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韩古代海上交流史”学术成果

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自从1993年创建以来，以韩国传统文化研究为重点，大致分为韩国的历史与文化；中韩文化比较与交流；东亚历史与文化。课题范围涉及历史、哲学、文学、语言、艺术、政治、宗教、经济、教育、法律、新闻、旅游等各个领域。研究成果以沈善洪，黄时鉴、金健人、陈辉、白成镐等主编的“韩国研究丛书”中以论文集或专著形式出版，目前已出版了1—48卷。这些“韩国研究丛书”中有关“中韩古代海上交流史”的研究著作如下所示。

浙江大学关于“中韩古代海上交流”的著作

续表

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通过这些年对“中韩古代海上交流”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以下重要成果。首先，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中文系金健人教授关于“中韩海上交流史”研究成果中，编著有：《中韩海上交流史探源》^[1]，主编有：《中国江南与韩国文化交流》^[2]、《中韩古代海上交流》^[3]、《韩国研究》（四）^[4]、《韩国研究》（七）^[5]、《韩国研究》（八）^[6]、《韩国研究》（九）^[7]等，主要学术论文有：《中国江南与韩国的史前海路》^[8]、《浙江与韩国的海上交往溯源》^[9]、《浙江与韩国的历史交往》^[10]、《崔溥之旅——大运河中韩交流圈》^[11]、《古代东北亚海上史分期》^[12]等。金健人教授在这些研究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在古代东亚海上交流史分期研究中，与通常以历史朝代作为海上交流史的分期的方法不同，以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同海上交流方式变化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把古代东北亚海上交流史划分为桴筏漂流期、舟船近海航行 （远海漂流） 期、船舶跨海航行期三个阶段。同时，金健人教授认为三个阶段不同的海上交流方式及特点给东北亚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而且，金健人教授对桴筏漂流期、舟船近海航行和远海漂流时期、船舶跨海航行期的具体研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1）整个东北亚海域在史前就呈现出全海域交流的特点，这是由于东亚地中海似的地理环境内桴筏漂流这种交流方式所造成的。在空间上形成了南北两大交流圈：亚洲大陆东北部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往东南延伸直到对马海峡，到日本列岛的四国、本州，一直到北海道，把日本海和鞑靼海峡包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北部交流圈；亚洲大陆东南部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往东南延伸越过对马海峡，到日本的九州，以及琉球群岛，环绕黄海和东海形成一个南部交流圈。（2）随着青铜器的出现，人们开始能够加工木料制造舟船，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是个极为重要的分期：东北亚海上交往产生了重点转移，扩展为中国东南部沿海、山东、特别是长江入海口的江浙一带与朝鲜半岛的西海岸、日本的九州地区，在这一南部交流圈，发生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相互联系。特别是距今2500年以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之间的联系，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这主要由于舟船初期，人们尚处于陆标导航向天文导航的过渡，可控制的内河和近海的航行与难以控制的远海漂流方式的结合，导致了海上交流呈现出近海连接的区域性特点。（3）随着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大吨位船舶的出现和天文导航的普及，人们终于拥有了在全海域开展可掌控的全海域航行的能力。最先解决的是跨渤海航行，应该说有了舟船之时，也就开始了跨越渤海海峡的历史。（4）从史前桴筏漂流的全海域交流特点到有船史开始后的向近海沿岸收缩，再到驾驶船舶航行于东北亚全海域，这个螺旋上升过程证明了古代东北亚海上交流实现了一个重大飞跃。

第二，对古代浙江与韩国的历史交往的研究中，主要通过1996年和1997年的“中韩竹筏跨海探险”活动的成功，阐述了对浙江与韩国之间的远古历史之谜、浙江与韩国的历史交往脉络、浙江与韩国交往的历史依存等方面的研究。并且，金教授认为，浙江地区与韩国的历史交往，远可上溯到史前时代；近又承续着同时代人共同斗争的血脉，许多当事人尽管年事已高，但仍健在，足资历史见证。兼之现今的浙江省与韩国在多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如土地面积、地形构造、岛屿数量、海岸线长度、人口数量等不相上下，这表明，进行浙江与韩国的友好交往和相互关系研究，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更具现实价值。

第三，根据崔溥《漂海录》明朝官务政要、世态民情辑录而成的《漂海录》，现已是国际上研究中国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class="calibre9">^[13]研究和对崔溥漂流登陆地考察探访，提出了沿崔溥足迹构建大运河中韩友好圈和“崔溥之旅”有文化走向经贸的构想。金教授认为，500年前“崔溥之旅”所经大运河中韩交流圈，不仅是中韩两国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更可以通过沿岸中韩友好城市，构筑起现今中韩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合作的宽广平台。而浙江省内与之相关的中韩友好城市即达20余对，沿“崔溥之旅”，一头连接京杭大运河贯通中国内陆，一头由整修疏浚的杭甬运河连接东海通往世界各国，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前景。

另外，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浙江大学历史系毛昭晰教授，关于“中韩海上交流史”研究成果有：《河姆渡遗址和稻米之路》、《羽人和海上之路》、《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初探》、《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古代江南和朝鲜半岛》等著作。毛昭晰教授在这些研究中，主要抓住了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都发现有支石墓和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特征。从而通过支石墓和稻作遗存的比较研究中，推断出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两地存在着海上文化交流，古越人的造船、航海技术以及海流和季风是两地海上交往的重要条件。毛昭晰教授认为，无论是支石墓还是稻作农业，都说明中国江南沿海和朝鲜半岛之间在先秦时代存在着海上交往的关系。这种交往，最可能的路线是江南和朝鲜半岛之间的直航。从古代越人的航海技术和海流、季风等自然条件来看，江南路线甚至比山东路线更为有利。

此外，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浙江大学历史系杨渭生教授关于“中韩海上交流史”研究成果有：《宋丽关系史研究》^[14]、《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上册^[15]、《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下册^[16]等著作，另发表韩国学论文二十余篇。杨渭生教授整理出的古代中方关系史料，对于研究“古代中韩海上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研究史料，并且也为该领域更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注释

[1]《韩国研究丛书》第33卷，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2]《韩国研究丛书》第40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3]《韩国研究丛书》第38卷，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4]《韩国研究丛书》第28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5]《韩国研究丛书》第35卷，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6]《韩国研究丛书》第39卷，辽宁出版社2007年版。

[7]《韩国研究丛书》第45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8]《中国航海》1997年第2期，第98—102页。

[9]《文化交流》1997年第4期，第36—37页。

[10]《当代韩国》，1998年 夏季号，第51—56页。

[11]《当代韩国》，2009年 秋季号，第53—59页。

[12]《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第131—141页。

[13]崔溥被誉为“东方马可•波罗”，他遇风暴从韩国漂流到中国浙江三门登陆，沿大运河北上将其所见所闻、明朝官务政要、世态民情辑录而成的《漂海录》，现已是国际上研究中国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14]《韩国研究丛书》第15卷，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韩国研究丛书》第16卷，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16]《韩国研究丛书》第34卷，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