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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形象引入对外汉语教材的思考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外汉语教材被视为中国形象自我构建的一个平台,但它仍存在缺陷。中国形象和汉语国际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本文就将从中国形象入手,探讨在汉语的学习中,如何转变既定的中国形象所带来的劣势,并对其在对外汉语教材中的应用提出思考和建议。国家形象存在巨大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主体认知的不同。反观国内,尤其是针对中国形象的分析,比起国外研究数量成倍

▲柯雯靖

作者简介:柯雯靖,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摘要】如今,中国形象多指中国的国际形象,往往存在偏差和误解,这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有所影响。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他方构建,却忽略了中国形象自我构建的重要性。对外汉语教材被视为中国形象自我构建的一个平台,但它仍存在缺陷。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总结以及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发现,对外汉语教材存在着编写的主观性、时效性和真实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教材的可信度。基于以上几点问题,中国形象引入对外汉语教材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从学习者的需求角度出发,提供符合学习者文化和认知的内容,并且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用多媒体辅助,从而将中国形象在教材当中,以复杂性、多维度性、动态性和相关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关键词】中国形象;对外汉语教材

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在世界各地的迅速传播,汉语学习热潮也逐渐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当各国媒体逐渐将“汉语热”作为大标题时,各国不同的声音产生了。无论是“阴谋论”“妖魔化”等说法的出现,或是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关闭的新闻所引起的广泛讨论,实质上都是各国的中国形象的碰撞。中国形象和汉语国际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各国的中国形象都是不同的,都凝聚着不同的文化和认知,但这种中国形象在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影响下对于汉语的发展是不利的。本文就将从中国形象入手,探讨在汉语的学习中,如何转变既定的中国形象所带来的劣势,并对其在对外汉语教材中的应用提出思考和建议。

一、中国形象的他方构建和自我构建

国家形象之所以仍未有明确且通行的定义,与其应用的多领域多学科有关。从传播学领域,徐小鸽认为国家形象是在各国新闻和媒介中所形成和呈现的国家的形象,而刘明将这个范围更具体化,即在“国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文化、自然等各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不同主体的不同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是模式化的,也可以是总体印象或群体观念。这体现了国家形象的主体创造性,且根据主体认识的不同而改变。[1] [2]在现今研究中,国家形象往往被区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而这,正是根据本国主体和他国主体作为划分标准。K.E. Boulding提出,国家形象正是国内大众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其他行为体的认知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3]管文虎也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4]但孙有中认为管文虎等人对国家形象的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的定义并没有真正注意两者对国家形象的判断的巨大差异。基于对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的大相径庭的观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形象存在巨大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主体认知的不同。[5]但傅海、汪頔也在国家形象的主观印象的基础上,强调了国家形象中客观事实的存在,并提出,客观映照不会不真实,而出现的虚假内容往往来自传播过程,来自传播者、接受者的刻板成见和认知偏见。[6]

国家形象,是主体认知的过程,也是一种建构过程,这种建构是基于事实,但取决于不同的接触主体,从而导致了其不同的呈现和理解形式。如今的中国形象,更多是从国际形象的角度出发,探讨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看法和形象塑造的特点。杨松芳在研究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时就提到,这代表的是美国对中国不同面向的看法和态度,更多是美国自我形象消极对立面所出现的他者形象。[7]正如《东方学》中提到,西方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产物,不仅是观念,更是西方控制和改造东方的政治手段。[8]西方中心主义下的“他者形象”,是在真实和客观的条件下掺杂着的西方的欲望、需求或者种族文化优越感,是西方人确定自身的价值的工具。[9]

