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鸡瘟防治简史

家鸡是由远古的野生鸡驯化而来的，鸡的驯化历史在中国相当长。在磁山、裴李岗、北辛等遗址中都有鸡骨出土，这是目前能肯定的最早的家鸡，说明我国家鸡驯化历史可追溯到8 000年前，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家鸡遗存。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以及江西、云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鸡骨或陶鸡出土，说明鸡已成为当时普遍饲养的家禽。夏商时期已有了畜牧业，《王风·君子于役》曰：“鸡栖于埘，羊牛下来”，反映出农村饲养畜禽已很普遍。《周礼》中有管理鸡饲养的“鸡人”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鸡已经成为农家饲养的主要家禽。《孟子·尽心下》中记载：“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

夏商时期已能应用药酒来防治人畜疾病，同时，人们已广泛使用陶器，为汤液的发明创造了条件。相传商代的伊尹始创汤液，以后逐渐成为一种常用的中药剂型。对于畜禽疾病的治疗方法，首先是灌药治疗，《周礼》中记载：“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传统兽医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及《神农本草经》奠定了基础理论和药学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中特别提到“牛扁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傅猪疮”以及“桐花主傅猪疮”等。同时，据师旷编撰的《禽经》、刘向所撰的《列仙传》记载，汉代已采用针药并用给兽治病。在《汉简》中已记载有兽医方药，并把药做成丸剂给马内服。但未见有关鸡病防治的记载。

西晋南北朝时期，晋代名医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有治六畜诸病方（六畜是古人对中国主要家养畜禽种类的一种概括，包括马、牛、羊、猪、犬、鸡），对于马骡的十几种病提出了具体的疗法。北魏贾思勰所著的综合性古农书《齐民要术》中有畜牧兽医专卷，内容共分养牛、马、驴、骡，养羊，养猪，养鸡，养鹅、鸭以及养鱼六篇，对家畜的26种病提出了48种疗法，如用麦芽治中谷（消化不良）、麻子治腹胀、芥子和巴豆合剂涂患处治跛行等，都是简便有效的方法，并提出有关家畜群发病的防治隔离措施等，反映了当时的兽医技术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齐民要术》中的“养鸡篇”是现存最早的养鸡文献。

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我国兽医学的迅速发展，对于马、牛、羊、猪的疾病的防治逐渐系统化。据《隋书·经籍志》载，出自隋代的本草著作近20种，还有专著《相鸡经》，同时还有《疗马方》一卷出现。唐代编撰的《新修本草》共收载药物850种，并附有药图及图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李石的《司牧安骥集》中记载了大量用针药治疗马病的知识，至今仍有应用价值。北宋时王愈著《蕃牧篡验方》中收载了专治马病的药方57个。宋代苏轼著的《格物粗谈·禽类》中，有养鸡及增肥抱窝的方法，但无疫病防治记载。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当时还有《医驼方》、《段永走马备急方》等。元代著名兽医卞宝著有《痊骥通玄论》，书中附有“注解汤头”（有兽医方113个）及用药须知，对兽医用药起到了促进作用。元代《居家必要事类全集》中也专设了养鸡篇。

明代伟大的科学家李时珍历经27年所完成的《本草纲目》中收载药物1 892种，分为16部62类，共计附方11 000余个，附图1 160幅，书中有大量兽医药和家畜中毒的记载。著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等收集了以前和当时的兽医学知识，编著了《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书中理法方药俱备，内容丰富多彩。此外，还有《马书》（杨时乔主编）、《类方马经》（钱能主编）以及《马牛医方》（赵浚主编）等，均记载了丰富的方药知识。在《便民图纂》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还记载有治斗鸡病方。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对鸡病的预防、治疗、驱虫等进行了记载。在预防疫病传染方面，载有：“若遇瘟疫传染，即需以篮盛鸡，叉口悬挂，或移于阁楼之上，则免矣”。这是最简单的鸡群隔离方法，在防止鸡疫病传染方面具有一定作用。治疗方面载有：“凡鸡染病，以真麻油灌之，皆立愈”。明代有明确的鸡瘟防治记载，其中，黄一正所著的《事物绀珠》与方以智所著的《物理小识》中均记载了“（鸡）若传瘟，速磨铁浆水染米与食，即愈”。胡源洁编撰的《卫生易简方》一书，成书于1423年，共13卷，书中汇录了古今各科的简便医方，同时记载了治六畜病方47首，提到“治鸡病，用真麻油灌之”的方法。

