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下珠江

公元前221年，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对我国历史发展和疆域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有“千古一帝”之称的秦始皇并不满足于已得的天下，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庞大帝国。这时仍处在部落联盟阶段、力量单薄、互不统属，又盛产久为中原人仰慕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热带特产的岭南，便成为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征伐的对象。公元前218年，即秦统一六国后仅隔二年，秦始皇即发兵50万，分成五路，挥戈直指岭南。虽然这次战争遭到越人顽强抵抗，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甚至连秦军统帅尉屠睢也被西呕越人袭杀，战争相持了三年，但秦毕竟是个军事、经济强国，在付出沉重代价以后，终于在公元前214年赢得这场战争，统一了岭南。当年即在今两广地区设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辖番禺、龙川、博罗、揭阳（一说建于汉）、四会、布山、象林、临尘8县。在云贵高原地区，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郡守期间，即开始在今川滇交界的宜宾地区修筑通往滇东北的所谓“五尺道”。因道路宽仅五尺，故名。统一六国后，五尺道续修到今云南曲靖地区，即珠江源头。秦政治势力随而进入云贵高原，时称“西南夷”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诸此国颇置吏焉”，即秦始皇向这些地方派遣了官吏。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政区的建制名称没有保留下来。但可相信，秦代云贵高原基本上已被纳入秦国的政治版图。这样，整个珠江流域在历史上便第一次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越人也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珠江流域历史上一个空前的进步。

秦政治残暴，又滥征民力，不得人心，统一岭南后不满七年，就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武装所推翻。秦灭亡后，南海郡尉赵佗乘机崛起，割据岭南，建立起半独立状态的南越国，凡五帝九十三年。赵佗推行民族和睦的文化政策，积极发展经济，使岭南免于秦末汉初的社会动荡，是开拓岭南的第一位功臣。赵佗还积极开拓疆土，除继承秦三郡辖境以外，还以“兵威”和“役属”，即通过财物贿赂的办法，使南越国西部疆界稳定地确定在以夜郎国为首的西南夷东部，包括与夜郎、母敛、句町等国交界。这些君长国的地望在南、北盘江之间，即红水河上段。南越国与西汉这些附属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和密切，对西江上游地区的开发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越国长期割据，对汉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稳定总是一种隐患和威胁。汉高祖刘邦容忍这种局面，是迫于政权建立之初力量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到汉武帝时，汉朝国力已相当强盛，汉武帝乃决定对南越国用兵，实现统一大业。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受汉武帝诏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领10万大军，分兵五路进击南越。这场汉越之战打得非常激烈，持续了一年多。汉军终于攻克南越国国都番禺（即广州），南越国宣告灭亡，岭南重归汉王朝版图。汉武帝将其地分置南海、合浦、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以及海南岛上儋耳、珠崖等九郡。郡县制稳定保持下来，中央政令可以直接贯彻到岭南地区。而秦灭亡后，西南夷诸国处于保境划疆的自理状态。南越国平定后，汉武帝旋即乘势收复西南夷，于其地建立犍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其中南、北盘江流域属益州郡和牂牁郡辖地。至此，整个珠江流域都统一到汉帝国疆域内，实现了从秦以后进一步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伟大转变，也是珠江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自此，珠江文化进入了汉越文化全面融合时期，并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体系中。

秦汉进军岭南和收复西南夷，主要以珠江各河道为行军作战路线。沿河关隘、要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军事行动过后，在沿河地区设置郡县，修筑城堡，派兵驻守，安顿移民，使这些地区成为岭南开发最早、最先接受汉文化的地区。据诸史记载，秦汉主要沿以下几条水陆交通线进军岭南。

一是横浦道。横浦即今大庾岭，后称梅岭，上有横浦关，后称梅关、台关等，接江西赣江。秦汉一支劲旅逾岭，循浈水下北江南下，直指番禺。此路进军比较顺利，主帅为后来南越王赵佗，越人没有多少反抗。但也有人认为，赵佗所部可能有一支队伍从江西突入龙江，即东江上游，顺江而下，直至龙川老隆建立军事营寨，在今之龙川佗城设龙川县治所。龙川县第一任县令即为赵佗，龙川也成为赵佗兴龙之地。此后，横浦道成为五岭南北交通孔道。历代文人学士、贬官罪臣逾岭入粤，至此每为南北风物之异、家园情怀、个人际遇，发乎情而成佳作甚多。孙吴将军陆凯远征珠崖（海南岛）经此，感慨而作《赠范晔》（范晔为《后汉书》作者）：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此为吟咏大庾岭的最早一首诗，已成为千古绝唱。

二是骑田岭道，即桂阳岭道。由湘江支流春陵水或耒水南下，陆行至骑田岭后兵分两路：一路取道武水，入北江，但沿途有六泷之险，军旅多走避；另一路入连江（又名湟水、洭水），经阳山，至英德入北江，上游形势险要，河流在山峡中穿流，下游江面展阔，利于舟楫往来，为汉越人在粤西北的唯一通航水道。秦汉在这里设洭浦关、阳山关、湟溪关，作为军事战略据点。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即循此道从长沙国前沿阵地连州（时属长沙国）顺流而下北江，攻破广州外围石门防线，缴获越人大批粮食。

三是九嶷山道，即贺江道。九嶷山在湖南宁远县境，相传舜南巡死后葬于此。其南有萌渚岭。沿湘江别源潇水（深水、沱江）谷地越萌渚岭即可入西江水系贺江，抵广东封开东下番禺。秦帅尉屠睢所率西线大军曾驻守九嶷山，与西呕人发生过血战，“三年不解甲弛弩”，尉屠睢后在西线被西呕人袭杀。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所标“封中”地名即指贺江流域；汉使陆贾衔命出使南越，亦买舟贺江抵番禺见赵佗。近年，封开县学者陈乃良经实地勘察，发现在都庞岭和萌渚岭之间为一片低丘，秦始皇在潇水和富江之间修筑了一条约长170公里的“新道”，连接贺江，使之成为进军岭南最重要的水陆交通线。直到唐代开凿大庾岭道，这条交通线才渐渐衰落。

四是越城岭道，接湘桂走廊。秦始皇第一次发兵岭南，在这一带遭西呕越人反抗而受阻，即派史禄开凿兴安运河，即灵渠，转输军饷，终于将越人打败。汉武帝平定南越，委命归义侯郑严为戈船将军、田甲为下濑将军，或下贺江，或下漓江，再沿西江直逼番禺。

五是牂牁道。这是一条溯北盘江（牂牁江）通巴蜀的交通要道，后称西南丝绸之路，昔有“牂牁江上雨如丝”诗句，不知为哪位文士之作。汉初，南越国和夜郎国频繁的商业往来即依靠这条河道。鄱阳令唐蒙出使南越，见番禺人食用四川出产的枸酱即为佐证。唐蒙又了解到夜郎国“临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牂牁江广百余步，足可行船”。《史记》、《汉书》这些言之凿凿的记载，足见二千多年前珠江上通巴蜀、下接番禺乃至海外的交通已经很发达。夜郎时还拥有精兵10余万。唐蒙于是上书汉武帝，建议联络夜郎伐越。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派唐蒙结好夜郎侯。征发巴、蜀士卒，在秦“五尺道”基础上，继续“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云南曲靖），二千余里”（《水经注·江水》）。史称这条道路为“南夷道”。到汉武帝平南越，即由驰义侯何遣率领巴蜀罪人及夜郎国军队沿牂牁江顺流东下，与其他各路大军会师番禺。不过此前番禺已被攻破，南越国已成为历史烟云。

