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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文化、族群（包括人种）的角度去观察，商周时期的固原，已经与中原有较为密切的往来。由于特殊的交通区位优势，使固原在南北东西的交流过程中扮演了比其他孔道更为重要的角色。从商周至秦，固原长期成为中原与西北、华北连接的枢纽之一。在中原“华夏”“秦人”等文化和族群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固原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固原 “戎狄” 前丝路 萧关 “西土八国” 猃狁 乌氏
一、序言
历史时期的固原，最容易让人想到的是它的交通与文化史地位。这应是由固原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固原地处陇山东侧，不但扼限陇山一带的南北交通，而且也是贯通陇山东西的重要通道。商周时期，从自然生态的分布来看，固原大致是黄土塬区与北部沙漠草原区的分界线；与之相应的是，固原也是不同文化与政治体的交汇和分界地带。这个地带的北侧，是典型畜牧文化的分布地，向南则农业经济成分逐渐加重，直至关中那样典型的农业区域，并已经形成强大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北侧虽然属于商周政治版图之外，但仍是商周政治势力触角之所及，两地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春秋以后，秦之势力兴起，固原逐步纳入了中原的政治版图，最终失去了“边疆”的地位。
本文欲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从中原的记载与视角，从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互动关系中，对商周时期固原的历史角色转换加以描述，以期说明固原的历史地位。
二、固原与商之联系
商代的情况看似资料缺乏，但从一些有限的材料，我们还是可以判定，固原与商朝还是存在联系。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并结合文献、考古资料来看，商周的政治、军事影响，至少到达了今天固原一带。
固原南侧的泾源县，是泾水的发源地，现今县城所在的香水镇附近，被认为是后来秦汉回中宫所在，亦即著名的回中道所经。泾水上游的固原、平凉、庆阳一带，商后期有古国芮、密（密须）、共、阮、卢、彭等国。
芮，在今甘肃崇信县芮河川，密在灵台，共、阮在崇信东至于泾川芮水入泾处附近（李零怀疑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主人或为阮国人）。
根据《周本纪》的记载，商后期周文王受崇侯之谗，被拘于羑里，闳夭之徒贿殷纣而释之，还被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
《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时代有“西方九国”，就是上博简《容成氏》中的“九邦”。后者记载文王在灭商前曾伐“九邦”，即丰、镐、舟、石、于、鹿、耆、崇、密须。《周本纪》也记载文王虞、芮之讼，次年伐犬戎，第三年伐密须，第四年败耆国，第五年伐邘，第六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并自岐下而徙都丰，这个过程与《容成氏》的记载可以呼应。
由上博简可以明确知道，所谓“九邦”，都是属于商朝的，文王以“周方伯”“西伯”的名义去平叛，虽然客观上使周的势力得以强大，但名义上为的还是商朝[1]，“九邦”必定是商的属国，即在商的政治版图之内。例如其中的密，《诗·皇矣》记载文王伐密的原因是，“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所谓“大邦”就是周，诗中说密不听周（“大邦”）的话，侵略临近的阮、共等国，从而导致西伯文王的讨伐，此时文王乃商朝的西方诸侯之长，这个位子是商朝所封的，按此芮等诸国的位置，此时商的势力，向北已经达到泾川一带泾水上游。
泾川一线之北，还有卢、彭等国，属于《尚书·牧誓》跟随武王伐商的“西土八国”。
卢，即甲骨文中的卢方，曹定云先生有考证。他认为，著名的妇好墓出土玉戈上有文字“卢方剐入戈五”，年代在武定时期，戈上文字说卢方向周献戈，这是卢方曾与商为盟邦或属国的证据。这种关系大致一直延续到了祖庚、祖甲、廪辛时期，其首领在商朝甲骨文中被称“卢伯”，或喻示还有爵位，康丁时期卢与商关系变差，其首领“卢伯”被商朝用于祭祀。[2]这应是后来卢成了周地的开始。
“九邦”属于商末与周关系不好的，而关系好的自然是《牧誓》八国了。除此之外，想来还有一些国家，只不过史无其名而已，不然文献也不会说周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了。[3]位于泾、渭流域的，除了丰、镐、崇、密须、卢、彭等国，也不一定就是商朝位于此地诸侯的全部。