乔舒亚·雷默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就是“国家形象”,这关系到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向中国提供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支持,归根到原因,他提到,中国的现实国情与国家形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形象还跟不上现在迅速变迁的步伐,而中国对自己的看法,也仍在自信与缺乏安全感之间摇摆。[10]这牵涉两个问题,其一,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解读往往存在偏差。西方笔下的中国形象,由批判西方现实主义转向衬托西方正面形象,经历了截然不同的构建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改变的不仅是中国的实际发展,更是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眼光,而无论哪个阶段,所塑造的中国形象,都更多与西方对立。其二,中国在构建中国形象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西方的中国形象当中存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甚至面临更多的挑战。当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时代广场播放开始,中国形象已经被视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事实是,中国形象仍然面临着“他方构建”的困境。而这一困境的原因,钟伟和、王冬青指出是中国软实力发展与中国传媒发展实力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而孙祥飞则认为是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主体性缺失,具体体现在中国的网民在媒体和大众传播中的参与程度不高。[11][12]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形象,在他方构建下不够真实,而自身的构建和修正实力又远远跟不上现实局势,导致中国形象在如今的研究当中,多以“被妖魔化”“被负面化”等词修饰。对于学习汉语的各国学生来说,他们认知中的中国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而这意味着中国形象不应只局限于他方构建,而更应主动构建,尤其是在汉语的国际推广当中,这种构建,是势在必行的。

二、汉语国际传播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对中国形象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数量悬殊,而在总结了多位学者对国内外研究特点分析中可以发现,国外学者更多从国家形象的角度出发,从象征符号学建构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等角度分析,将国家形象作为象征符号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社会结构和国家交往的不同而研究其不断的,主观且开放的重建、改组和演变。反观国内,尤其是针对中国形象的分析,比起国外研究数量成倍增加,但普遍使用的视角,都分布于国际社会决定的国家形象和该国国民提出的评价和看法。[6][13][14]突出体现在以各国的主流报刊媒体对中国时事新闻的报道入手,从国家形象修辞和话语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在中国国内,对中国形象的研究依然集中在他国对中国的印象和认知,依然集中在“他方构建”的基础上。而西方的形象塑造,则不仅仅是新闻媒体的传播。马广利从“文化霸权”的角度看西方的文化渗透,涉及的方面就包括了新闻、广告和商品、因特网、人才竞争,以及语言。[9]以英语为例,如今世界各国在追求认可的时候,必须通过英语的转换,这被认为是一种以语言主导力塑造世界思考和对世界思考的方式,但这也说明,语言在国力地位、世界竞争和全球化环境中所具备的力量。国家形象的传播,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传播,也是必须依靠语言作为媒介的。中国形象的有力传播和提高汉语的世界影响力,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虽然如今将汉语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都较少,但哈嘉莹着力于将二者进行结合,从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角度,肯定了语言本身在构建民族身份和改善群际间关系的作用,而汉语国际传播,在中国形象的传播中,更体现了“软实力”竞争时代的新理念。[15]这也正是前文所提,中国软实力发展迅速,需要通过汉语国际传播,以构建更符合如今发展的中国形象。而这种中国形象的构建,应抛开对“他方构建”的一味追求,而更应该从自身角度出发进行建构。其中,胡范铸、薛笙强调了对外汉语教材在中国国家形象中的“叙述者”身份,而他们对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中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与陈文所提出的观点是相一致的。[16][17]秦慧兰也提出,对外汉语教材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形象”的输出以及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的。[18]但在实践当中,国家形象的缺失,也存在于教材编写中。国内对外汉语教材在国外使用率偏低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包文英对此的分析解释是,编写的内容过于主观。这种主观的编写,不仅令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难以融入,而且对对象国的不甚了解也容易在教材中出现不必要的误解内容。[19]这就使得外国学生,无法积极地从教材中获得所需,而这与对外汉语教材所承担的将中国真实形象呈献给学习者的目的相违背。吴晓萍的调查中更发现,汉语学习者往往对文化的认可程度高于对文学的认可程度,而教材在其中提供的阅读量小,尤其是现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少,被认为是对现代文化不自信的一种体现。[20]这也是如今对外汉语教材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如何为汉语学习者更新、更快、更直接地提供正确的中国形象观。因此,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中中国形象的引入,首先需要具备传播中国形象的意识,也要将对外汉语教材作为一种话语传达的工具。

