种知音可遇而不可求的心理准备。你看那清寒世界里的孤鸿，“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虽无人明其心志，无人慰其心灵，但这孤鸿依然甘愿寂寞，自守在冷漠的沙洲上，而不肯放弃理想，轻易栖息于寒枝上。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一个精神朝圣者，他因有这样一种如孤鸿般的内心志意，他或许才可以承受生命的孤寂，他所以才可以在人生长长的路上独自行走，并在这种心灵孤独状态中独自去追寻感受那精神世界里的种种欢乐与痛苦。伯牙在没遇见子期时，他心中虽然也会有孤独，但他会把这种孤独当做他生命的常态，当做他追求高远理想与生命境界的一种自然的状态，因而他也就会在这种没有知音的状态中独自与音乐为伴，在高山之间，在流水之前，静心独处，独自去追寻去体验心灵的理想与生命境界。我们来读这首诗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想来，生命理想的追寻过程，追寻人生理想的思想者，本就是样一种空寂落寞的状态吧。这种独处中的心灵追寻，这种清远世界里的理想守候，其实自不必别人赏识，也不为任何外在目的，正如“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但是，当他一旦遇上知音，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让他感受到了得遇知音的那种快乐，可这时，如果又让他失去知音，那会让他陷于怎样的一种不能忍受与排遣的真正孤独中。知音之遇让他看到了心灵可以不再孤独，可知音之得而终失却又让他更深地陷入到那种不可承受的孤独中，这时，他可能会深深地感觉到了生命意义的幻灭失落。正因为如此，子期死后，伯牙便在子期墓上摔断琴身，从此不再抚琴了。与子期的相知相遇，完全改变了伯牙的人生，使他不能再独自面对那直指心灵深处的音乐。这琴弦本是伯牙的生命根基，摔断琴身，你说伯牙对于艺术是执著还是不执著，你说伯牙的心灵意志是坚强还是脆弱呢？其实，那些追求心灵境界的艺术家们，那些行走在理想征途上的精神朝圣者，可能都是一些心灵与意志既顽强又脆弱、对生命既热爱又可放弃的人吧。执著是一种坚强，放弃也更是一种勇气吧。

伯牙的生命经历，是一种心灵独特的艺术家、诗人、精神追求者们常常可能会遇到的。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杰出的人文学者，人文科学家，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些群体吧。他们一如幽人独行无人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谁人能见，谁人能识。那些追求心灵世界的纯美，那些秉持生命的本真，那些对理想和精神家园一生执著追求的人文学者们，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幽人独行、孤鸿飘游的生命状态吧。没有谁，不希望有知音相伴，没有谁，真的愿意自己的生命和心灵是孤独的，但你既然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命方式，你既想去追求一种理想的生命境界，你可能就得准备面对孤独。你选择了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你就可能选择了一种曲折，但你可能也选择了生命的精彩而告别了生命的平庸。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位哲学家泰勒斯，他总想知道这世界的本原，宇宙的奥秘。据说有一次观察天象时，不小心掉进了水坑中，他的女仆讥笑他，眼前脚下的小水坑都看不见，还去看那遥远的天空。女仆的讥笑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我们总是关注着自己眼前那片土地，因此我们不会掉进这水坑，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能也永远不会抬起头来去仰望那头顶的星空，永远也不会感受到那天空无限宇宙的神韵了。