卢之地望，《尚书·牧誓》孔传说在“西北”，但不知具体所指。按孔说之“西北”，当是周之西北，故当在关中西北求之。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其在乌氏县下说：“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西汉乌氏县位置，现在根据居延简，可以肯定在近平凉附近，都卢山一般认为即六盘山，乌水即清水河。[4]曹定云认为，“都卢”就是“卢”，平凉北还有小芦河，都与“都卢”有关。林梅村的考证则更加大胆。他认为，六盘山即文献中的笄头山、笄山、鸡山，也即青铜器铭文中的奚族所在，而周厉王十七年询簋铭中的“服夷”，位置在《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安定郡扶夷县，王莽时改为抚宁，就是居延汉简所提的平林，位置在近固原南的瓦亭川。而所谓的高辛、犬戎古族，都与固原有关。至于卢方所在，林梅村考证即汉代卢水胡所在的三水县，也就是今天的固原北同心县下马关乡北红城水古城。[5]关于卢的族属，林氏并认为，殷代的卢方、周初的卢国、汉代的月氏残部卢水胡一脉相承，根据《国语·周语中》“卢由荆妫”韦注，卢为妫姓，所以或与鬼方同族，与义渠、乌氏一样，都是属于有色的吐火罗人。[6]
彭，《牧誓》八国的彭，旧说或在四川，或在湖北，曹定云先生认为即彭衙，在今陕西关中东部白水县，就是秦武公元年所伐西戎一支彭戏氏的所在。笔者按，孔传说在“西北”，并且卢、彭经常相连而言，故彭与卢一样，当在关中西北。《史记》等文献所记春秋时期之彭衙，显然比《牧誓》之彭晚的多，或是西周中期以后彭受北方威胁内迁的结果。按秦有彭阳县，秦封泥有“彭阳丞印”[7]，《史记·匈奴列传》：“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集解》引徐广说、《索隐》引韦昭说，都认为彭阳是安定郡属县。彭阳的位置，按照《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在唐彭原县，大致位置在今镇原县东。按此，先秦时期镇原一带必有一地名为彭，其地非山即水，“彭阳”即由之得名，商与周初《牧誓》八国中的彭，应就在此地。
以上对卢、彭的考证，已经把商与固原地区联系起来了：卢与商曾存在类似朝贡等关系；彭虽不能肯定，但由其随周伐商，可以推断其与商很可能也已经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伐商本身就是卢、商关系的体现）。商与固原存在联系，应无可疑，商周时期的固原，并没有游离在中原的视野之外。除了与商的政治联系，从文化、族群等方面的关系来看，固原的交通地位已经显现。
三、西周时期的固原
西周时期的固原，是北侧移动性、侵略性更强的畜牧族群进攻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例如犬戎、鬼方之类。《周易·未济》记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据研究所云是武乙时事，在周为文王时期。商后期鬼方的生活地就在晋中北、陕北一带。上文引《周本纪》已说文王还伐过犬戎，有人说其地即在固原，即所谓的大原。犬戎来去居地不定，礼县西犬丘、关中槐里犬丘存在，还有犬戎与固原的关系，就是这个特性的表现。来自固原—陕北一线北方族群的威胁，从商一直延续到了西周。
《史记·匈奴列传》：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
这段话中值得重视的是所谓的“戎夷”所指，以及武王“放逐”“戎夷”的真相。
如李峰所指出的，西周时期的泾水上游，与渭水上游一样，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与族群共同体。这里的人群，有寺洼文化的主人，还有芮、虞、卢、彭等土著人群，自然还有周人势力的存在，更远的固原—横山一线北侧，还有对周构成威胁的鬼方、猃狁等。
陇山以东泾水上游的寺洼文化，主人是文献中的“西戎”的一部分，但与陇山以西的戎人不同，后者在西周中期反王室，灭了犬丘的秦祖大骆一支[8]，泾水上游的寺洼文化的主人，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其曾经对西周王朝构成威胁。西周时期从这个方向进攻而来的，应是更北的人群，例如鬼方、猃狁之类，而不是本地区的人群。西周早期的鬼方，学者们一般推测在今陕北、内蒙古一带。西周晚期的猃狁，根据李峰的推测，应来自固原以北。至于芮、虞、卢、彭等国，则是周之盟邦，更不会对周形成威胁。所以西周早期被武王“放逐”的“戎夷”，必定不是陇东寺洼文化的主人或芮等周之盟邦，而是更北的人群鬼方之类。
考古证据表明，泾、洛河谷和与之相连的山梁、土塬，就是鬼方、猃狁南下的通道。鬼方南下靠东而近洛，猃狁偏西而近泾。例如考古遗存中的李家崖文化，应与鬼方有关，甘泉阎家沟[9]、淳化黑豆嘴遗存中的北方文化因素[10]，可能是鬼方南下的结果。[11]猃狁，应与允姓之戎有关。东周时代的允姓之戎有小戎，就是晋惠公夷吾（晋文公同父异母的兄弟）母家，小戎生活地在晋中北吉县一带（或许可达陕北）。[12]还有陆浑戎，本居秦晋西北，大约在陕北、陇东庆阳一带，公元前638年被两国迁往伊川（近洛阳南）[13]，公元前525年被晋所灭。[14]陆浑戎的墓地最近在河南伊川徐阳村被发现，人种属北亚类型。人种学的证据支持判定东周时期的允姓之戎，应该是西周以来猃狁等人群南迁的结果，而猃狁来自更加遥远的北方。