三、对海外留学生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对外汉语教材中中国形象问题的思考,笔者选取了《中国概况》[21]这本以介绍中国形象为主的对外汉语教材作为研究材料,对24位完成了此门课程学习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本《中国概况》是2013年由宁继鸣主编的,被指定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专用教材。通过简单的问卷调查发现有趣的现象。首先,在十五个章节当中,“中国的习俗”“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分列留学生最感兴趣前三位,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则在第四、第五位。但在之后的满意度调查中,前三位的满意度却低于平均值。这可以理解为,现有教材在提供的内容方面并不能满足留学生的期待值和需求。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其次,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对中国形象的理解,真实的接触还是最重要的,但教材和课本的可信度和依赖度,在大部分学生的评价中并不高。对留学生未到中国前对中国的了解中可以了解,他们常常通过新闻媒体、网站、电影电视,以及课堂学习等方式来加深对中国的认知。而近一半的受访者在中国有超过一年的生活时间,而其中又有半数并非毕业于中国院校,因此,不仅有近半的采访者有较成熟的与中国环境的接触,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有着丰富的与校外接触的经历。而问卷结果显示,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以及在中国的亲身体验后,留学生对中国印象普遍转好。这个结果,与许多对留学生的采访结果相同,这也从侧面体现,中国留学生在对外汉语教材中并未感知在现实中接触的中国。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受访者大多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但在问卷中,他们对“中国的教育”这个章节的内容兴趣度低。亚洲各国的教育等级是相似的,如中泰在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的一个区分,但教材中所体现的内容,以传统教育和教育历史为重点篇幅,对现状的介绍较少,内容不够翔实,同时也体现了受访者在之后问卷中选择的,对对外汉语教材的不满意,即中国文化内容的不足,尤其是现代文化内容的欠缺。如上文所说,一味地以历史作为教材的主要介绍,也是一种对现代文化不自信的体现,但这不仅是现代内容的问题,更是实时更新的问题。这也是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即时效性问题。中国的不断发展在如今的媒体形势下总是第一时间展现在世界目光下,而教材的编写从整理编写到出版需要经历的时间长,在教材中被强调的内容往往面临着错过其受关注期,因此被学习者认为“过时”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形象在日益融合的国际大环境中变得十分重要,但由于其在构建和认知过程中的特殊性,对其接受者,尤其是非中国本土的接受者,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和刻板印象。在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潮下,我们更需要正视汉语学习者的中国印象,这足以影响他们的汉语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进一步影响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今,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多以研究他国构建及其隐含深意为主,对中国形象自我构建方面研究较少。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环境中,中国形象的自我构建是可行的,且可以通过对外汉语教材、教师实施。但如今的对外汉语教材仍有局限性,一方面是编写的主观性,令接受者无法理解教材内容;另一方面是编写的时效性,多以传统内容为主,并没有展现太多当前的内容。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反馈也发现,教材的真实性问题,在亲身接触中国的留学生当中评价不高。这就需要思考,如何能在教材编写中,正确、实时、互动式地引入中国形象,让学生首先认可教材内容,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真正做到“自我构建”中国形象,这样的中国形象,也才能真正在各国被理解。

中国形象引入对外汉语教材中,更应该以需求为导向进行思考。而这,就牵涉到用复杂性、多维度性、动态性和相关性等方式呈现出来。首先,是符合学习者的需要。这种需要体现在国别化教材的编写中,虽是自我构建,但需在文化对比的前提下,用交互性的思考模式,去尊重学习者的认知和态度。教材内容的选择和设置,要有针对性,也要符合当地的文化需要。充分利用中外合作的方法,在教材的话语中,既使用所在地人熟悉的话语视角,也使用汉语使用者的话语视角,以帮助学生理解。其次,在教材时效性方面,可以采取教材的线上线下相辅助的方法。对于实体教材而言,其时效性限制了教材内容需选择较为稳定且长期有效的内容,而线上教材的开发,则可以有效地提供即时信息,以辅助和更新实体教材中所不具备的内容,在这样的教材环境中,也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对多媒体等教学设施需求的问题。例如,图片、录音和视频都可以利用网络云存储,以保证教学的时效性和材料的多样性。同样,教材不应与教师完全分离。教材的不足,是可以通过教师的教学进行弥补的。无论是面对汉语学习者的刻板印象的质疑,或是对内容的即时修正和更新,教师能发挥更具体的作用。而教师,同样也是中国形象“自我构建”中的重要一环。汉语国际教育也确实需要更好地引入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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