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能力理论及其在通讯

4．1　企业的能力理论及其在通讯 技术采纳问题上的适用性

企业的主流契约理论聚焦于企业的激励结构，其侧重点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代理理论，并没有考虑企业的能力问题。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经常被用于经济组织为何会在市场中产生，在科斯看来，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可以降低或消除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他区分了两种成本，即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和签订“供应某些物品和服务的长期合同而节省的反复延续短期合同的成本"。对前一类交易费用的引申产生了企业的间接定价理论，在企业的间接定价理论看来，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企业的出现是因为权威关系能大量减少需分散定价的交易数目从而节约了市场定价成本，而企业的边界也在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定价成本相等的一点。基于科斯的原旨，杨小凯和黄有光（1994年）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式，在他们的模型里参与主体扩展了选择的空间；在这里，我选择不存在于市场和企业间，而存在于自给经济、市场和企业间，企业作为促进劳动分工的一种形式，与自给经济相比，也许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只要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企业就会出现。在企业存在的情况下，所有权结构就变得重要，因为不同的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效率，一种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能够用以改进交易的效率，并且通过排队直接定价和贸易中交易效率低的活动，促进劳动分工。管理者剩余索取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管理服务只是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度量从事难以捉摸的管理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产出水平要花费极高的成本，用于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的效率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低，管理者对剩余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

资产的专用性理论将与资产可转移性相关的机会主义作为决定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而企业就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中不完全合约所导致的纵向一体化实体，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当合约不可能完全时，纵向一体化能够消除或至少减少资产专用性所产生的机会主义问题。资本、知识和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常常因技术上的原因，被迫不可逆转地、长期地使他们的资源固定于一种特定形态上，如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将其资产固定于特定的资本物品上，公司的所有者在将其资本投于建筑和设备上后，就不可能轻易地将这些投资再转移出来。但其他互补资源的所有者们，如熟练劳动者，却可能想通过对经营的“要挟"和勒索较高报酬的方式来利用资本所有者和特定知识拥有者的这种不灵活性。在这样的场合，将产权结合进一个组织中，可建立一种较可靠的、有组织的秩序，从而减少不确定性，节约信息成本。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年）发展了一个所有权结构的模型，模型的基本思想如下：当两个参与者进入一种交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合约中列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利又费用很高时，最合适的做法是其中一方将所有剩余权利都购买过去，剩余权利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对另一方是一种损失，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利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将重点从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监督成本上。在他们看来，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团队生产指的是，一种产品是由若干个集体内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将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率。由于最终产出物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不可能精确地进行分解和观测，这就导致出一个偷懒问题：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为了减少这种规避行为，就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而监督者必须能够占有剩余权益，否则他就不能有效地履行他的职能。另外，监督者还必须是团队固定投入的所有者，因为由非所有者的监督者监督投入品的使用成本过高，由此产生了经典意义上的企业。

在张五常的理论体系里，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一个程度不同问题，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从生产的角度看，公司很难界定。企业是在如下情况出现的，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合约将要素使用权转让给代理者以获得收入，在此合约中，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外来的指挥，不再靠不断计算他参与其间的多种活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计件工资合约的分析思路往前推进，公司并非为取代市场而设立，仅仅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或者说用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市场的交易对象是产品或商品，而企业交易的对象是生产要素，因为不是直接量度产品或贡献，对生产要素的量度是委托性的，这委托于时间的量度在履行合约时有困难，需要有形之手来监管、指导，合约因而有使用条款、有结构性。公司就出现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费用。

可以看到，自新古典企业“黑箱”与交易费用这一概念被引入后，企业理论的演化是朝着激励与机制设计这一方向演进的，有关企业现象如购并、合约的理解人们也倾向于从减少交易费用的机制设计与激励兼容的角度去分析，其研究越来越显得形式化了，大量的数学工具如博弈论已被用于这一领域。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是误入歧途的。诚然，把企业看成是一系列合约及其设计问题有助于分析一些问题，但并非所有现象都可以从交易费用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理解。比如，在理解企业的创新及其动态增长问题上，在理解企业的边界存在哪里，在理解技术与组织的相互作用这些问题上，仅从激励机制及其设计角度是无法充分解释的。因为企业静态的交易费用理论无法理解企业的动态成长，以企业的创新及其在市场中的增长而论，交易费用理论会认为当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小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会快速增长，如果市场交易费用不变而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呈边际递增趋势，那么企业就应该在小规模时增长快些，而当企业的组织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停止增长。但研究企业的人们注意到企业的成长并没有明显的规律，虽然一些初生企业确实要比大企业要快一些，但也不存在一个模式，而大型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时其成长模式同样也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与静态交易费用理论所显示的大型企业增长慢而小型企业增长快的预示不符。如果企业的规模是由交易费用所决定的，那么在给定市场交易费用时，存在一个最优的市场规模，如果达到这个最优规模的均衡，企业就会停止增长，这又如何理解企业内部不断大量存在的创新呢？在企业的边界问题上，交易费用理论同样不能给人一个满意的解释，以至于在一些交易费用理论家看来，企业的边界并不存在，在理论上无法区分企业与市场。一个由张五常提出的例子是：如果一家果园主人雇用一个养蜂主传播花粉，从生产的角度上看将无法认定这是一家企业还是两家企业，因而企业是无法界定的，企业只是一种与市场不同的合约形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许许多多介于企业与市场中间地带的合约形式。这种分析把市场活动与企业活动的界限模糊了，它如何去解释各种各样的企业行为呢？

