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新变化

（一）医患关系的物化趋势

现代医学实践中引入了大量的科学检测技术装备，固然在客观上有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许多过去难以明确诊断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诊断和治疗；但也使得医生过于依赖仪器检查，无须与病人更多的接触就可以做出诊断，从而使医生与病人的交往、交流逐渐减少，使医患关系“物化”趋势日益加重。医疗高新技术的应用使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医患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高新技术虽然使诊断技术如虎添翼，但掩盖不住它忽略病人“人”的精神社会属性和个体差异的先天不足。同时，对于各种先进诊断仪器的依赖和滥用，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医患关系分离；病人从就诊开始到检查诊断结束，形同“人机对话”；大量的理化检查填塞了医患交流的有效空间；病人被物化为某种“物品”,被动地接受名目繁多的“质量”检验，而医生对病人的精神抚慰和心理治疗很少。医学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治疗使病人痊愈，而医生治疗手段中也包括精神安慰和心理治疗。

由于医疗诊断和治疗的技术设备日趋精密和准确,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自动化、信息化、遥控化的诊疗手段及设备应用于临床,使病人来到医院后就很容易得到自己的各项生理指标。医务人员可以不直接接触病人，而在计算机终端获得病人的有关数据,并以此作为诊断、治疗和护理的依据。医患关系为高新技术设备所代替,医患之间直接的感情交流和传递逐渐减少。医患之间密切、频繁的人际交往、感情交流、信息互动，日趋为“物化”的机器所代替。在医学临床上出现“医生—机械—病人”的不良医患关系,国际上将这种不良医患关系称之为“医疗公害”或“第四种社会公害”。这种“物化”的医患关系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医生过分相信和依赖高新技术设备,以仪器设备的诊断代替个体的观察、体验和临床思维过程;另一方面,病人过分相信高新技术设备诊断的结果,而不能主动向医生提供更多的生物、心理、社会的信息,以利于医生分析、诊治和护理。而且,病人在各种仪器设备的监控下,面对各种灯光、导线的神秘压抑的环境,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心理状态,也会削弱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战胜疾病的信心。

医疗费用高昂使患者对医生产生不信任感。高新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确实具有一定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但其费用之高则使一些自费患者望而生畏,诊治费用高的现象有些是医生根据患者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但有些却是医生为了自己的私利所达成的,如吃回扣、提成、开高价药和检验单等。目前,这种医生吃回扣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的本质,一方面反映了医生对极低报酬的应激反应,是不合理分配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药厂、医药代表和医生的连带利益关系和经济利益的驱使力量。这种不考虑适应性和患者经济承受力的行为不仅是医德问题,更是资源浪费。此举还会使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产生不信任感甚至不满情绪,并严重地损害医生形象,也使医疗卫生市场中竞争激烈的医院失去了回头客。

使用高新技术易导致误诊误治,从而增加医疗纠纷、恶化医患关系。高新技术和仪器确实能够提高诊断的准确率,但有时也会出现误诊和误治现象,同时还会使许多医生忽视了传统医学技术在诊治中的作用,把视触叩听、望闻问切、常规化验检查以及分析、综合、判断等理性思维方法仅仅作为辅助性的诊断手段,而把高新技术的诊断结果作为主要的诊断依据,因而会出现误诊误治。

（二）更加重视经济利益的趋势

随着医疗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财政对医院的拨款日益减少，医院逐渐成为自收自支的经营实体。医院内部的经济承包已成现实，医院、医生也更加重视和关心医疗活动的经济效益。病人选医院、病人选医生等改革措施的施行，使经济利益成为病人分流的重要因素，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日益突出。

1.病人对经济利益的关注增强　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使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从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向医疗保险的转变使人们的心理落差加大，再加上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等因素，使病人及其家属较多的关注自己在医疗活动中的经济利益。

2.医者对经济利益的关注增强　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医院运营机制的改革，以及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医生的工作创收与自己的工资直接挂钩，也使得医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

（三）卫生服务需求多元化趋势

1.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的变化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他们是先富裕起来的人。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拉大，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倾向反映在医患关系上，是医生要求患者主动配合、共同参与诊断和治疗，提高工作的效率以提高医生工作的经济效益。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则表现为层次上的差别，有的仅仅需要基本的医疗服务，有的则需要高层次的医疗保健服务。

2.医疗服务需求的多元化趋势　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保健方面的医疗服务需求——减肥，审美的医疗服务需求，其他方面的医疗服务需求。

（四）医患关系的法制化趋势

在法制社会，医患双方都非常重视各自的权益，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现行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病人的利益，但从更深刻、更长远的意义上说，医生谨小慎微、处处想法保护自己，对病人并不是真正有益的。

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下面，医患关系是单向性的，只讲医生的道德义务不讲病人的道德义务。现在则强调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当医患双方的权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医患关系的调节方式不仅依靠道德，更多的是依靠法律。

1.病人和医生法制意识的增强

（1）病人法制意识的增强：近年来医疗纠纷诉诸法律的案件迅速攀升，就是有力的说明。在医疗过程中，病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知情权、自主权、隐私权，并且大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2）医生法制意识的增强：举证责任倒置，使得广大医生也逐渐增强法制意识。在医疗过程中，医生为了收集证据以自保，不惜让病人做拉网式的检查，也是为了将来一旦发生纠纷时提供相关的证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加重了一种现象：自我保护性医疗——即在面临医疗风险尤其是重大医疗风险时,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和目的,医方以自感合理合法、加大保险系数的手段来选择、实施往往会带来多重后果的医学决策及行动。是治疗原则重要？还是先考虑自我保护？在医疗纠纷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巨大压力下，很多医生开始采取了自我保护性治疗，加多了患者的检查项目，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一个迫于医疗纠纷压力而改行的眼科医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患者就医时，处处想着留证据，有的患者甚至带着微型摄像机去看病；医生也随时想着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看个感冒也要将患者全身查遍，甚至连颈椎和艾滋病都要查一查。而对于疑难杂症则宁可不治，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医生的从业信条。

2.病人权利意识增强

（1）维权的内容：自主选择医院；自主选择医生；自主选择治疗的时间；自主选择治疗的方式。

（2）维权方式：首先，记录内容全面。主管医生姓名、检查次数、查房交代事项、查房有何操作；主任查房有何谈话、护士长巡视时的态度、谈话内容，测量体温、血压的时间，输液开始时间、液体名称、中间是否加药，患者的反应等。其次，记录连续不断，对从入院到出院的全过程进行记录。其三，记录带有主观判断的内容。这说明，病人具有法律意识、角色意识、维权意识和证据意识。

（霍修鲁　于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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