秦汉历史性大进军，是以南越国结束而载入史册的。赵佗创建南越国，对开发珠江流域功不可没。唐代诗人许浑出使南海郡，登南越王庙内尉佗楼，做诗赞美粤人古风犹存和赵佗、任嚣、陆贾扶助赵佗的贡献。诗云：刘项持兵鹿未穷，自乘黄屋岛夷中。南来作尉任嚣力，北向称臣陆贾功。箫鼓尚陈今世庙，旌旗犹镇昔时宫。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

秦汉历史性进军，大体上实现了岭南从原始或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也开启了以珠江为纽带汉越两种文化融合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早就明白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的道理，《水经注》上有“水德融和”之语。南方多水，利于舟楫。秦汉以降，汉越文化以水为媒，以水为载体，首先在珠江水系沿河两岸，相互采借、融和发展起来。这是珠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文化各个层面上留下了两种文化整合的深深的烙印。

珠江流域的土著越人原无国家，实行氏族或军事联盟管理制度。秦汉推行郡县制，主要在西江、北江和东江部分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设置郡县，使这些地区首先纳入封建政治管理范围，并凭借行政力量，使这里被开发为先进地区。例如由于实行户籍管理制度，据汉初南越国灭亡时统计，桂林郡骆越人约有40万。南越王还曾令交趾、九真两郡官员携带户口簿诣见汉军统帅路博德将军，实现两郡接管工作。这两个落后的郡尚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经济发达的桂林郡、南海郡当然更不会例外。这是中原制度文化在岭南推广的佐证。

珠江流域土著越人，无文字而有语言，使用的古越语在音、义上与古汉语差异甚大。楚国人和中原人听不懂越人唱的歌，弄不清越人使者讲话的意思，“重译乃通”。这种语言障碍，极不利于民族交往。赵佗立国后，即在境内开设学校，椎广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越人不知礼则的状况。1978年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上写有372个汉字。这些文字广泛用于书写简牍、皇帝印玺、公私图章、礼乐器件等。有赖于文字记载，许多珍贵史料得以流传后世；也借助于文字，中原先进文化被吸纳进来，这是珠江文化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史称“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俗”，岭南“华风日兴”，“学校渐弘”，蛮夷草莽之间传出琅琅书声，培养出越人第一批有识之士。西汉后期，番禺人邓宓、浈阳人何丹已经在当地举秀才，任官职。至少可以说，这些县在此之前已有培养人才的机构。这自然与赵佗时期兴教办学不无关系，也是前期教育积累、培育人才的结果。

上古连中原人也曾结绳记事，何况比他们落后千年的岭南越人。直到清末，作为骆越人后裔的海南黎族被称为“生黎”的那部分群体，仍是老少不识年岁，只知道春雷响，才是新年开始，该开耕播种。而在中原，以我国现存最早物候著作《夏小正》为起点，记载时序也比岭南要早2000年左右。从西周开始，又有干支纪年，公元前841年，称共和元年，即庚申年；从汉武帝在位年代开始，又有帝号纪年，如他第一个帝号纪年叫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但古越人对这些纪年全无所知，赵佗立国后，即仿汉制纪年。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套鑃句，上刻“文帝九年乐府工造”，文帝九年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据此可以相信，汉纪年已在岭南民间流行，为越人接受和使用。

即使到唐代，岭南仍盛行以物易物交易习俗，毋论先秦越人有什么度量衡制度了。然而秦汉时，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已在珠江流域得到推广使用，这已为丰富的考古资料所证实。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即出土有计量长度的行尺、木尺，表示容量单位的铜鼎，标明重量的铜鼓、铜桶，度量衡制度可谓一应俱全。经后人研究，南越国的1尺约今23厘米，1斤约今262克，1升约今0.2升。这对珠江地区与中原的经济贸易非常有利，也是中原商业制度文化传入岭南的反映。

古越人流行多种葬式。含火葬、土葬、悬棺葬、水葬等。1982年在广东惠来县饭钵山发现了春秋时盛有人体骨灰的陶瓮，这是广东目前已知最早的火葬实例之一广东曲江石峡和佛山河宕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显示：古越人祖先实行土葬。西江中上游地区的悬崖峭壁上，至今仍保存着不少当地先人的悬棺，它们是如何被搬运到险峻山巅水涯的，这至今仍是个谜。在珠江三角洲滨海地区（如东莞），新中国成立前还有在滩涂上架木结墩，上放棺木的葬式，称为水面葬。这些葬式或其遗存，显示古越人对人死后灵魂的归宿有多种看法，无统一定制。自秦汉中原礼仪传入，古越人丧葬制度渐渐汉化。据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墓葬形制与岭北各地相同，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从器志》木牍与江苏连云港、湖北江陵凤凰山、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牍毫无二致。而最有说服力的是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完全仿汉代帝王葬制布局。墓主人为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昧，身穿金镂玉衣，与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样，都希望尸身不腐。墓室存放的编钟、编磬等乐器，与汉宫廷礼乐器具一样。墓主人生前丝竹之声不绝于耳，极尽声色犬马之乐，死后也把这些乐器搬到阴间，继续享用。广州南越王墓今已辟为博物馆，驻足参观墓室的游人甚多，人们无不为两千多年前广州地下有如此巨大的墓穴而惊奇，而墓主人也始料不及自己精心策划、营造的墓室形制会成为汉丧葬文化传入岭南的历史见证。

古越人桀骜不驯，好互相攻击，有些部族甚至有猎头、吃人之风，他们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会转移到吃人者身上。诗人屈原在《楚辞》中曾为那些被吃的人招魂，告诫人们不要到楚国之南那些吃人的地方。甚至到了唐宋时期，岭南有些少数民族仍保留着吃人的遗风，显示出他们的文化道德和风俗与中原人不同的特点。中原人据此指责他们为蛮夷异类，一点也不奇怪。而自秦汉封建伦理观念传入，或多或少使古越人受到感召和教化，改变一些陋习，互相攻击事件减少。赵佗主粤时，即将中原尊老政策推行于境内。他按照汉朝法令，赐赠老人以鸠杖，以示尊重。1982年在广州市郊瑶台发掘的汉墓中，清理出一支造型别致、身绘彩点、长达1.28米的鸠杖，这是南越国推行尊老政策最有说服力的物证。