起源于交易费用概念的企业理论之所以对市场中大量存在的企业活动无法有效地解释，是因为这种理论思路从一开始就阻止了这种可能：企业既是一个交易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基于交易重要性及其对生产的重大反作用，经济学理论长期重视交易而忽视了生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例外）。在重视交易的学者看来，企业内部存在不同资源所有者间的交易合约，也存在企业与市场间的交易合约，企业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在交易费用不变时是可以看做是给定的，而且生产能力和而生产费用的变化也受制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企业之所以存在一个最优合约设计问题，是因为企业内部不同资源所有者间为寻找权利义务真空界定地带而产生种种寻求非生产租金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基于剩余索取权归谁所有的合约设计是要将由此产生的激励除去负激励的净效果最大。比如，在经典的格哈模型中是要将剩余界定给资产所有者，而当非物质因素主导企业的生产能力时，这种合约就达不到其目的。这种理论以非生产性租金所产生的激励与约束问题来解释企业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堵住了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生产性租金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将力图揭示与交易费用相关的激励与约束实际上也可以从生产能力的角度来进行。

企业的能力理论可回溯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生产的传统，生产力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宏观层面上看，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从个体层面看，生产力是一个通过提供商品或服务在市场上得到报酬的能力，它是由个人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所决定的；从企业与组织层面上看就是我们所要深入阐述的企业能力这一概念。经典理论中的企业表现为一个静态的生产函数，在成本约束下对劳动与资本进行组合。在我们的分析中，企业处于不断学习过程中，因而其组织劳动与资本的能力处于不断演化过程中，我们把企业组织劳动与资本、技术与知识等生产要素以适应环境不断变化、获得潜在租金的能力称为企业能力，企业能力表现为企业的生产能力与交易能力，生产能力与企业的生产成本相联结，交易能力与企业的交易成本相联结，因而总的企业能力与企业总生产成本相挂钩。企业能力受制于企业历史、文化、组织规范等难以为其他竞争者模仿的因素，企业能力虽然可通过引进人力资本而发展提高，但它本身不是个别人才的简单加总，而表现为一种团队产出能力。

企业能力之所以难以模仿是因为它独特的竞争能力，是由知识的性质所形成的，企业能力——企业关于生产成本的知识——如何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的一个诀窍，往往是意会性的，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边干边学；往往是分布于各个行为主体中的，只有在执行操作性任务时才得到运用；作为一种团体知识，企业能力不为任何单个人所有，但有时也需要指示或命令而得以实现。企业能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发展与累积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体现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才能、行为规范并不会立即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产生了能力重组的需要。事实上，企业组织的重新配置并非都是由于激励因素所构成的，能力间的相互匹配性及其与环境的互补程度也是企业组织再造的可能原因，企业能力的重组表现为一种熊彼特所述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当环境变化所要求的能力匹配以一种分散式的方式在各个行为主体间分布时，一种市场代替企业的过程就会发生；而当环境变化所要求的能力匹配以一种集成的方式分布时，一种企业代替市场的过程就会发生；而能力间的互补性程度及其与环境的适应性就成了解释企业组织再造的关键性因素。

能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交易成本对企业组织的一些解释，企业既可以由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而得到说明，也可以由一种组合具有不同替代性与互补能力的组织而得到说明。因为知识不完全与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了不完全合约，而产生了种种投入所有者种种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才会有激励问题的存在，而我们的能力理论会争辩道，体现于企业能力内部的独特沟通代码——各种投入所有者的共享知识的出现能够缓解由委托—代理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正是企业内部的交易能力的不足，才产生了交易费用，如果知识是完全的，就不会有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不会有组织设计的必要。在这里，不是生产取决于交易，而是交易取决于生产——人们交易的，正是他们所能生产的，因为在这里交易也被看成是一种能力，直接与成本相关，因而交易也就是生产，一种利用知识去寻找交易对象、交易信息、寻求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以获得利润的能力。人们发现，很少有企业在供应链中所有环节具备生产能力，很少有企业能够整合所有产品市场。经验分析表明，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大多发生在具有互补性但并非完全相同的产品链中。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是，当企业寻求一个脱离其核心业务的生产时将面临着较多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他们不能有效地通过绩效评估来监控雇员的代理行为；而企业的能力理论对此的解释是，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不能控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企业越来越远离其核心业务时，将面临着不能够与其核心能力兼容的能力，而在企业的核心业务中，这一切都已经常规化并转化为一种企业能力了。正是出于能力兼容性在不同产业内部的考虑，企业才不得不在即使面临着获利机会可能时也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多元化战略。另外举一个例子是资产的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组织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某种资产只有在一定的交易环境中才有价值，由此产生了非专用性资产所有者对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的要挟问题，为解决要挟问题而产生了种种组织形式。从企业的能力理论看来，资产的专用性是与能力专用性一致的，某种能力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只是企业的能力难以量化，一般的组织模型就无法包括在内，这也是企业能力理论得不到重视的原因。

企业的能力理论并不能取代企业的契约理论，但是它揭示了企业中的另一方面，即企业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分析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分析单位，生产过程中配合得宜问题就不能仅仅被假设是固定的，对企业组织形式的理解因而就不能仅从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角度进行，企业的能力组合及其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所导致的生产性租金的存在，也是理解企业组织形式的一个角度，这有助于理解企业的创新行为、组织学习、分包行为以及内部化行为，也适合于我们技术与组织的互动关系的分析主旨，下面将深入探究信息通信技术与企业能力的互补性及其所带来的不同类型组织形式的相对效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