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走向整合

协同制造（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CM）是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下诞生的先进制造模式，它强调组织间的协作和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并以此实现产品设计制造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目标。国际制造执行系统协会（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Association，MESA）将协同制造定义为：一种支持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以客户和供应商的早期介入为特征的客户、供应商、制造商三方协同的工作模式，其目的是让所有适合的个人和组织协同工作，运用各自的信息、资源，制定更好的决议。

从过程和模式来看，协同制造通过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实现供应链内部及跨供应链间的产品设计、制造、管理和商务等协同合作。换句话说，协同制造是融合了敏捷制造、虚拟制造、网络制造和全球制造的因素，打破了时空的约束，以通过改变业务经营模式来达到企业资源最充分利用的目的。它借助互联网络，使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和合作伙伴共享客户、设计、生产经营信息。从传统的串行工作方式，转变成并行工作方式，从而在原来基础上大幅缩短生产周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高设计和生产的柔性和效率。同时，协同制造通过面向工艺、面向生产、面向成本、供应商参与等多元设计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设计水平、可制造性以及成本可控性，从而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产品和服务质量，也因此提高客户满意度。

比如，波音777飞机的诞生，就是大型工程协同制造的典范。整个项目参与人员总数超过8000人，所用的小型机和个人电脑总数超过1万台，通过对10万余个零部件的数字化定义，并在计算机上进行数字化预装配和设计更改，整机的设计制造周期仅为4.5年，远低于757、767所花的9～10年时间，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范围来看，协同制造是一个应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包括企业内部的协同和供应链范围内的协同，即企业间的协同。企业内部的协同制造是一种基于OPT（Optimized Production Technology）的生产组织方式，体现了一种基于企业目标来评价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系列原理、程序和技术的全方位的生产管理理念。

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协同制造将企业生产系统的瓶颈作为重要分析与研究对象，以物流同步化作为基本手段，通过拉式与推式两种生产方式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瓶颈资源的利用达到最优化，缩短生产等待时间和生产周期，提高整个生产系统的有效产出率。

基于“协同”的概念和“创新”的理论，结合“协同制造”的先期基础，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定义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MIT Sloan’s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 Gloor）给出：协同创新就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

传统的创新往往封闭于单一的范围之内，局限于体制、区域等条件，无法集成各领域的资源、技术和成果，造成创新效率低下的结果。而协同创新是对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整合与流动，共享科技成果和技术资源，减少资源的分割、浪费和重复，能够有效地提高社会的创新效率。换句话说，协同创新能够突破学科、系统行业的壁垒，打破部门、区域，即体制的限制，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实现科技资源共享，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深化。协同创新意在大力推进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政府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氛围。

协同创新已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趋势，成为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美国硅谷之所以能诞生苹果、惠普、英特尔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硅谷所在地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合作创新生态系统，即深层次的科技力量整合、创新资源共享、创新人才集聚的创新模式——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的先期基础是合作创新。合作创新早已不是一个新概念，刘学，庄乾志^[3]（1998）认为：合作创新是指技术供给方与技术需求方作为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以技术合同为基础，依照各自的优势投入技术创新不同阶段所需投入的资源，组织技术创新活动，按照事先确定的方式分摊创新风险，分配创新收益的过程。一般，科研机构提供人力资本、科研仪器、技术信息和情报等资源，主要进行中试以前各环节的上游研究开发活动；企业则提供资金、中试条件，并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市场开发活动。科研机构与企业的互动也成了合作创新的资源交换过程。随着创新需求的不断增加和创新模式的不断深入，合作创新逐渐成为各国创新主体利用自身优势，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式。

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更大的创新原动力已经转移到企业，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的需求而成为肩负创新重任的创新主体。如何更大程度地发挥合作创新的作用，挖掘合作创新的动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或者说一大难题。因此，现阶段提出的协同创新被寄予厚望将为实现我国新时期的创新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我们通常把技术创新的合作过程看成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表现形式，协同创新也不例外。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产学研并不是一个可以自动触发启动的过程，这是因为从博弈论基础的角度来看，产学研的各个主体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都希望通过产学研的过程使得自身利益达到最大化而非整个联盟利益的最大化。也正因为各个主体争先追求各自目标，因此很容易对整个创新系统的创新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最终出现“力不往一处使，各自为政”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从近几年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成效可得以验证：我国高校、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长期低位徘徊，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相对而言，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85％。

而协同创新机制恰恰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官”在产学研合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就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避免了子系统群体的非理性导致的整个创新系统的非理性，实现创新体系整体的利益最大化。为了更好地探索协同创新的组织构架，应当站在国家创新体系的高度，从宏观的视角进行分析。因此传统的封闭、独立的创新模式并没有真正解决我国创新所面临的严峻局面。

相对于协同制造和产学研创新，协同创新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1+1+1＞3”的非线性效用。美国的“硅谷”把创新型企业、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服务型企业等紧密连在一起，演化出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联合创新网络”。我国的TD-SCDMA产业化专项的成功，也是源于官、产、学、研之间的高度协同创新。

Veronica Serrano和Thomas Fischer（2007）通过整合维度和互动维度对协同创新体系进行了分析，其中整合维度主要包括知识、资源、行动和绩效，而互动维度主要是指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互惠知识分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的最优同步以及系统的匹配度。从图1-2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协同创新过程正是一个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螺旋上升的过程。