文化交流应是双向的。不只是古越人接受中原文化，中原人也入乡随俗，尊重古越人风俗习惯。赵佗在位期间，俨然以真正的蛮夷大长自居，放弃中原“冠带之制”，遵从越人“魋结箕倨”习俗，即把头发盘成髻，横插一支髻簪，两脚交股，席地而坐。在赵佗的带领下，汉族官员纷纷效法，一时成为朝廷服饰风气。这在中原简直不可思议，但在越文化强大的岭南，连皇帝臣僚都不得不如此。

自古以来，不同民族通婚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汉初昭君远嫁匈奴、唐文成公主入藏成为千古佳话。秦平岭南，秦始皇批准赵佗请求，让1.5万名未婚女子随军南下。秦军除与她们组成家庭以外，当与更多的越女通婚。南越国时，赵佗还鼓励汉人娶越女。他所封的苍梧秦王赵光就与南越国相吕嘉集团联姻。按吕嘉为越人，居现顺德大良附近石涌，官至相位，权倾朝野，后策动叛乱，汉武帝平南越时为汉军擒获。据考证，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昧的第一夫人赵蓝就是越女，第三代君主婴齐也娶越女为妻，生子赵建德，即南越国最后一位君主。王室如此，普通官员和一般汉人与越人结为百年之好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这不但在血统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加强了民族交流与融合，为珠江文化的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热带、亚热带气候笼罩下，珠江水系流量异常丰盈，河谷不断受到冲刷、堆积，历经千年万劫，在河流两岸、湖滨、三角洲和出海口生成大片沃壤滩涂，供人类垦辟耕耘，种植五谷，创造了珠江流域最早的农业文明。进入人类历史时期，这种以种植水稻为主要标志的农业文明，在摆脱原始的刀耕火种以后，步入火耕水耨阶段，成为农业土地利用的主要形式。它在珠江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至今仍有其遗风，所以历来备受关注，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先秦越人祖先虽已开始栽培水稻，但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亦称砍倒烧光。原始人使用石器砍伐森林，焚烧后播种，作物成熟时使用石镰、蚌刀收割。广西桂林甑皮岩和广东曲江马坝、阳春独石仔等文化遗址的发掘显示了这种原始农业的存在和发展。它是人类向大自然索取最起码食物、摆脱蒙昧和野蛮状态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曾在世界各地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过。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其危害性认识的加深，这种原始的土地开发方式自秦汉以后已在许多地方被废弃，代之以火耕水耨，或者两者并用。珠江流域与江淮地区一样，都属火耕水耨分布区域，是靠水吃水的典型地区。

历史上关于火耕水耨的解释很多，至今也仍有分歧。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适用于江河湖海地区的土地开发方式，首先放火烧草，不用牛耕和插秧，直接播种，谓之“火耕”；迨水稻长到一定程度，再放水淹田，将杂草浸死，达到中耕目的，谓之“水耨”。它是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水资源丰富地区一种很流行的耕作方式。因为采用地区近水，故可兼收鱼虾之利，珠江流域多数地区对此再好不过。《史记》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汉书》、《盐铁论》等都泛说它流行于江南。按当时地理观念，江南与九嶷直到海南岛风俗相同，故江南也包括了岭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温水》说汉代九真（郡）太守任延，教导当地百姓使用犁耕，提高了交州地区耕作技术。此事至北魏已有400多年，当地仍然袭用，其“水耨耕艺，法与华同”。南朝广州刺史欧阳頠，以亲民德政著称，为时人树碑纪念。碑文说广州地区“火耕水耨，弥亘原野”。唐代《禁岭南货卖男女敕》仍指出，“岭外诸州，居人与蛮僚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明清时，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区农民放火燎荒以草木灰肥田，禾苗生长甚为旺盛，收获倍增。时至今日，我国一些地区仍有夏收后焚烧稻秆、就地肥田的习惯，实是火耕水耨遗风。这种景观，沿铁路、公路旅行至为触目，仿如一堆堆篝火，使人想起祖先这个发明的功德。从文化也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来说，火耕水耨适应南方网河地区而产生，是一种协调人地关系的土地开发利用方式，所以能作为一种农业文化形态和历史遗产传承至今，在珠江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古代珠江大地森林蔽野，火耕首先要砍伐森林，开垦耕地。这就离不开铁器工具。恩格斯就此说过：“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成为可能。”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铁器，而岭南在秦汉前后进入铁器时代，但初期几乎依靠岭北地区输入，后来才会冶铁和制造铁器工具。据考古发掘统计，仅南越国时期，境内出土的以农具为主的铁器就达700多件，包括铁斧、弯刀、劈刀等，这是砍伐丛林、开荒、割草所必需的。但珠江各地历史进程不一样，铁器传入时间和路线也有差异。据《续汉书》记载，西汉云南“博南”、“不韦”、“滇池”出铁，其中滇池邻近南盘江。贵州夜郎国有牂牁江即北盘江之便，又接近战国时冶铁业就很发达的四川，铁器传入比岭南要早。秦汉时开始传入岭南的铁器，主要来源于中原和楚地。西汉时，吕后曾禁止向南越国输入金田铁器和母马等生产资料，引起赵佗强烈不满，继而与长沙国发生战争。秦汉进军岭南和商贸往来主要依靠珠江水道，故出土铁器基本沿交通线分布，在广西包括漓江（桂江）、贺江、郁江沿线各地，以全州、兴安、荔浦、平乐、钟山、贵县等为多。例如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东阳田器志》上开列的从境外引进的陪葬农具最多的种类数以百计，少的也有10多件。在广东包括北江、连江、西江各地，以始兴、曲江、英德、清远、连县、封开、高要、肇庆、顺德、广州等地较多。这些地区在河流中下游，洪水经常泛滥，一片黄汤。因当时没有堤围，洪水自由漫流，水退后留下很厚的肥沃淤积层。在岭南湿热气候条件下，植物萌生很快，这些新生土地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灌丛、野草，甚至高大水生乔木占领，成为植物的王国。有了铁制农具和火，就可以很容易地砍伐和清理草丛，开垦出片片农田，此即为火耕水耨自然和文化的基础。