鬼方对中原的威胁，主要集中在商到西周早期，猃狁则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西周早年的“放逐”，应是对鬼方等族群的驱逐行为，把他们赶出陇东、陕北一带。在泾水流域，以及更加靠东的铜川一带，都有许多带腰坑的周墓被发现，有学者已经加以梳理。这些墓葬分布在陕西的长武、彬县、淳化、泾阳、铜川，以及甘肃的平凉、宠信、泾川、灵台、庆阳、宁县等地，最远至甘肃固原。[15]这些墓葬的主人，被认为是殷遗民，墓葬分布很有特点，大多在泾河或其支流所在的交通要道上，从关中以北一直深入到固原，年代也集中在西周早中期。这应是周人在“放逐”鬼方那样的族群之后，把自己的势力从甘肃陇东地区向北延伸的结果。从小盂鼎、大盂鼎铭文来看，这个“放逐”的过程可能延续了更长的时期，一直可到康王。这个过程，既是与商末周人对北方开拓相似的进攻行为，同时还利用了殷遗以及当地土著等力量，构建了关中北方的防守网络。很显然，泾水干、支流上从关中通往北方的交通线，是这个网络的骨干，其北端就在固原。
在固原西北中河乡、昭王长城附近发现的西周早期墓，为一南北向的竖穴土坑墓，有生土二层台和棺椁，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墓底有腰坑殉狗，东南7米处有车马坑一座。随葬有铜器鼎、簋，以及陶鬲，还有大量的车马器等物。车马坑中有马两匹、车轴饰一对，以及蚌壳马饰、马头朝东偏北。这座墓的重要性在于，这是至今发现的最北端的周文化墓葬，并且带有腰坑。
有趣的是，周人早在西周早中期利用殷遗在泾水流域经营的行为，除了考古证据，在文献中似乎也有迹可寻。现今平凉有崆峒山，疑与西周所封的殷后空桐氏有关。空桐也写作空同，现多写作崆峒。《史记·殷本纪》司马迁赞语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史记·赵世家》记载，空同氏早期还存在，曾与赵通婚。《正义》引《括地志》云：“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黄帝问广成子道处”。唐平高县即今固原县，其西百里之山，只能是今六盘山了。由此我们大略可知作为商后的殷、宋在东方，空桐氏、北殷氏[16]在西方。具体来说，平凉—固原一带所具有的空桐氏故事，恰与上述腰坑墓的分布相吻合，二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联系。
沿泾水向西北直到固原的周墓的分布，可能表明了周人利用殷遗民向西北草原地带扩展势力的企图，同时也说明周沿着泾水以及比邻的大原设防的努力。当然制造这个防御体系的人群，除了殷遗民，自然还有密、芮等地方方国，以及被派到泾水上游的周人将士。这个体系的存在，说明泾水流域的通道，即关中通往固原的道路，是北方威胁所至的主要方向，这自然反衬了固原重要的地位。这些人群，就是固原以远的猃狁等族群，下文将会证明这个论断。
至于西周中期，泾水流域的形势发生了巨变。司马迁等历史学家都认为西周中期穆王征犬戎，是周与西北族群关系从稳定走向紧张的转折点，此后其子共王灭密，也显示了周与西北诸侯关系的紧张，至于懿王，猃狁也正式出现在文献中，对周的西北边疆形成威胁。《汉书·匈奴传》记载：
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西周中晚期的强梁族群——猃狁对周的威胁，在《诗》与文献、青铜器铭文中，都可以见到，这是周戎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从此周从“放逐”“戎夷”的强势地位转为防守的下风。猃狁已经可以侵入到周之关中腹地，使周人振恐而不遑宁居。此时在北方的泾河流域，周文化遗存十分少见，相反，则有延长铜器群[17]与宁县宇村[18]等具有北方文化因素的遗存存在。若分区观察，从西周中期开始，可以观测到一个十分相似的现象：陇山西侧的礼县一带，《秦本纪》记载，“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陇山东侧，除了先周或西周早期的，年代最晚的周文化遗址，纪年也只是延续到了西周中期，例如靠南有灵台白草坡[19]和西岭[20]，偏北的则有崇信于家湾[21]；向东，庆阳一带，则有具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宇村与延长遗存，还有焦村西沟周文化遗存[22]；若再向东越过黄河，文献记载则有宣王时期与姜氏之戎的千亩（今山西介休）之战。可见，始于西周中期的“戎狄”对周王朝的“反叛”和侵扰，在陇山东西，直到陕北、晋中一带都是存在的，是大规模的。对于这些族群，可以推测，陇山以西是戎人，陇东、陕北，可能是猃狁[23]，晋中则有姜氏之戎。其中，猃狁的威胁无疑是最大的，延长岔口与宇村遗存，或都与猃狁有关。北方族群的南侵，自然会造成泾水上游周系族群的迁移，例如芮迁而有韩城之芮，就是近年梁带村的一系列发现的主人。密迁而有新密（今河南新密）。彭在西周早期以后也不见于史，但关中东部白水一带春秋早期却有彭戏氏，或与彭内迁有关。
这个情况还可用文献所记乌氏的情况予以更加细微的观察。乌氏是东周时代与秦比邻的“西戎八国”之一，地在今甘肃平凉－固原之间。《史记·匈奴列传》之《正义》引《括地志》云：“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结合泾水上游西周以来的上述形势，可对这个记载进行更加精确的解读：其在西周早期，曾为周之势力范围。后来则被乌氏戎占领，周人在此的矛头是北向的，推测乌氏也当从北方而来，而于家庄东周墓地人种的北亚特征，正与这个推测吻合，乌氏之戎至少有北亚人群的成分是无疑的。战国中期惠王时期正式并入秦地，此前的出子－献公时期，《吕氏春秋》记载秦已有乌氏塞，而此时恐怕秦已向北兼并了乌氏之地。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乌氏地归属与族群的变化，正是本时期泾水上游典型的历史图景。
