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复杂性”

三、走向“复杂性”

有机论范式的兴起所带来的思维转向，除从还原论思维转向关系思维、过程思维和整体性思维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转向，就是从简单性思维向非线性思维或者说复杂性思维的转变。从科学史上看，自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科学家就笃信在世界的纷繁复杂性之下，必定潜藏着某种“简单物”和“简单力”。这使得人们习惯于从秩序的角度看世界，而认为世界具有相对简单的秩序。这种简单性信念正是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传统和发展动力之一。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认为，现象世界的复杂性能够和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解。在它那里，复杂性只是现实的表明现象，而简单性则构成了它的本质。这个简化的范式可以同时用普遍性的原则、还原的原则和分离的原则来刻画其特点。这些原则在从牛顿的万有引力的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科学发展过程中曾显示了非凡的生命力，并非常普遍地应用到了当时的各种社会科学。例如，19世纪的穆勒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推演分析的公理系统，以经典物理学中的因果性原理为基础，使长期预报成为可能：相似的原因引起相似的结果。这样，它的经济学方法就与拉普拉斯经典物理学精神相一致，即在近似知道初始条件的情况下，运用经济学定律就可以近似地做出预测计算。然而，穆勒的功利假设定义的只是一种简化的经济行为模型，而非复杂的经济现实。

如今，这种“简单性思想正在瓦解，你所能去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复杂性”^[7]。对于有机生命界以及人类社会活动来说，其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复杂过程和复杂程度，是根本不能用简单性和简单方法来进行描述和处理的。量子力学揭示，原子不是简单的，基本粒子虽称为“基本”，但也不是简单的原始的单元，而是摇摆于存在和非存在之间、波动和微粒之间，其本身可能包含着具有不可分离的本性的构成物，显示出巨大的复杂性。复杂性科学揭示，世界从本质上讲是复杂的，线性的相互作用和规则简单的秩序乃是一种特例，而非定则。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非决定性、随机性不能再作为解释中应予消除的残渣出现，而应成为我们对现实的领会和认识中不可消除的一部分。换言之，“复杂性不属于现实的现象的泡沫，而是属于它的本质本身”^[8]。

当然，复杂性是相对于简单性而言的，在本体论上讲，是否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性区别于简单性的一个基本标尺。与线性相互作用的单一性、连续性和可加性相反，非线性关系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多样性、不连续性和非加和性。同时，二者在认识论上亦具有相对性。它们之间的区分不仅取决于主体的认识能力，也取决于主体的认识目的和需要。具体而言，对于同一认识对象，不同的认识主体或同一认识主体在不同的认识阶段(即不同的认识水平)对于二者的区分是不同的；同样，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和需要，决定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层次，同一认识主体在不同的认识层次上，对认识对象的简单性或复杂性的界定显然是不同的。

还原论思维方式之所以看不到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它通过简化和分析的方式理解现实，忽视了许多关键性的因素。由于在复杂系统中，整个系统的错综复杂的行为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其组成单元，而是表现为在不同尺度或层次上同时发生的过程。这些是不能通过“深挖细节”推断出来的，而需要一种范式的转换。因此，复杂性一词在当今的流行，决非仅仅是一种时尚，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而是我们理解自然法则的范式改变的一种标志。^[9]在今天，与这种新见解相联系的是描述复杂性的词汇，如非线性、非平衡、不稳定性、涨落、分岔、混沌等，它们已日渐成为描述进化的常用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人们就没有看到或不想研究自然界和社会中大量的非线性现象，而是由于当时的数学工具对非线性关系还无能为力，对付非线性的唯一方法是将其“线性化”。然而，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现象，这种“化曲为直”方法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上看，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但是，线性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使复杂的自然平衡受到重大威胁。人们假想了自然界中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工业生产会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品，而无需考虑如同臭氧洞或废物利用那样的协同效应，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破坏。当然，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以及复杂系统中无穷无尽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从而使得人类很难取得那种完满的理想效果，因而采用某种简化的方式是必要的。科学认识的目的虽然并不追求简单，但却可以追求简化。

复杂性科学揭示，混沌或潜在混沌是非线性系统的本性。一个系统中最小的不确定性通过反馈耦合而得以放大，在某一分岔点上引起突变，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也可能发生惊人的复杂性，从而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变得完全不可预测。诸如蝴蝶扇动翅膀那样的随机事件，原则上是可能影响全球的天气动力学的。当然，具有混沌事件序列的非线性系统并不排除局部的预见性，以足够高的精确度对系统的短期进化做出预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对此过于乐观。由于在进行预测中所用的可预测模型都有一定的可预测行为的时间，一旦超过这种时间限制，那么，在此后，可预测性会减少，并以不同速度趋近于零。预测系统的预测水平，既不可能通过改进测量仪器也不可能通过精确预测模型来改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预测的可靠支持。合理预测之所以必要，在于人们对未来能充满不是空想的希望，不抱持悲观态度，使符合人性之必要的事实能够出现，使人类生存的价值意义持之以恒。在当代世界中，技术的进化已经成为一种变化的推动力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运动的作用，从而使得经济人不得不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进行决策。例如，一项好的政策总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来收集数据，分析结果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但是有关的数据常常是零乱的、非定量的，甚至是缺失的。结果是，任何政策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过时了。因此，在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世界中，决策者尤其是政治家们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性。

在当下，针对复杂性进行的研究，覆盖的范围很广，从有机体的由来和动态变化的复杂性，直至最大的社会的政治组织的复杂性，都被囊括了进来。在自然科学中，从激光物理学、量子混沌和气象学直到化学中的分子建模，以及生物学中对细胞生长的计算机辅助模拟，非线性复杂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求解问题的方式。同时，社会科学也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性变化，都可能引起一场全球性危机，甚至人类的意识也是受非线性动力学支配的。由于通过这种描述方式所得出来的结论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图景，从而使之有了广泛的应用，并日渐形成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等，都是因素众多、结构复杂的系统，涉及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全球问题的这种多重属性和复杂结构，决定了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决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协作的必然性。当然，就当今的科学研究而言，“超越学科界线——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有可能侵犯成规。而壁垒最为森严的学科界线仍存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10]。这正是当今科学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注释】

[1]彭新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2]参见弋鸣：《自然目的性新探》，《学海》，1993年第1期。

[3]菲利浦·罗斯：《怀特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6]参见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0页。

[7]J.布里格斯、F.D.皮特：《湍鉴》，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71页。

[8]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9]Tamas Vicsek.The bigger picture.Nature.July 11.2002：131.

[10]A.索卡尔：《超越边界：建立关于量子引力的转型性解释学》，《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