火耕水耨的土地可以不用牛耕，但并不排斥牛耕。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汉代时珠江有些地区不但采用牛耕，农具也很齐全，而且有了最初的水利事业，农艺日渐完善，这就促成了火耕水耨农业向精耕细作农业的转变。最初这可能是一道曙光，但很快即红霞满天，照遍初醒不久的珠江大地。广西梧州、合浦、广州、佛山等地汉墓出土了陶牛，广西平乐银山岭汉墓出土铁口铧，以上有些地区，甚至北盘江贵州兴义地区也出土了汉代陶制水田模型。两者结合可以判断，汉代这些地区已使用牛耕，耕牛成为农家一宝。如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一块东汉水田模型，上有V型犁头，另有陶俑一手扶犁，一手赶牛耕作，与后世所见无异。明人黄佐《广州人物传》追记了番禺一个叫罗威的人，邻家的牛屡次贪食其地禾稼，他于是割了些嫩草暗放牛的主人的门前，牛的主人深感其德，自此把牛管好，再也没有发生犯稼之事。这个故事也可作为汉代广州地区使用牛耕的佐证。牛耕与其他农具的良好组合，更使土地开发利用建立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岭南多处汉墓出土的铁制农具计有锄、锸、铲、镰、镬等，都是非常实用有效的农具。例如锄，可用于松土、除草、中耕、培土、间苗等作业，在南方被誉为“万能工具”，沿用至今；锸可用于翻土、修埂、开沟、挖掘等，用途非常广泛且方便。时至今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滩涂地区仍使用这种农具，俗名“钊”。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中可看到它的汉代原型，与今天形制没有多少区别。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西汉末，西江上游已有兴办水利之举。王莽时益州郡太守文齐，在今云南澄江即南盘江流域建水坝，修水池，开水渠，垦田2000余顷，皆获得灌溉，成为珠江流域最早的农业水利工程之一。1975年在南盘江下游兴义县出土的东汉墓一件水田陶盆模型，半为水田，半为水塘，中有通水涵洞相通；水田分作四块，灌渠纵横其间，还有控制流量闸门；闸门上水鸟昂立，水塘中荷花怒放，游鱼嬉戏，一派田园风光。这个模型表明西江上游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事业就已达相当先进的水平。广西岩溶地区，地下伏流纵横，泉眼甚多，且与河流相通，当地人普遍凿井灌田。在发掘的广西汉墓中即有不少陶井模型。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取道湘桂走廊南征交趾，史称他沿途“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深为百姓称颂。东汉末，广东桂阳县（今连县）袁氏三兄弟开凿“龙腹陂”，灌田300余公顷，算是广东农田水利事业的嚆矢。两广汉墓还出土了陶屋、仓囷等模型，其中有猪、牛、羊、鸡、鸭陶俑以及厕所等，反映农业与畜牧业、家庭副业已有机地结合，封建自然经济由于农业发展而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汗水，换来了历史性的收成。每当收获季节，沿河两岸的平原、小流域盆地和三角洲，稻谷飘香，鸡鸭成群，猪羊满栏。汉武帝平南越国时，楼船将军杨仆突破广州石门防线，缴获大批南越运粮船只，补充了汉军给养。按千里不运粮惯例，这些粮食应产于珠江三角洲。而据东汉番禺人杨孚《异物志》记载，岭南已有一年两熟之稻。水稻是一种耗工多、季节性很强的作物。双季稻的出现意味着水稻栽培已摆脱粗放的火耕水耨方式，向精耕细作农业转化。据道光《广东通志》卷23载，东汉和帝时，苍梧郡饥荒，灾民骚动，为官府捕获。交趾部刺史杨扶斥责这些灾民，要他们到南海郡就食。这一事件表明南海郡即今广东大部分地区水稻丰产，粮食充裕，因而成为安置广西灾民之地。

荔枝是热带水果，分布在北回归线以南。荔枝树干高大、挺直、木质坚韧，是上等良材。果色鲜红，肉质如凝脂，果汁鲜美，营养丰富，可滋阴治病，且具艺术特色，被誉为“红颗珍珠”、“百果之王”。珠江流域是荔枝原产地，也是由野生种驯化为栽培种的最早地区。荔枝既可生长于低山丘陵的坡地，也可种植于河谷平原、三角洲低地以及村前屋后，是岭南最常见的人文景观。由于荔枝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魅力无穷，锐不可当，故古代岭南虽被北人视为蛮夷之地、化外之区，但他们很多人一到岭南，还是流连忘返。唐代诗人郑谷道出心里话：“南荒何所恋，为尔即忘归。”视荔枝为他的唯一寄托。宋代苏东坡坐贬东江惠州，除了眷恋侍妾王朝云，则是荔枝子。他所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已成为千古绝唱。

据有关考证，岭南荔枝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广州、梧州、贵县、合浦等地汉墓多有栽培荔枝出土。合浦堂排2号汉墓出土的荔枝与稻谷同放在一个铜锅中，果皮、果核保存完整，为至今在岭南发现最早的荔枝标本。而关于荔枝的最早文字记载，则见于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那篇脍炙人口的《上林赋》，称荔枝为“离支”。比他稍后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番禺（今广州）为“果布之凑”的经济都会，其中“果”的解释，一说为荔枝。东汉元初年间，王逸作《荔枝赋》，成为我国最早的荔枝专著。书中形容荔枝成熟时，林子“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如繁星之着天”，赞其果“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尊”，倾注了作者全部感情。

因为岭南荔枝身价百倍，故历为地方贡品，或为朝廷所征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输出，反映岭南人善于利用地利，开发资源，创造文明的成果。秦始皇灭六国后，旋即经略岭南，其动机之一就是夺取这里的珍奇宝货，其中当包括荔枝。汉初赵佗立南越国伊始，即以荔枝和鲛鱼进献给汉高祖刘邦，以取得中央王朝对他这个地方割据政权的认可。刘邦也投桃报李，回赐赵佗蒲桃锦四匹。此后南越国献荔枝上长安，几成定制。直到刘邦死后，吕后专权，汉越关系恶化，这种贡献才告中止。但南越国持续近百年贡献荔枝的历史，已使这“百果之王”饮誉长安，后被文学家、史学家收入他们的作品中。汉武帝平南越国当年（公元前111年），即从岭南引种奇花异果至长安，包括龙眼、荔枝、槟榔、千岁子、柑、橘等百余种，大概是作为宫廷里的观赏植物。他还在长安兴建了以荔枝命名的“扶荔宫”。但长安与岭南相距数千里，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生态环境差异很大，荔枝自然难以越冬成活，无一株移植成功。汉武帝不但不自省，反而怪罪下吏，诛杀数十人，并下诏连年移植不息，结果也无成效。几年以后，仅有一株荔枝树长势稍好，但并不开花结果。即使如此，汉武帝也非常珍惜，不时了解它的生长状况。小小荔枝，竟在这位雄才大略、至高无上的帝王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岭南荔枝连根带土移植到长安而不枯，反映当时岭南荔枝栽培和保育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东汉时，岭南荔枝种植已很普遍，产量也很大，南海、苍梧等郡为主要产区。时人杨孚在《异物志》中写道：“荔枝为果多汁，味甘绝口，少酸，所以成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这种口福当然不容当地人独享，而以封建帝王为先。于是，岭南统治者开始大规模向中央贡献荔枝。范晔的《后汉书》说，南海郡贡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驿站）、五里一堠（亭），驿马奔驰，日夜不停，因道路险阻和虎豹豺狼为害，传递者劳累过度，“顿仆死亡不绝”。贡道所经的湖南临武县官唐羌目睹此惨状，深为震惊，乃上书汉和帝，陈说贡献厉害，请求罢免进贡。唐羌上书谏道：“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汉和帝也许动了恻隐之心，允准唐羌请求，下诏说：“远国珍馐，本以荐宗庙，苟有伤害，岂忧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岭南贡献荔枝自此中止。荔枝不易保鲜，三五日即变质，故有学者认为所献荔枝不是鲜荔，而是干品。但倘为后者，何须驿马日夜飞驰，颇令人费解，此事至今仍是悬案。不过到晋代，广州已生产“荔枝煎”，即荔枝蜜饯。由此推想，两汉岭南所献，当为干荔枝。此外，岭南荔枝不仅北上长安，还是朝廷对外交往的礼物。《东观汉记》说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有南匈奴单于遣使来朝，献骆驼二头，文马二匹，光武帝赐御食并回赠橙、橘、龙眼、荔枝等。这样，岭南荔枝又随外国使节传到大漠南北。

