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韩古代海上交流史”研究活动到“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

浙江大学古代中韩海上交流史研究评述

浙江大学　千　勇

关于古代中韩两国海上交流的研究，对认识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文明生成、文化传播、人口迁移等基本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在肯定中国大陆文化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基本流向之外，发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朝向中国的文化回流转变具有特有价值。 由于古代东亚海上交流史的这种特殊的学术价值。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自从1993年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江南与韩国的海上交流史、浙江地域与韩国的海上交流史研究。此领域的研究不仅对远古中国江南与韩国的人种交融、文明发展、文化交流诸问题的解决，而且对中国江南特别是浙江与韩国的现实交流与合作问题，同时，还对古代日本列岛从野蛮时代向蒙昧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问题研究上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造船业发达以来 浙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商贸往来多见于史册。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派徐福下东洋求长生不老药，“于是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 class="calibre9">^[1]。据说是先经朝鲜半岛南端才最后到达日本。有专家考证，现今宁波慈溪附近的达蓬山下，正是当年徐福下海的启航地。至唐宋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由于贸易的发展，海上交往异常活跃，有人统计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后的250年间，中国商人从海上到当时朝鲜半岛上的古国高丽去做买卖的竟多达 5000余人^[2]，而宋代中国与高丽的最大海上贸易中心是在宁波（古明州），朝廷特为接待众多高丽使臣、客商建造了高丽使馆，至今宁波市内尚存遗址。在1076年至1174年的近百年间光宋朝送还高丽的海难漂流民便有140余人，其中宁波一地便有90多人^[3]，足可见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海上往来之频繁。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韩民族的最早源头与浙江一带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韩国可以看到许多支石墓，那是新石器晚期和青铜器时期人们的墓葬形式。其中在一块大石头下支着好几块小石头形成的南方型支石墓在浙江多有发现。这些远古先民的墓葬隔海相望，默默无语地一直向人们昭示的是4000年前浙江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联系。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在支持着一种观点。在人们掌握造船技能之前，浙江一带的先民们便与朝鲜半岛有了海上往来。有人分析朝鲜半岛的原始文化来源于泛东夷、泛北狄、泛百越三个系统，其中反倒是浙江一带的百越系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更大些^[4]。

这种“南来说”能否成立，首先解决这些中国南部的先民们，在人类尚未懂得造船之前，或者除了使用较难担负人口迁移使命的独木舟之外，是以什么方法跨越茫茫大海的。竹筏作为最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它是否能挑起这种人口迁移的重任？为了验证这些古代中韩海上交往中的疑问，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原先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和韩国探险协会、韩国东国大学联合组织、策划实施了96、97两届“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活动”。

1996年夏天，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原先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和韩国探险协会、韩国东国大学联合组织、策划实施，并且在各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下，进行了第一次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1996年7月22日，由4名探险队员乘竹筏从浙江舟山的朱家尖起漂。开始5天一切顺利，27日便漂到距大黑山岛仅140公里，预计再有一星期便可到达目的地韩国仁川。岂料就在这一天遇上了8号台风。最后被刮回到中国的山东石岛登陆。海上16个日日夜夜，行程1200公里。虽然，这次漂流因台风影响，终使“跨国漂流”变成了“国内漂流”。但探险队沿途考察了一千年前韩国大海商张保皋的古代航线。根据张保皋经营中、韩、日三国海上贸易的古代路线，探险队恰好把张保皋当时在南中国的重要根据点普陀山和北中国的重要根据点石岛连接了起来。验证了中国的制陶工艺，特别是浙江的青瓷工艺就是通过张保皋的海上航线传到韩国去的历史事实。

1996年的“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毕竟是壮志未酬，有待来日。1997年原主办者再次携手合作，舟山市政府和舟山市当地企业也大力支持。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向有关部门提出再度竹筏漂流的申请，进行了第二次的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1997年6月15日，分别有4名韩国队员、1名中国队员组成的中韩跨海竹筏漂流探险队在朱家尖南沙海滩登上“东亚地中海”号竹筏缓缓驶离海湾。中国队员吴连宝站在小木棚顶上，用信号旗远远打出“祖国您好”的旗语后，竹筏便漂向汪洋。探险队员们在经历了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历时24天，实际航程3000里以上的海上历险以后，终于在7月8日到达了韩国的仁川港，完成了人类文献记录中前所未有的壮举，为中韩友好交往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中韩竹筏跨海漂流的成功，从而验证了中国江南与韩国的海上交往应不会晚于青铜器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凭借的交通工具不是船而是筏。这就把学术界一般所认为的中国江南与韩国的海上交往始于战国时代向前推进了一、二千年。这一学术探险成果的取得，改写了东亚研究史，并且对一系列中韩之间和中日之间的历史上的疑团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这些关于古代中韩或中日海上交流史的考证，都关系到东亚诸民族的人种交融、文明发展以及文化走向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提供的学术论据

另外，通过两次竹筏漂流，在中韩海洋文化考察和水文资料收集方面也收效甚大，用实例证明了从浙江沿海出发，遇东风可到达山东半岛，遇南风、西风、西南风均可到达黑山岛；从黑山岛出发，遇东风可到达山东半岛，而到达韩国西海岸则需要西风或西南风。同时发现在这一海域，沿海逆流对航行影响不大，而海风对航行的影响则是绝对的，证实了东海北部和黄海具有地中海性质。而且两次漂流路线，除台风之外，都与宋代徐兢奉使高丽的路线基本重合，从而以实践证明了该路线就是古代利用季风和海流从中国江南到达韩国的自然漂流路线。还有，探险队还发现不同海域的海流流量、流速差异很大，甚至可以方向相反。在舟山外海附近分界，往东航行再由南向北，凭借外洋潮流可飘向日本列岛；反之如不向东航，顺从渤海湾沿海岸南下的潮流，在长江口附近调头可飘向韩国。这就说明根据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相对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呈扇形展开的特点，有中国长江口周围漂流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等地的机会是基本均等的，这就为解决日本列岛的文明起源和文化发展之谜提供了新的论据。

中韩跨海竹筏漂流不仅是一次现代人用原始工具和原始手段与远古进行历史性对话的创举，验证了浙江地域与韩国自古以来海上交往的历史，而且对浙江省与韩国的现实交流合作也意义深远。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多家国内外新闻媒体对学术探险活动的进展和相关成果争相报道、专文评说、或者发表研究文章，影响很大。这些媒体的参与，很好的对外宣传了浙江和舟山、宁波，突出了浙江省特别是舟山市、宁波市在中韩和中日海上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由韩国驻华大使馆韩国文化新闻处发行的《韩国画报》中文版1997年秋季号，将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活动的成功，作为中韩建交5周年的重大成就之一刊出有关图片。所有这些，都将对浙江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旅游开发等产生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已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特别是这次学术探险所取得的成果，相对于三四千年的史实虽然只能是相对性的证据，但无疑大大开阔了东亚远古文明研究的视野，为中韩和中日之间的远古历史之谜的解答提供了新思路。

注释

[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2]金痒基：《丽宋贸易小考》。

[3]姚礼群：《宋代明州对高丽漂流移民的救援措施》，沈善洪主编：《韩国研究》第二卷，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4]苑利：《韩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关系之比较研究——以与百越文化关系之比较研究为中心》，沈善洪主编：《韩国研究》第二卷，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