清代本草著作中以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为《本草纲目》以后最为杰出的药学著作，代表了清代本草学的成就。当时，除对马、牛、羊、猪、驴、骡等牲畜的疾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外，对于养鸡及其疾病的防治也有了更多的记载。清初陈淏子的《花镜》中记载：“（竹鸡）饲以小米，或少杂野苏子于内，可经久无病。”又载有：“鸡若有病，当灌以清油。若传瘟，速磨铁浆水染米与食，即愈”。杨屾编著的《豳风广义》中有“（鸡）若有瘟疫者，预用吴茱萸为末，以少许拌干饭中喂之；又以雄黄末拌饭喂之，皆能不病。若已病，以蒜瓣一粒喂之”的记载。王纕堂编著的《卫济余编》中有“鸡瘟：巴豆数粒，切片喂之，一泻，愈。或巴豆仁捶碎拌米饲之。或用巴豆一粒，研极碎，香油二钱调匀灌下，入口即愈。或用绿豆粉、水和成条，喂数次，愈。鸡、鸭、鹅瘟：左翅上有黑筋一条，针刺去黑血，以油米饲之”的记载。清代赵学敏编著的《串雅外编》成书于1758年，该书系搜集民间串铃医（走方医）的单方、验方及其医疗技术编写而成的，具有“验、便、廉”的特点，书中设“医禽门”，并有载：“鸡瘟：磨铁浆染米，与食即愈”，“鸡瘟：巴豆一粒捣碎，香油调，灌入口，即愈。又方：绿豆粉、水和成条，喂数次愈”。张宗法所著的《三农纪》一书中含有药用植物、畜产、水产等内容。在畜产中特别提到“畜疫传畜，……当知避焉”等，同时有“鸡若瘟疫，急用白矾、雄黄、甘草为末，拌饭饲之，熏以苍术、赤小豆、皂角、藜芦末”的记载。在此时期，对于鸡病防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当属《鸡谱》。《鸡谱》以中兽医理论为基础，概述了十多种鸡病的病因、症状和防治措施。书中记载：“夫瘟疫者，天之疫暴杀厉之气。凡四时之令不正，乃有此气流行也。若人感之，则一家老幼传染，无不受其害也。若群聚众多，杂气相触，最易感人。瘟疫之为害也如此。刘向《说苑》云：‘天地之道，极则反，满则溢’。斯言至矣，不可不慎。《阴符经》曰：‘天生天杀，自然之理’。凡人饮食起居常慎，遇有此气，速避之，忌之。明此理者，必能远其害矣。若一染此气，必遍身乌紫眼合而肿。食嗉不能化，食水不下，粪下清水，少待而死。重者顷刻而亡，必至死绝方休。如此鸡病，速移别处远避。若未至传染者，或可一二得生。凡所用饮食盆器，急速更换，不然则又传染矣。或新买之鸡，他人送者，必先养于别处，俱莫与家鸡同养。先试其餐，看其化粪之好歹，若不然恐带来疫气，散感不觉，不可不慎也。此症最恶，可以后方调治。用巴豆一粒，研末，香油调灌，入口即愈。此方见《古今秘苑》。”又记载：“……若有病鸡，食盆、水盆务须洁净为要。不可与好鸡共之，恐沾恶气而生病也。”可见，当时对于鸡瘟的发生机制、传播途径、感染后的症状以及预防、治疗等都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鸡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现存的中国古代养鸡学专著。

近代，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农情报告，死于鸡新城疫的鸡约有1 200万只，因此，疫病防治成为近代兽医工作的重点。近代畜禽传染病的防治手段主要是使用生物药品。中国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生产和使用生物药品防治畜禽传染病。1930年青岛商品检验局血清制造所创立，1932年建成上海血清厂，并成功制造出抗鸡瘟等传染病的疫苗和血清。此后，各地兽疫防治机构利用血清控制畜禽传染病的恶化，利用疫苗进行预防注射，使畜禽传染病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华中农业大学梁圣泽教授经过4年的潜心研究，成功发明了能同时防治鸡新城疫、鸡支气管炎和鸡痘的三联冻干活疫苗，现已经中国兽药典委员会审议同意列为试行规程，并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了发明专利，属国内首创。该三联疫苗的问世，对鸡新城疫、鸡支气管炎和鸡痘的预防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根据湖北省畜牧所养禽实验场等大型养鸡场对20余万只鸡的使用，证明该疫苗适用于各种年龄、品种、性别的鸡只，安全高效，保持率在85%以上。随着西方兽医学的传入，兽医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中国传统兽医学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传统兽医学的整理、继承和发展。在鸡瘟的防治方面，对长期以来，虽无法考证其开始应用的年代，但因行之有效，所以对一直沿用至今的民间鸡瘟防治方法也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随着中西兽医结合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为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鸡瘟防治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参考文献

1　于　船.于船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2　陆　钢.鸡病中药防治.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

3　金重冶.中国兽医史话.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

4　周克强.鸡瘟.南京：江南出版社，1951

5　于　船.中华兽医精典.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