东汉为贡荔枝，专门开辟了“西京驿道”。其时各地荔枝运至广州后，溯北江抵英德，其间在北江岩壁凿开栈道五百余里，不发民舟，陆运至乳源，迳上瑶山，北至乐昌坪石，沿武水经武阳司，入牛头粪，到湖南临武，出湘江再北上。路旁汉时所修亭、驿仍在一些地段保存下来。据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曾昭璇教授抗战时在这一带考察，英德至乳源段，乳源县城西大桥至武阳司段，均用大石块砌筑，打成长条石版平行铺成。有些石板因久行磨损，表面已成凹入形状，马蹄痕迹犹存。亭、铺亦残破不堪，淹没在历史荒烟蔓草之中，默默地向后人展示当年封建统治者的贪欲和苛暴。

六朝时期，岭南相对安定，荔枝栽培进一步扩大。据晋嵇含所撰我国最早的一部植物学专著《南方草木状》记载，南方名果有17种，其中包括荔枝，并说它“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蛋），甘而多汁，一树产百斛”。荔枝也在河涌地带发展起来。刘宋沈怀远《南越志》说广州有“江南洲，周回九十里，中有荔枝洲，上有荔枝，冬夏不凋”。此荔枝洲即今广州著名风景名胜区荔枝湾，属珠江泛滥平原，以盛产荔枝，故名。南汉大宝二年（959年），南汉主刘鋹在蝉鸣荔熟时设宴于此，名“红云宴”。后来荔枝湾以“十里红云，八桥画舫”名闻遐迩。六朝时割据岭南的地方势力，也很重视修好与北方统治者的关系，故仍有荔枝上贡的记录。

唐帝国空前鼎盛，岭南荔枝再度贡献京师。除了荔枝例属土贡以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新唐书》记述杨贵妃时云：“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宣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这位奉诏上贡的是岭南节度使。他供职岭南并无显要政绩，但上贡荔枝却是卖力的。另《新唐书·礼乐志》也言之凿凿：“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荔枝香》。”荔枝因得宠而成为曲调名。宋朝乐史写《杨太真外传》补充这段史实时，说“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震山谷”。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写得更具体：“玄宗天宝五年（746年），妃（指杨贵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这都指实贵妃娘娘所食荔枝来自岭南。但自宋代以来，也有人认为这些荔枝来自四川。这不无道理，因四川为盆地，气候温暖，川南属“焚风”地带，冬无霜雪，所产荔枝品种多、品质也美；另说杨贵妃生于四川（一说为山西永济人），位高不忘桑梓；还有人说自晋代诗人左思《三都赋·蜀都赋》对巴蜀荔枝作了淋漓尽致赞颂，一时洛阳纸贵以来，荔枝声名远播，杨贵妃受其感召而爱上四川荔枝。但这些说法都不及来自岭南确凿可信，故自唐代起，不断有学者、诗人为此正名。唐李肇《国史补》云：“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而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荔枝毕竟是北方稀罕之物，普通百姓是无缘享用和知晓的。唐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披露其中秘密。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天宝末年进士鲍防的《杂感》诗更为长安荔枝来自岭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诗云：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皆从林邑山。安史之乱，杨贵妃赐死马嵬坡，不久风流天子李隆基也去世，但入贡荔枝并未停止。大诗人杜甫时在四川夔州，作了几首咏荔枝诗，其中《解闷》诗云：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炎方即岭南，以杜诗所见，杨贵妃所食荔枝无疑来自岭南。至于入贡京师路线，自隋修大运河，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山道以后，岭南交通重心已经东移，西江水道不及北江水道重要，故唐代荔枝入京走浈水，过大庾岭，下赣江入大运河，辗转至长安，且是整棵树运走，中途荔枝成熟，再摘取用快马送入长安的。直到清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之子阮福为《岭南荔枝词》作注，才对此作出合理解释：“考唐时转运，由扬州入斗门，渡淮入汴（今已湮），由汴入洛，适人太仓。岭南贡荔，当亦如转漕之制，连株成实，轻舟快楫，抵渭南后，摘实飞骑，一昼夜可至长安矣。”安史之乱以后，长安作为帝都日益衰落，宋代时，我国经济重心已移至东部和南部，宋定都开封，后又南迁杭州，长安沦落为普通城市，岭南荔枝上长安也画上一个历史的句号。

秦祚短浅，但多创举，泽及后人。关中郑国渠、蜀中都江堰、广西兴安灵渠，同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它们所代表的黄河、长江和珠江水利文化，彪炳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册。

五岭逶迤，林莽苍茫，自古就成为岭南与中原交往的屏障。所以岭南在列国纷争的时代，能避开战火，僻居一隅，保持荒古状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旋即挥戈南下，其中取道湘桂走廊的西路大军，遭到土著越人顽强抵抗，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另外，由于秦军劳师远征，运输路线过长，补给困难，于军事不利。秦始皇于是改变策略，首先解决军队给养问题，乃派遣监御史史禄开凿运河，打通湘漓二水交通，转输军粮辎重，运河很快凿成。秦军得舟楫之利，赢得这场战争，不但岭南平定，自此归入中国版图，而且运河也在珠江历史上留下最灿烂的一笔，至今仍为岭南人引以自豪和骄傲。这条运河以工程灵巧著称，故名灵渠，唐代以前又称零渠或渠；因修筑于广西兴安县境内，所以也称兴安运河；以修筑于秦代，故后世又名秦凿渠。

在五岭最西部的都庞岭和越城岭之间，有一条地势平缓、沟通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孔道，即湘桂走廊。在这里，湘江北去，漓水南流。湘江支流海洋河在兴安县城附近汇入湘江；而发源于猫儿山的六洞河及其支流黄柏江、川江，汇流后称大溶江，再纳入灵河，称漓江，南流入西江。湘江、漓江两个水系都同时通过湘桂走廊。走廊间散布着一系列小土岭，如太史庙山、始安岭、排楼岭等，统称越城岭，宽约300米，高仅20多米。时人选择在湘江上游河谷开阔的地段海洋河上筑坝、开渠，即为沟通湘漓二水的灵渠。

