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soft power）[6]这一说法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软实力之间的竞争不是通过“你死我活”的军事和科技手段的两级对抗，而是通过吸引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并非强迫和利诱，是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而成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软实力和硬实力一样，是构成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硬实力，软实力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只注重硬实力的发展，软实力得不到提升，一国的综合实力也会大受影响。“软实力”提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来实现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国际社会对其文化的认同力而产生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国家从文化层面进行决策和行动，进而维护其利益的能力。总之，文化软实力能够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持力，它对于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整合民族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教育理念、文化认同感等，也随之融入到这一过程中。信息化更是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为软实力的提升与发展搭建了平台。
自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以来，我国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软实力提升和建设的相关研究。有关软实力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如：贾磊磊2007年12月7日发表在的《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刘晓玲等（2007）《文化软实力提升浅论》，彭立勋（2008）《文化软实力与城市竞争力》，陈旭霞（2012）《京津冀都市圈文化软实力建设思考》，蒋菊琴等（2012）《试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人才支撑》，门洪华（2007）《中国：软实力方略》，谈毅（2012）《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努力建设文化强国》，李哲懿（2012）《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李红霞（2012）《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途径浅析》，胡健（2012）《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要性、瓶颈和路径》。总的来看，我国学界着重研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构成、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问题及解决策略、文化软实力建设与城市和国家发展的研究、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文化软实力”的提出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只有具备文化内聚力并以此进行价值整合的国家，才能保持文化安全与政权稳定，否则就会使文化遭遇威胁和侵略，甚至给民族和国家带来深刻的文化危机乃至民族危机，因此增强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7]
2006年11月，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第一次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决策，指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软实力”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是我党站在全世界的立场上，以统揽全局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针对文化发展趋势，提出的战略命题。
尽管我国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强大的文化势力入侵严重影响着我国。“西方文化霸权”与“中国文化失语”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西方国家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优势，及其对信息革命技术的垄断。”“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就是要在以实力‘威慑’迫使别人就范的同时，通过文化的‘感召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利用文化手段实现其利用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战略目的。”[8]
“文化的传播总是体现一种趋势，可以超国界传播，一旦一种文化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时，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了更大的‘软权力’。”[9]因此，加快文化“走出去”，传播文化，是壮大“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都突出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习主席还突出强调了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四个方向：“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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