从上述罗列的考古与文献资料来看，处于交通要道上的固原，不但是周“放逐”“戎夷”之地，也是猃狁等“蛮夷”入侵关中的通道。上述族群鬼方、犬戎、猃狁、姜戎等，是文献所记西周时期来自北方的最主要的威胁，其中的犬戎、猃狁，都与固原有关。犬戎是移动性很强的族群，所以留下了陕西兴平槐里犬丘、甘肃礼县西犬丘等地名；传说中的大原，与犬戎有关，也脱离不了与固原的关系。[24]至于猃狁，李峰根据多友鼎等器铭推测，猃狁入侵以及逃跑的方向，大概都指向固原，是有一定道理的。[25]此时的固原以北，自然是周人心目中的“蛮夷”之地。
在《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以及《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记载有甸、侯、绥、要、荒等所谓“五服”，以与王畿的距离五百里为等差。《周本纪》也记载犬戎为“荒服”，是距离周人最远的族群，属于所谓的“蛮”或者“流”，根据《集解》引马融的解释，前者不知礼仪，后者无常居；孔安国则说他们已在周人的礼教刑法之外。“五服制”大约是东周以后被理想化和均齐之后的制度，反映的是后世的理解，具有一定意识的形态因素[26]，但至少可让我们知道，周人与“化外”的族群，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关系，这些人处在周之政治管辖和辐射之外，即为周之异邦。这个说法可与上文考古、文献资料相呼应，这些人群，可能就包括固原以远的犬戎和猃狁。
四、东周—秦时之固原
秦对西北少数族群的扩张与控制过程，是分阶段的。春秋初年秦立国，至于德公时代（前677年—前676年）逐渐在关中站稳脚跟，有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版图。德公后秦之政治重心从甘肃东部移到关中，此时秦对西北的控制，主要还是几个据点而已。陇山以西，有邽、冀两县，以及西犬丘那样的地方，周围还是戎人的天下。陇山以东的甘肃、宁夏一带，秦之势力十分有限，从考古发现来说，仅限于关中平原的北部边缘的陕西陇县、甘肃灵台、白水洛河下游一带，如陇县的边家庄墓地[27]、灵台的景家庄墓地[28]，还有白水西章墓地[29]，这些地点都显示了秦欲扼守北、东两个方向的交通要道的意味。更东的陕北直至更北的内蒙古中南部，此时还无秦人的势力，而是“狄”之分布范围，我们从这里能看到的，是晋文化的影响，秦之势力深入至此，已经到了战国晚期魏纳上郡之后了。秦此时主要精力在讨伐关中之戎，并一心东向，与这些地区的“戎狄”，倒也相安无事。此时秦之西北“边疆”，应指陇南礼县—天水邽、冀，向东翻越陇山到陇县—灵台一线，然后沿关中平原北部边缘到达洛河下游的渭南一带。
从秦穆霸西戎之后，秦之西北边疆相安无事，大概延续了150年，到了战国初年，秦之西北“边疆”变得骚动起来。例如《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厉公六年（前471年）“绵诸乞援”，此后有秦与义渠、绵诸、大荔诸戎的战争，这与秦因君主替换所造成的内乱有关。一直到战国中期孝公时期，秦才对诸戎恢复优势，重新拥有了一定的控制能力，《后汉书·西羌传》说“孝公雄强，威服羌戎”，指的就是这个情况。到了公元前271年，秦灭义渠，并且修筑长城，把固原包于秦境之内。此时秦在西北边疆有三郡——上郡、北地、陇西，其下有县、道等行政组织，这与此前的“霸”以及“初县”等手段不同，秦对西北边疆，有了绝对的控制力。此时的固原，已经是秦土了，已经有了乌氏那样的县置，属于北地郡之县。这个情况一直到秦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驱逐匈奴于阴山以北，直至秦亡。
秦人兴起并向西北扩张的东周时代，固原还是所谓“戎狄”的生活区域，这里的族群，应是属于“西戎”的生活地。由彭堡于家庄人骨的种族特征，我们也不能排除本地人群属于更远的北亚人种——“胡”的可能，而不仅仅是传统的看法，即认为“西戎”属于氐羌系的西北土著。这里的人群拥有“杨郎类型”发达的游牧文化。可是在秦灭义渠后，秦在此地设县而不是“蛮夷”所居的“道”，说明在秦人的心目中，本地人群已经从原来的“戎”即“蛮夷”，向非“蛮夷”转变，族群属性发生了蜕变。其中原因，自然是因为本地与秦紧密的联系所造成的文化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秦人心目中的族群形象。这种联系有以下两个重要的例证。
一是秦人对朝那湫水神的崇拜。这个崇拜应是秦人继承了此前本地戎人的祭祀传统。由于此水神的地位在秦如此重要（如秦惠王时的诅楚文所反映的），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固原的地位。与之相联系的还有亚驼神，其地在甘肃正宁泾水支流之上，其神其实就是泾水之神。这两个地方，与乌氏、义渠那样的北方游牧族群有关，秦对这些族群神灵的祭祀，可能有怀柔那样的政治含义。秦对北方“戎狄”文化的重视，把这些文化因素纳入自身的体系之中，其实表达的是对本地人群的重视。由于文化上的联接，由此也改变了这些族群在秦人心目中的“蛮夷”形象，并最终也成为更加宽泛的“秦人”。