灵渠运河工程由渠首、北渠和南渠组成。渠首的主体是一座人字形拦河砌石坝，斜向南渠一侧的那一小段长120米，称小天平，斜向北渠一侧的那一大段，长344米，称大天平。大、小天平呈“V”字形突出，外形像犁铧，古代称铧堤，顶端称铧嘴。天平即滚水坝的作用是拦截湘江水流，提高水位约4米，使之注入漓水；另可调节流量，当水流超过南、北渠允许流量时，可使水漫坝溢流到湘江故道，在一般情况下大致为三七分水，即自古所谓“三分入漓七分入湘”之说。至于铧嘴，实为劈分湘江的一堵导水墙，起减缓上游来水冲刷的作用。李冰父子在灵渠以前30年修都江堰时，也曾在岷江中堆石如鱼嘴状，劈分江水，称“分水鱼嘴”，这在当时是一项先进水利技术。灵渠的铧嘴与都江堰“分水鱼嘴”的水力学原理是一样的，且皆出现于秦代，应是中原文化传入岭南的佐证。兴安旧有著名的八景之一“铧嘴观澜”。每当山洪暴发，湘江怒涛翻滚，顺天平而下，声若巨雷，直击铧嘴，蔚为壮观。但经铧嘴排流后，水势缓减，平复如故，这种变化，使游人抑止。恰如清人彭榕有诗云：澎湃汹汹激上矾，横流倒泄震声威。惊疑蛰起龙分水，舞爪掀鳞势欲飞。

南渠位于湘江南岸，全长约34公里，是灵渠的主渠，由人工运河段、半人工运河段和天然运河段三部分构成。以称为秦堤的人工运河段至为险要，全为劈山而成。其中飞来石一段堤防传说多次被洪水冲垮，始皇闻之大怒，将张、刘二位工匠诛杀，后来传李工匠得天神帮助，终于把渠修成。今堤上突兀挺拔的飞来石，即传为天上所降，已成为游人驻足、诗人墨客咏叹之地。有位叫龙炳焕的诗人云：闲游散步过江东，漓水湘源两派通。奇石飞来成砥柱，灵渠巧凿夺天工。堤边柳绿含烟绿，亭畔花红映自红。史禄伏波留胜迹，至今名士慕东风。

北渠位于湘江北岸，全长只有3.25公里，是灵渠的配套工程。因为开凿南渠，只解决了引湘入漓问题。但湘江中筑起拦江坝后，湘江船只被阻，无法上溯坝顶进入漓江；漓江的船只溯南渠抵达分水塘以后，也不能跨坝下湘江。而开凿北渠，便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漓江的船只溯南渠，通过分水塘北渠而下湘江；湘江的船只也可溯北渠进入分水塘转南渠而下漓江。为了利于船只行驶，延缓坡降，北渠不是直线而是修成“S”形，这样还可减少水流溯源侵蚀作用，保持分水塘稳定。北渠设计符合现代河流水力学原理，反映灵渠所建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灵渠中还设陡门（斗门），即类似今日船闸作用的建筑物，有多种形状，主要为半圆形的两个墩台，建于渠道浅狭、水流湍急之处，通过塞陡和开陡，可抬高水位，以便舟楫通航。据悉历史上陡门，南渠有30座，北渠有4座。现两渠仍保留有14座，已成为研究古代水运工程的珍贵实物。

灵渠流量丰盈，除了航运，还有灌溉之利。古人在堤防内设置了许多涵闸，即渠眼，平时可放水灌田，汛期泄水排洪保护渠堤。灵渠两侧沉睡了千万年的土地得以开发为新的粮仓。据查仅秦堤防内旧有涵闸24个，现在已存不多。

灵渠流经兴安县城，是当地用水之源，也是一道绚丽的风景线。为方便灵渠两岸行人来往，从唐代起就在渠上造桥，至清代共建形式不同、风格迥异的石拱桥11座。渠两旁广植梅、杨等花草树木，一派小桥流水风光。泛舟灵渠之中，使人感到灵气满身，不禁想起前人吟咏之作。如清人苏宋经云：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经绿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易，篷窗买酒便。水程今转顺，翘首望前川。这般诗情画意，是够人陶醉的。

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进而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结起来，同时与淮河、黄河、海水等水系构成一个统一的运输网络，使岭南与中原往来更加方便有效。自秦汉以后，灵渠一直在发挥它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通道作用，悠悠2000多年而不衰，对岭南开发的历史功绩，永远不会磨灭。故历代对灵渠整修改建达20多次，记载、吟咏、研究灵渠的历史文献、诗词、论著等不计其数，无论从历史、水利、建筑、园林、艺术哪个角度，灵渠都有无穷无尽的研究价值。就水利一项，正如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治水巧妙，莫如灵渠者”，这可代表对灵渠的评价。直至1937年湘桂铁路通车，灵渠的水运遂停，但仍有灌溉、生活和工业用水之利。特别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具有重大旅游价值，1963年已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名胜古迹和游览胜地。同时，灵渠的开通，还带动了桂林、阳朔等漓江沿线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使漓江形成为一条著名的风景走廊，甲于珠江流域其他河流。

千古灵渠，历久弥香。10多年前电视片《千古灵渠》风靡一时，其中插曲更陶醉游人。词云：“灵渠水吔，水悠悠，长河任你逍遥游哎。飘然北上哎到长安，欣然南下到广州。万里江山万里云，千古风云水上流，哎！涛声细说沧桑事，渠水有情情悠悠，歌悠悠咧！”古灵渠这部科学杰作和最美的画、最动听的歌、最有魅力的历史教科书，以郭沫若的记游诗为代表和总结：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铧嘴劈湘分半壁，灵渠通粤上三台。江山一统泯畛域，工匠联翩做主裁。传说猪龙深作孽，英雄伟绩费疑猜。

岭南山川钟灵毓秀，先贤圣哲，代有其人。只是岭南开发较晚，历史名人诞生比中原要迟。秦汉岭南已归入中央王朝版图，中原文化随之骎骎南下，逐渐改变了岭南文化荒凉的状态。灵渠开通，使漓江、贺江、西江成为南北和东西往来重要交通线，三江交汇的水运中心枢纽广信，首先成为岭南最早的学术文化中心，领风骚直到唐初近千年之久。广信即今广东封开，汉代置县，治今封开县城江口镇，且长期为交趾部、交州和苍梧郡治所，是岭南早期政治中心。由广信溯江西行，可沿左江抵汉交趾的雍鸡，即今中越边境的龙州，进入今越南；西行不远，从今广西藤县溯北流江，经过桂门关（旧称鬼门关）顺南流江至合浦，出北部湾可至海南岛和中南半岛，陆路东南行可至雷州半岛；从广信东南行，在今南江口溯罗定江，再陆行可抵鉴江源头，顺江而下抵吴川、湛江出海下海南岛；自广信顺西江东下可直抵番禺。广信三江交汇、四方辐辏的地理区位和便捷的交通优势，使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在此交流、融合。当然南越文化和海外文化也经广信向北、向东、向西扩散。南下中原士人在此兴教办学，造就人才，宣扬儒家经典，广信遂成为名重一时的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故过去有“史在苍梧”之说。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广信诞生了一批颇负盛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罗香林教授1947年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论文中曾指出：“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聚集的区域。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江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的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可是罗氏这一精到见解被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才受到重视。罗氏在另一篇《中国学术史上广东的位置》更具体指出：“当时（指两汉到三国）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表现，但可以代表广东的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游的几个学者。……这是广东学风的重要先河，有相当的引导作用。”他们就是汉代陈钦、陈元父子及牟子、士燮、虞翻等一代经学、佛学大师。