在古今中外人文科学发展史上，许多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的创作与研究活动，往往是与他们人生的曲折经历与特殊际遇联系在一起的。与自然科学家不同，对于那些将学术与人生融合在一起的人文学者来说，一次人生的重大变故，一次生命的特殊经历，一份刻骨铭心的情感，往往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历史的看法与感受，从而使他们的创作风格、学术思想，出现重大的转折与变化。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痛苦这把犁刀割破了你的心，却会掘出生命的新源泉”。因为生命本身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人生的欢乐与痛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又怎样能感受到人生的理想与意义，无论这种理想与意义是否存在过，或者它存在过却又失去了，所有这些，都是要由你自己去经历过感受过，才会知道它到底是怎样的。与你自己的生命与心灵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毕竟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种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习研究来的，它是你用生命和心灵去经历体验的。人文科学的第一本真意义与首要标准，就是它应该感动人心，就是它可以感动心灵，可要感动人心，要感动心灵，这作者，这作家，必须得自己先有所感动，无论他这感动是来自欢乐还是来自痛苦，是来自一段温馨甜美的时光还是来自一份生离死别的痛苦。我们应该知道，古往今来，那本真意义的文学、哲学、艺术、历史学世界里的作品，都应该是一种对人生对生命的本质作追问的极富个体感受性的精神活动。一个人，能否写出感动人心的作品来，总是与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世界紧密相关的。人文科学的认识活动，他的创作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他的生命本身也已融汇于他的创作世界中。他的生命价值与人生经历，他对人生的理解，对世界的看法，都会在他的文学创作、艺术活动、史学研究、哲学探索中显现出来。这些人生的复杂与痛苦经历，可能会毁灭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也可能使他凤凰浴火般在烈火中死亡，却也在烈火中再生而激起他们生命中的巨大潜力，在经历了种种对人生对世界的生命感受后，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所以太史公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兵法修，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而太史公本人，却因正是蒙受巨大的人生痛辱，乃写下了传之千古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我们分析人生经历对人文科学家的特殊意义，并不是说凡要写出伟大文史哲艺术作品来的人都必要经历某种人生的巨大痛苦与灾难，并不是说一种幸福与平静的人生便写不出伟大的文史哲艺术作品来，更不是说凡有不幸之人生经历者就可写出感人之伟大作品。痛苦人生与经历能否转化成创作伟大作品的动力，还依赖于经受这痛苦人生经历的主人是否有战胜这痛苦的勇气与意志，是否有超越自己个人痛苦经历而将个人的痛苦经历上升到对人类命运作思考的境界上来的精神品格与认知能力。否则，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因不能战胜痛苦而被命运摧毁的事历史上更是不少见的。事实上，人生的经历与文史哲艺术的创作两者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为人文科学本身就是一个极为个性化与多样化的创作世界，每一个人文科学家的精神探寻与思想创作之路都是各不相同的。个性化和多样性，正是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人文科学家的成长之路不同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史，是一充满着希望与失望、痛苦与欢乐的历史。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是人文科学家创作出伟大作品的根本前提。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领域，优越而先进的科学研究环境，一流的科研设备与条件，往往可以产出高水平的科学成果，但在人文科学领域，如果人文学者们失去了这样一种人格上的独立意识和精神上的自由信念，一流的物质条件与充足的科研资金，产出的往往是一些平庸的成果或作品。即便是一个曾经写出过优秀作品的诗人、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由于人生际遇的改变，过上了一种养尊处优的权贵生活，他的精神和人格也往往会走向畏缩。人格的畏缩，精神的退化，必然造成思想创作能力的丧失、想象力的衰退乃至精神思想创作生命的死亡。所谓“江郎才尽”，非江郎创作技能之才尽，而是江郎仕途显达导致精神独创才能之丧失，失去了心灵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只会做官样文章、应景文章，再也写不出什么有个性的东西来了。那些地位显赫，不能摆脱名利权势诱惑而成为文坛、艺坛、史坛“显贵”的人，大多属这一类型。所以古人早就说过“文章憎命达”，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文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或者说它之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在于它必须对现实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理性的批判意识，要求人文科学家们必须是一些对主流社会具有理性批判意识、对现存状况持超越性审视目光的独立思想家。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精神，是人文科学家最宝贵的“学科条件”或“学科资源”，是人文科学家创作激情与动力的源头。而人文科学家人格的独立与精神自由，既取决于人文科学家自己的主体选择，取决于人文科学家自己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理解，也取决于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就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方面来说，政治上的民主与宽容，法制社会的建立与思想自由的制度保障，以及一个崇尚真、善、美，追求精神理想与完美生活的时代氛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所谓的“人文科学家”或“人文学者”的个性气质与生命境界，不仅仅只是指的某种职业群体的属性，更是指某种特定的精神人格与人生态度，一种追求精神超越和理想世界的生命存在方式。

应该说，真理的追求与科学的探索，本是一种人类从事的精神事业，科学成就都是人的努力的结果。因此，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任何成就的取得，都是需要科学家们的坚强信念和意志，需要科学家们有一种对真理、科学、知识、思想的执著追求精神的，就此而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成长也是与科学家们的人生经历和信念分不开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也会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社会科学家对于人类社会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关系、政治结构、社会制度、法律关系、管理体制的认识与理解，也与他个人的观念、价值标准和生活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个人的主体意识介入研究对象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应该说与人文科学更为接近。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的人生经历，科学家的生活遭遇，对他的研究的进程是会有影响，但对他的研究对象却不会有影响。自然科学家也需要战胜人生的困境，也需要意志与勇气来从事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样也需要有不怕失败的执著与信念。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对科学和对真理的热爱，是科学家们发现真理的意志条件。自然科学家们的人生的经历，个人的情感与命运，会对自然科学的进程工作的成败，对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的进程也产生某种影响，但是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和对生活对人生的体验，却不会带进他的研究对象中去，不应该影响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结果。两个物理学家，尽管他们的人生经历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体验与感受怎样的不同，这只会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方式和进程产生影响，但却不会对他们的认识对象和认识结果产生影响，他们得出的物理学方面的科学真理与科学定律应该是一致的。他们的性格、意志和信念，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是否能在物理学领域有所成就，能否发现物理世界中的真理或科学事实。而这个物理事实本身，是不受物理学家们的个性、情感和信念的影响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结论与真理应该是统一的，一致的。但人文科学家却有所不同，人文科学家们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会影响到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影响到他对认识对象的主体性阐述与解释。

那么是不是说在人文科学世界里就不存在某种普遍性和规范性，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人文科学家或人文学者自己的主体观念或意志的表现，以至人文科学可以变成一种完全随意的个人臆想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人文学者将自己的主体观念介入研究对象和结果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与观念的产生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价值体制的影响下形成的。人的观念与感受，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它却又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和环境的产物，它总都是对某种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的反映，在这一点上，人文学者的主体观念和思想又都是与客观的人生和生活世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它同时受着人类普遍理性与逻辑的制约，同时也具有客观的属性。相比较而言，在人文科学研究的知识层面上，在那些确定性的经验事实领域，人文学者的人生经历介入成分就小得多，只是在人文科学研究的价值层面上，人文学者的人生经历介入才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