二是颛顼崇拜。《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安定郡属县朝那有湫渊祠之外，另“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端旬即颛顼，考虑到秦人崇拜颛顼，汉代固原一带不会凭空出现这么多的颛顼祠，其发端应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从秦延续下来的，或是在秦有固原之后，此地的戎人跟随秦俗而有之；或是由秦移民带来本地。其二，汉初“五帝”系统已经建立，颛顼被“分配”至北方，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之下，本地的族群也崇拜颛顼。颛顼崇拜本源于中原，无论秦或汉时流传于此，并以胡巫主祠，都是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域和族群扩张的结果。
战国中晚期到秦代，固原地区与秦关系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从外族之地变成秦之郡县，人群构成、文化也发生变化。作为构成“关中”的乌氏—萧关所在，固原无疑有重要的政治、军事与交通地位，也是重要的畜牧区，例如乌氏倮的故事所表述的。
此时，随着秦政治重心从关中西部向中部的转移，关中与西北的交往通道，可能小有变化，例如回中道的地位或会下降，多少会使固原的交通地位发生波动。昭王时代秦灭义渠而修长城，以及秦始皇时代斥逐匈奴于更遥远的阴山以北，秦与北边的联系更显重要，固原的地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可能并不受直道那样的道路开通的影响，而是与后者共同构成了交通北方的主要通道，二者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五、结语
本文从中原的视角，主要利用中原文献，结合考古与文字资料，论证了商周—秦固原与中原的关系，以及固原重要的历史地位。固原在本时段的重要地位，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通
固原是东西南北的要冲，特别是中原与西北的交通，固原是个枢纽。在几条中原与西北、华北的交通路线中，固原地区是最重要的通道之一。在丝路开通之前，固原的交通地位已经显现。
（二）族群
固原拥有于家庄墓地那种北亚人群南下的证据，同时有可能是更西的人群（例如月氏）与东方交往的孔道，还是中原人群与西北、华北“戎狄”交往的前沿，在不同族群互动、融合，直至“华夏”形成的历史上，固原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固原通道走马灯似的人群来往、交流、碰撞等互动，那就没有所谓的“夷夏”之别，从而也就没有“华夏”。
（三）文化
固原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形成的北方重要的畜牧地带之一，经济类型是亦农亦牧的。在东周以来北方游牧化的过程中，固原成为最重要的发达的游牧区之一，在南侧农业文化与北侧游牧文化的接触中，固原是个交汇之地，是文化交流的旋涡。
（四）政治地理
中原族群对固原这个枢纽的掌控，最终成就了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最终成就了秦汉帝国。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现的上博楚简〈容成氏〉、燹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1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8-213页。
[2]曹定云：《〈尚书·牧誓〉所载卢、彭地望考》，氏著《殷商考古论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年，第259-286页。下引曹说皆出此文。
[3]《论语·泰伯》。
[4]张多勇：《从居延E·P·T59·582汉简看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
[5]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1页。
[6]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7]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8]《史记·秦本纪》。
[9]王永刚、崔风光、李延丽：《陕西甘泉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10]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11]曹玮：《陕晋高原商代铜器的属国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文集之九》，2009年，第303-327页。
[12]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等文献。
