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文本分析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词法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对句子中特定词汇的选择以及通过这些选择对言语实践中的行动者-言说者进行命名(naming)的过程。换言之,它处理的是对个体或集体社会行动者的再现或身份建构。在媒体话语中,媒体内容的制作者必须从可用的一系列身份标签中选择一些来对某一特定事件中的行动者进行命名。这一命名的过程将人们纳入某一或某些特定的类型中,从而使他们不再有机会能够以别的方式被命名,即瑞希格和沃达克(Reisigl and Wodak,2001,引自Richardson,2007,页49)所谓的“指示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这种命名的排斥性机制决定了个体或群体身份的社会性建构方式,从而影响到其在象征层面获得有利地位还是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特定事件中的行动者可以通过个体化(individualized)方式被命名,从而突出其普通人的特征,或相反,通过群体化方式加以命名,以代表某一部分或全体公众。同时,通过建构作为好人的“我们”与作为坏人的“他们”(或作为异己者的“他者”)之间的对比,对行动者进行正面或负面的定义。凡·迪克将这种方法称之为“极化策略”(polarization),即“对群体内部人的正面描述和对群体外部人的负面描述”。通过对相关词汇演变的话语分析,本书将具体说明对“农民工”这一核心对象的命名方式是如何演变的。
文本分析的第二个方面处理的是与过程及其环境的再现相关的句法问题。换言之,句子的结构特征与言说者-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论证和判断以及相关假设紧密相关。其中关键的问题有两个,即对行动的再现和对论点以及假设的或隐含的意义的建构。第一个问题与及物性(transitivity)有关,即在特定文本建构的行动过程中,能动的和被动的角色是如何在这一过程的参与者间进行分配的。正如米尔斯(Mills,1995,页143-144,引自Richardson,2007,页54)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的焦点是“文本中出现了什么样的行动,是谁针对谁实施了这些行动”。从主动语态向被动语态的转换会导致行动的实施者角色的缺失。与此类似,通过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2003,页12)所谓的“名词化策略”(nominalization),同样可以把行动建构为一个实体或状态,而非由特定主体驱动的充满权力斗争的动态行动过程。其结果是,应对社会变迁过程的负面效果负有责任的权力主体问题,通过话语转换的方式被消解了。同样,充满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的历史性社会过程,也通过这样的话语方式被自然化为非历史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是与观点、论证或隐含意义相关的情态(modality)和假设(pre-supposition)。情态指的是通过情态表达(表达与特定事件相关的可能性或责任的词汇或短语)展示出来的文本作者或言说者的判断和态度。在传媒话语中,与此具有直接关联性的是某些“观点性”的新闻类型,如社论、评论员文章、专栏评论等(Richardson,2007,页59-60)。假设则是通过不同的语言结构表达的被视作“常识”的隐含意义(Richardson,2007,页63-64)。
文本分析的第三个方面是用来表达某些观点或隐蔽地强调特定含义的修辞策略。这些观点和意义“被嵌入论证过程中,从而显得是或多或少站得住脚的、合情合理的、合法的结论”(van Dijk,1996,p.24,引自页65)。在诸多修辞策略中,新闻话语中最常见的修辞策略包括:夸张(hyperbole)、隐喻(metaphor,“借助其他事物来表达某一事物”)、换喻(“用与某物相关的事物替代该物”)[4]、旧词新义(neologism,“新造的词语,或被赋予崭新含义的旧词汇”)、双关语(puns,利用某一词汇或不同同音字的不同含义进行的词汇游戏)、叙事(“新闻报道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文本中再现的方式”)(Richardson,2007,页65-74)。
总的来说,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完整的文本分析框架,包括对文本形式、意义和功能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考察。在新闻话语分析中,这些文本分析方法可以应用到新闻报道的不同层面,包括标题、导语、报道主体。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方法主要是应用于报刊的文字性文本,对分析图片和版面安排等视觉性要素来说,需要其他的分析手段作为补充。例如,克莱斯和凡卢温(Kress and van Leeuwen,1998)的研究就提出了一个分析报纸版面的符号模式及其建构文本、连贯性、显著性和框架功能的批判研究路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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