陈钦，字子佚，苍梧广信人，汉代杰出经学家，也是岭南最早研习经学的学者。他学有渊源，自幼习《左氏春秋》，汉成帝（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29年）举茂（秀）才，后师从与刘歆齐名的经学大家黎阳（今河南浚县）贾护，学业大进，卓然成家。后至京师，为王莽讲授《左氏春秋》。他的解说与前人有很大不同，别具一格，且有很多创新见解，他针对自董仲舒创立阴阳五行式的《公羊》学后出现对经学烦琐、繁难、破碎而又充满妖妄（迷信）的解释现象，建议删繁就简。在当时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激烈的论战中力争前者的地位，是古文经学的学术带头人。王莽称帝后，陈钦看不惯他的倒行逆施，不愿为其歌功颂德，结果被王莽封为厌难将军，调离京师；后又被王莽怪罪下狱，愤而自杀，死于长安。陈钦著有《陈氏春秋》，惜已佚，未能流传于世。

陈元，陈钦之子，字长孙，继承父业，青年时代在广信潜心研习《左传》，甚为投入，史称他“至不与乡里通”。后以父亲的关系，赴京师为郎。由于他对《左传》考证深入，注疏周详，见解精到，一时名噪京师。史称他“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在东汉初那场古今文经学论战中，他以大无畏精神，舌战群儒，常以掷地有声之论，屡次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深得汉光武帝器重，被诏立为《左传》博士榜首。陈元代表了对《左传》研究的最高水平。陈元还当过幕僚等职，提出过不少利国利民奏议，但多不得皇上采纳，于是告老还乡，继续研究《左传》，授徒讲学，著有《左氏异同》，惜已佚。其子陈坚卿，继承家学，对岭南学术研究建树颇多。范晔《后汉书》有《陈元传》，《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儒林传将陈钦父子列居首位，评曰：“陈元独能以经学振起一时，诚岭南之儒家也。”又曰：“汉时陈君父子，崛起苍梧，传“左氏”绝学，南方诸郡，经学之盛，未有先于粤西者”。后世两广不少书院祀奉陈氏父子，以激励后学，如梧州传经书院、桂林秀峰书院等。陈钦父子美名流传两千多年。其墓在封开县江口镇东南3公里的野矮岗（今封开县职业中学校园内），当地人称“将军博士墓”，规模宏大，墓门有华表、石人石马等雕刻。20世纪60年代，墓尚在，后失于保护，现已湮没无存，实在可惜！但他们开创的岭南经学研究的先河，恰像他们墓穴面对的西江一样长流不息，永远在滋润着岭南学人的心田。

佛教在东汉时已传入我国，分海陆两途，广信即为佛教从徐闻、合浦港传入的一个首途之区。那里汇集了一批从中原南下的佛学研究者，牟子即为其中的一个。牟子生于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幼年随父母从中原迁交州，后落籍广信定居。牟子从小研习儒家经典，博览群书，年26岁时，苍梧太守举荐他当官，称病不就。他锐志乐道，著有《理惑论》（或称《牟子理惑论》）37篇，为我国早期重要的佛教著作。牟子以宾主问答形式，阐述佛教义理，说释迦牟尼既是人又是神；佛教与儒、道精神一致；并尖锐批判神仙方士所谓成仙、长生不老之术纯属“握风而拥影”的无稽之谈。牟子对佛教的精辟见解，获得后人高度评价。比丘明在《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牟子》中称其“为我国著论弘化（佛教）之第一人”，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牟子《理惑论》“诚佛教之要籍也”。20世纪初，这部书还被译成日文和法文，流传海外。牟子无传，连名字也未能传世，但他不朽的论著，已汇入我国佛教文化典籍的长河中，万古长留。与牟子同时代的还有天竺（印度）人康僧会。据《高僧传》说，他经商交趾，后出家学佛，“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自然是一位高僧，也是我国早期阐释佛理的学者之一。据此可以说，苍梧广信也是一个佛学重镇。

继“三陈”、牟子之后，东汉士燮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经学家。士燮字威彦，祖籍山东汶阳，生于广信，早年游学京师，后任交趾太守40余年，形成地方势力。他不但政绩卓著，造福一方，而且广纳南下逃难贤士，多至数百人，经常会聚一起，研讨经学，各抒己见，盛况空前。他本人撰有《春秋经注》、《公羊传注》、《谷梁传注》等，均已散佚。士燮之弟士壹、士（黄有）、士武在经学方面也有成就，被称为“四士”。此外，北海郡（今山东昌乐）人刘熙，注《孟子》、作《释名》、注《孝经》，亦一鸿儒，也经常往来于苍梧、南海之间，教授生徒多达数百人。南海人黄豪，精通《论语》、《毛诗》，寓居广信，设帐讲经，听众也不少。浙江会稽人虞翻，博通经史，满腹经纶，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另著《易律历》、《周易注》等，还是一位“易学”大师。后获罪流放交州，在番禺、广信等地讲学十余年，70岁卒于广州。《三国志》上士燮、虞翻皆有传记。还有苍梧人顿琦、丁密、董正年，番禺人董正、罗威等皆为饱学之士，对经学在岭南的发展都有相当贡献。

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交广分治，即广州从交州分出另置，成为岭南另一政治中心。此后，广信的地位开始削弱，广州的地位则开始上升。到唐代时，广州已成为世界性大都会，而广信完全失去了政治和交通优势，沦为普通州郡治，其岭南学术中心的地位随之也转向广州。

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开始是穴居、巢居，继为室居。从流动到定居，从分散的乡村聚居到集中的城市聚居，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岁月，也是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即城市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来就被视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市民的生活”（Civitas）。城市集中了人类文明的成果，可有效地进行商业贸易，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能吸纳和保存外来文明，促进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转化。所以城市文明是珠江流域文明的代表和灯塔，照亮城市的腹地范围。

先秦时期珠江流域是否出过城市无从稽考，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也无证据显示这一地区有先秦城市的遗址遗存。春秋战国时期珠江流域虽已存在一些部落联盟式的土邦小国，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直到秦汉统一岭南，收复西南夷，设置郡县和军事据点，才在水陆交通沿线和冲要之地，建立起珠江流域最早一批城市。北江流域有桂阳（今县）、阳山、阴山（阳山县境）、曲江、含洭、浈阳（两县约今英德）、中宿（今清远）；东江流域有龙川、博罗、增城；西江流域有封阳、临贺、富川、冯乘、谢沭、猛陵、荔浦、始安、潭中、桂林、中溜、布山、阿林、增食、雍鸡、临尘、安广、广郁、广信、端溪、高要、四会；珠江三角洲主要是番禺县等。另外，在南北盘江流域有谈稿、同竝、宛温、镡封、谈指、母单县等。它们均为郡县治所，集中折射出所在流域的古代文明。