[13]《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4]《左传》“昭公十七年”。
[15]路国权：《西周时期泾河流域的腰坑墓与秦族起源》，《咸阳师专学报》2009年第5期。按铜川王家河西周早中期同类墓地的存在，应该是为了防备沿子午岭、洛河通道南下的族群的攻击。在更早的商代，这条通道就应存在。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3-342页，图版玖-拾陆。
[16]《史记·秦本纪》之《索隐》：“北殷氏盖秦宁（宪）公所伐毫王，汤之后也”，地在今西安南杜或兴平。
[17]姬乃军、陈明德：《陕西延长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18]许俊臣、刘得祯：《甘肃宁县宇村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4期。图三4-6，图版五：1。
[1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初仕宾执笔）：《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2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吴骧执笔）：《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2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崇信于家湾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22]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焦村西沟出土的一座西周墓》，《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23]根据《诗》与金文，猃狁的地域，都与陇山以西无涉。
[24]大原所在有三说：今固原、太原、内蒙古河套。
[25]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4-220页。下引李说非注明者出处同。
[26]〔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古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57页。
[27]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28]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29]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白水县史官乡西章村东周墓地，按照器物看，年代上限或可早至春秋中期。按《秦本纪》等文献记载，春秋早期武公元年“武公元年，伐彭戏氏”，张守节《正义》认为其地即彭衙，地在今白水县洛河北侧，彭衙是秦北通白狄、东连晋的要道，此后一直处于秦、晋拉锯的前沿。秦桓公时公子针（字伯车，景公同母弟）封于此，西章墓地或与之有关。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肖健一先生相邀观摩相关文物，谨此致谢。
[30]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赵化成、宋涛执笔）：《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梁云、侯红伟执笔）：《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又一突破：2014年甘肃毛家坪遗址发掘丰富了周代秦文化内涵》，《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14日第1版。
[31]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王刚、杨哲峰、方志军、刘小红、游富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王刚、方志军、韦正、王辉执笔）：《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3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33]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初仕宾执笔）：《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3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3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36]平凉博物馆展品。
[37]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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