陈劲等^[4]提出：协同创新是将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系统优化、合作创新的过程，协同创新可以从整合以及互动两个维度来分析^[5]，在整合维度上，主要包括知识、资源、行动、绩效，而在互动的维度上主要是指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互惠知识分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的最优同步，以及系统的匹配度。而根据两个维度上的不同位置，协同创新是一个从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过程。

图1-2　协同创新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科学学研究，2012，30（2）：161—164

1．沟通与知识的关系

在沟通过程中涉及知识的整合，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作为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提供者，对知识的传播、整合、流通起到重要作用。马奇认为知识分为学术知识和经验知识，学术知识强调普遍有用、永远有用，而经验知识则强调能够直接应用于具体情境，具有很强的时空聚焦性詹姆斯•马奇著，丁丹译.马奇论管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class="calibre11">^[6]。创新过程是两类知识的糅合和整合的过程。学术知识是理解和应用经验知识的基础，协同创新不仅注重知识的开发和创造，更强调知识的灵活应用和价值转换。

2．协调与知识、资源的关系

协调涉及知识的整合，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都依赖于资源的消耗和利用。但资源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因此如何利用协同创新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整合和运用正确的知识，可以更好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运筹学中很多的基础理论和定理被运用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优化了资源的配置，而且大大节约了生产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7]

3．合作与知识、资源、行为的关系

合作涉及知识、资源以及行为三个层面的整合，其中主要包括知识的分享和整合、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行为的同步优化。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产生大量的知识，各种知识以数据库、发明专利、文献等形式呈现出来，但我国知识的转换率却很低。2001—2008国内高校专利的平均转让率为8.8%，从2004年到2008年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最高只占科技经费的4.4%，且呈递减趋势，2007年、2008年只占2.6%。这些数据说明我国重视了知识的生产，但没有重视知识的集成、转移和扩散以及资本化，在产学研三方合作的过程中忽视了行为的最优同步化。高校科研院所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将这些知识进行商业化，使知识实现增值；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要素，对显性知识的吸收力度以及隐性知识的外化程度还不够高。政府需要提高针对协同创新的政策一致导向性，这样才能有利于高校、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行动最优同步化。

4．协同与知识、资源、行为、绩效的关系

协同涉及知识、资源、行为、绩效的全面整合^[8]。系统的匹配度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原因，政府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与实际经济运行实践之间、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与企业的技术需求之间的匹配度，系统内知识、资源、行为的匹配度都将影响到创新绩效的高低。整合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系统内不同要素的互动和互相合作的程度。互动的强度与创新主体改变行为的程度和频率有关，这些包括互惠信息的交换、绩效与同步行动的系统匹配。系统的整合度越高，就越需要有更多的高强度的互动合作。

合作创新涉及知识、资源以及行为三个层面的整合，其中主要包括知识的分享和整合、资源的优化配置、行为的同步优化（陈劲、阳银娟，2011）。尽管合作创新已经充分调动了各方优势，实现了深度的资源整合，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以合作创新为基础的产学研过程中，忽视了对行为的最优同步化。高校以及其他科研机构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缺乏长远的战略性眼光，即缺乏对未来商业化价值增值的思考，导致许多知识成果与实际需求的脱节，光是依靠企业自身来增强知识的商业价值而不是从组织和系统的宏观层面进行战略协调很难解决现有的问题。

强调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因素是协同创新机制的一大进步，当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提高针对协同创新政策的一致性导向时，各大创新主体之间才能实现步调一致、行动最优同步化。更深入地分析，协同的整个过程就是知识、资源、行为和绩效的全面整合，而绩效的整合无疑是其中最难以实现的过程。创新绩效作为衡量创新活动的指标，收到诸如政府宏观调控引导，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匹配程度，系统与组织协同程度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开展更广泛的协同而不仅仅是合作，突破传统的组织边界，重视政府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国家层面上提高创新竞争力。

美国的Chesbrough教授早在2003年就提出“一个组织可以从其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有价值的创意和优秀的人力资源，运用外部或内部实现研发成果商业化，并在使用自己与他人的知识产权过程中获利”，这也成为了对开放式创新最早的诠释。从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开放式创新中最为关键的核心特征就是边界的模糊性。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是否具有强大的资源挖掘和资源整合能力，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和机遇，实现颠覆式甚至突破式的创新，对于其能否在竞争已达白热化的21世纪占有一席之地来说可谓至关重要。而与开放式创新相比，协同创新无疑有着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它的核心要素是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其中大学作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大本营，在协同创新的整个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只有符合实践需求的创新需求，才能真正激发协同创新机制充满前进的动力。

除了这几大核心要素之外，协同创新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使得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辅助的多元要素主体广泛地参与到整个创新系统中来。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辅助要素并非“一股脑”地叠加进来，而是通过有机地整合达到目标或者功能的整体统一，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得益彰，通过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产生协同效应。不仅如此，协同创新的过程还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互动过程，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创新活动，每个层级的创新有着与层级特点相适应的类型，同一层次的创新活动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不同层级的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层级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作用。此外，协同创新系统与以往的开放式创新相比，有着与外界环境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促进。这种交流涉及海量的信息、物质、能量和人才，而且协同创新过程时刻处在动态的协同过程之中，不断挖掘新的创新潜能和机遇，使创新达到最优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