只有珠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广州，才以其优越的区位、广袤的腹地、适宜的城址、合理的布局、优美的环境、凝重的文化积淀，凌驾于其他城市之上，不但是珠江流域最大的引力和辐射中心，而且是全国唯一经久不衰的港市。

广州古称番禺，三国以后始称广州。番禺是个歧义最多的地名，有说城内有番、禺二山；有说城在番山之禺（隅）；亦有曰是蛮夷之地，类似今日岭南人称西洋人为“番鬼佬”；也有人以越人尚鬼，番禺为南海之神释之；还有学者认为番禺为古越语，“番”指村落，“禺”即咸或盐，越人谓盐曰“余”，照此说番禺即盐村或渔盐聚落、海水可浸到之地。事实也是这样，广州城在珠江三角洲北部边缘，古时三角洲是个溺谷湾，东江、西江、北江在广州附近入海，成三江交汇形势。故《汉书》称番禺“处近海”。后来沧海桑田，今西江主流已由磨刀门、北江由洪奇沥、东江经增城新塘入狮子洋，都不经广州出海了。昔日三江汇，江面宽阔，海水倒灌城下，当地人称过江曰“过海”，至今仍保持这种习惯说法。灵渠修道和假道五岭间一些山口，广州腹地不限于珠江流域，而可抵达长江、黄淮流域，这是广州作为河港的优势所在。而作为海港，通过秦汉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可到达东、西两洋，走上与世界交往的道路。古代广州城下，烟波浩渺，舟楫交击，商旅云集，蔚为大观。而番禺城址北倚白云、越秀二山，南临珠江北岸，河曲凸岸一侧，符合古代风水地理关于城市聚落“负阴抱阳”的选址原则。而按水力学原理，珠江北岸原属河流堆积岸，年长日久，露出大片陆地供城市发展。2000多年来，珠江北岸不断南移，今日繁华的北京路、文明路、一德路等皆为昔日海底。广州附近，低丘错落，镶嵌于大片泛滥平原和多级台地之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土地，适宜城郊农业、园林、宫苑等使用，地基也很牢固，利于城市扩张。故古人评价广州城“包山带海，连山隔其阴，巨海敌其阳，五岭峙其北，大海环其东，众水汇于前，群峰拥于后”，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正因为广州有如此良好的建城环境和发展余地，故城址一经选定，中心位置从未变动，直到今天仍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交界一带，这种情况在全国古城中简直是凤毛麟角。当然，这也引起迷信者的猜忌。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天语》说“城北五里马鞍岗，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占者以为天子气，始皇遣人衣绣衣，凿破是岗”，传为历史上破坏广州风水的第一个事件。

秦始皇虽然有破坏广州风水之嫌疑，但却是广州城的创建者。广州有很多带有传说、神话色彩的建城起源，如五羊城、仙城、穗城、楚亭、南武城之说等，皆不可信。确凿建城时间应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即秦统一岭南，番禺作为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那年为广州建城之始。这已得到文物考古、历史地理、古建筑等学者的一致认定。1996年为广州建城2210年，广州市举行盛大城庆活动，也是纪念秦始皇开拓岭南的历史贡献。

秦代番禺城为南海郡尉任嚣主持修筑，俗称“任嚣城”，规模很小。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称越城或赵佗城，周长5公里，是在任嚣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南越国存在五帝93年，番禺作为皇都，集中反映了南越国灿烂的城市文化。汉承秦制，赵佗也一秉秦汉城营规则，布局皇城。即依《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赵佗城背靠越秀山，城西象岗山上有朝汉台，今中山纪念堂北侧有赵佗庙；中轴线在赵佗官署（仓边街），南对番、禺二山，东西逶迤；城设东、西、南三门，不设北门；自南门直下珠江也另有南北向大道，南门外有东西向大道，成为南越国都城“T”形格局。此为典型汉王都长安布局模式，是中原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5年和1997年，先后在中山四路和中山五路之间，发现了东西长约530米，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南越国宫署和王宫御花园遗址，再现出广州城市最早的形制和布局风貌。其中在今中山四路忠佑大街与儿童公园之间有一片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呈斗状，池壁用石板作密缝冰裂纹铺砌，上有“蕃”等许多石刻文字。池中还保存着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实为国内罕见。一条长约150米的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几度回环转折，当中筑有渠陂，铺鹅卵石，砌斜口。石渠之东还有弯月形石池，池底有数百个龟鳖残骸，最大一个长约60厘米，宽约20厘米。石渠之西端铺石板平桥，设出水闸口，桥南北两头铺步石。此外，景区内还有多口砖砌、陶砌食水井。可以想见，位于珠江北岸的这片御花园中，小桥流水，碧波荡漾，锦鳞洄游，龟鳖爬行，绿草如茵，芳林成片，好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赵佗和他的臣僚、宫女就在这一带游乐。而在广州象岗山发掘南越王墓时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工艺精湛、风格独特的器物，其中不少器物的造型、纹饰与中原无异。另外，在南越王墓和广州汉墓中，出土的器物不仅有大量由海外各国向中国进贡的珍宝，还有不少托灯的男女陶俑，其人种及服饰既异于本地越人，也不同于汉人，可能属于东南亚、西亚或东非人，这是海外文化传入广州的佐证。这些城市建筑和器物文化，显示出秦汉时期汉越文化的碰撞和融会已进入到更加深广的程度。而广州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市也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孕育一种新型的、蕴含多种文化成分、相互兼容性的城市文化。但不管怎样，秦筑任嚣城，终究是广州建城起点，奠定了此后广州2000多年发展的基础。广州建城历史虽比不上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等古都，但在世界上比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开罗、东京等都城要早，仅此一端就令广州人自豪。故清初屈大均有《任嚣城》诗，高歌壮唱，曰：泷口高城在，将军旧启疆。现星知越霸，绝道待秦亡。虎豹三关踞，旌旗五岭扬。保民功不小，祠庙遍炎方。据传，任嚣死后葬在今广州光孝寺附近，建有任嚣庙，“广民岁时祀之”。

交广分治后，广州辖有合浦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西江中下游、东江和北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等地，不但“广州”名称自此尘埃落定，成为珠江流域最大的政治中心，而且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港地位，上升为全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在三国南北朝战乱中，广州吸引大批汉人南下，促进了地区开发。在广州出土的晋墓砖中，就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文句。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重修被破坏了的赵佗城，范围未见扩大，然地方经济有所发展。修城前交州刺史步骘曾登城视察，见附近“高则桑土，下则沃野……珍怪异物，千种万类”，赞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广州城市日益繁荣，尤其是海外贸易给广州带来的财富，吸引岭北士人乐于到广州为官，《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王琨传》则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可以想见，当时贪污受贿已成风气，后世广州海关犯此案的事例也不少见。故以清廉闻名的晋广州刺史吴隐之世代为广州人称颂，在广州西北交通要冲石门为他建祠立像，并建“贪泉亭”和“贪泉”石碑，警示那些贪官污吏。石碑原件现存广州市博物馆。由此足见孙吴以后，广州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