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梁　苗

摘　要：资本的扩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由同一性原则所支配的单调的世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试图通过建立一种非同一性的哲学来打破这个单调的世界。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詹姆逊充分肯定了阿多诺的这种哲学尝试，指出阿多诺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认为重温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否定的辩证法；非同一性；商品经济；资本逻辑

一

在《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Late Marxism：Adorno，or，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这一著作中，詹姆逊一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对阿多诺的批评立场，对阿多诺的思想进行了整体上的重新认识。为了更好地理解詹姆逊对阿多诺的这种重新认识，有必要对詹姆逊这种重新认识的时代和理论背景作出探究。

《晚期马克思主义》出版于1990年。联系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我们不难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形势。20世纪7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并没有使其趋于崩溃，经过新左派革命风暴的洗礼它反而进入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时期；而苏东剧变则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更加晦暗不明。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将资本的扩张带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阿多诺所忧虑的同一性的牢笼在“社会的麦当劳化”的形式下获得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蜂拥而起，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纷纷告别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都使一个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显得异常扎眼，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哪里？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当代能够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在何方？

如果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能够代表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他这个代表是否称职，或者说他究竟代表了谁。我们将在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对此作出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话语成为社会理论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在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中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詹姆逊也介入了这场争论。

就利奥塔来说，从早期对躯体和欲望的痴迷，到后来对语言和哲学的推崇，其中不变的主题是对他所认为的现代性霸权话语的无情批判和颠覆，“他拒斥普遍主义和基础主义理论观，拒绝承认在诸如哲学、社会理论或美学这些根本不相同的领域内存在着拥有特权地位的某种方法或某一组概念。出于对于他称之为‘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理论的反对，利奥塔坚定地捍卫话语的多元性，同一元化（unifying）理论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1]（191）。遗憾的是，利奥塔的思想“太片面、太独断”，因此，利奥塔的激进最终只是停留于哲学中，并且像其他多数后现代理论一样，没有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政治理论。就哈贝马斯而言，他的理论一方面继承了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对英美的分析哲学也有吸收。虽然哈贝马斯致力于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以解决“社会和文化的整合”问题，但由于他将这种努力的落脚点置于一种普遍交往的语用学中，所以最终不过是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令人向往但却并不现实的道德乌托邦。

在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理论都出现的这种语言学转向中，他们都强调语言游戏和判断形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倡导共识，主张用共识来解决不同话语领域之内和之间的纷争；而利奥塔则倾向于强调不同“语法体系”以及不同情景之间的差异性。换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存在裁决不同观点的规则，存在通过达成共识以解决纷争的途径；而利奥塔希望的则是通过保留差异来解决纷争。事实上，正是对差异的不同看法构成了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之间的重大分歧。但不管怎样，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初衷却是相同的，即捍卫话语政治。为此他们都谴责权威或霸权的政治话语，并提出了能够使边缘话语参与对话以及更充分地参与政治和其他理论争论的前提条件或实现途径。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贝斯特和凯尔纳发出这样的感慨：“利奥塔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论争可以看成是兄弟之间的一系列争论，就好像一家人之间的争吵一样，虽然整日吵闹不休，却又有着许多重大的相似之处以及完全相同的敌人。”[1]（324）就当时的语境来看，他们这个“完全相同的敌人”指的或许就是马克思主义。利奥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宏大叙事”而树为批判的靶子，哈贝马斯则要用他的普遍交往理论去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正是在这种弥漫着失败主义气氛和各种“后”学话语盛行的背景下，詹姆逊出版了他的《晚期马克思主义》，以悲观主义著称的阿多诺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詹姆逊看来，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等人的话语政治显然过于乐观和过于幻想，而时代的征兆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印证了阿多诺的悲观主义有其历史正确性。

二

对于阿多诺的思想，人们似乎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即理论上的激进性和政治上的保守性并存。“‘否定的辩证法’将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开始就摧毁了自己的社会根基及与交往实践的联系，使自己蜷缩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因此，阿多诺不得不‘试图使用由意识哲学衍生出的未受压迫的综合概念作为乌托邦观点移向对话理性（discursive reason）之界域：未受损害的主体间性，未经强迫的多样性的总和，使得近与远，同一性与个体之差异的并存成为可能，呈现出一种乌托邦之映象’。”[2]因此，阿多诺的反体系的否定性哲学思想不仅遭到哈贝马斯等人的批判，而且被后现代思潮所利用和宣扬，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

那么，哈贝马斯眼中的阿多诺与后现代理论家眼中的阿多诺究竟哪一个是比较本真的阿多诺呢？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通过对阿多诺的解读，詹姆逊认为，不仅哈贝马斯关于阿多诺走向理性的对立面的指控不能成立，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关于阿多诺彻底反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理解也不能成立。詹姆逊指出，在这个刚刚过去但依然属于我们的时代中，阿多诺关于“总体系统”的预见，最终不折不扣地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因此，“虽然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在以往的岁月中无甚裨益，却可能正在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3]（5），而《晚期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将阿多诺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的地位确立起来，并将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记录在案。

如果联系詹姆逊的重要著作《为60年代分期》，我们可以看到，同当时的其他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等人一样，詹姆逊也为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骚动所深深影响，内心充满着对革命的热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而阿多诺却对当时的苏联、第三世界、美国的黑人运动深表不屑。在被革命的幻象和期待冲昏了头脑的60年代，这当然显得不合时宜，因此詹姆逊曾批评阿多诺说，“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阿多诺的末日启示录意识的确显得是一种异常的倒退，仿佛我们仍处于奥斯维辛的时刻，仍陷于‘极权体系’的魔障和劫数中不能自拔”[3]（4-5）。甚至在写于60年代出版于7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身上这种革命的乌托邦冲动和激情依稀可见，他指责阿多诺是缺乏政治责任的悲观主义者，批评他自觉地放弃对未来乌托邦前景的想象和追求，说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归根结底是一个巨大的失败”[4]。

然而，时过境迁，詹姆逊对阿多诺的这一指责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修正。詹姆逊悟称，阿多诺当然不是30年代的哲学家（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称号恐怕是属于海德格尔的），他也不是40或50年代的哲学家，甚至不是60年代的哲学家（因为60年代的哲学家被认为分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而无论从哲学还是从理论上看，他的老派的辩证话语与70年代也不相容。然而，在时代的变迁中，他却变成了我们当前时代的分析家。他没有活着见到当前这个时代，但时代却印证了阿多诺的预见。

“否定的辩证法”反对一切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二元分裂，既反对客体对主体的奴役，也反对主体对客体的奴役，总之反对一切奴役性和强制性的东西。因为一切奴役性和强制性的最终结果已经为历史所证明，那就是同一性原则，就是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集中于对同一性原则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试图寻求一种二元分裂后的主客体之间“相互批判”的状态，以重新形成一种真正的理想的关系。在阿多诺心中，这种理想的关系就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的关系，一种非中心、非等级和非奴役的关系，按照阿多诺从本雅明那里借来的术语说，这种关系就是星丛。星丛的意义在于维护非同一性，亦即维护对象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使存在于某一关系系统中的对象能够彼此之间相互介入但同时又不存在支配关系。换言之，在星丛中，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没有第一性的本体，也没有总体化的体系，各种因素都获得自身的独立存在并与其他因素同处于一种辩证的矛盾中，因此在星丛中，一切等级制、压迫和霸权都是不存在的。且不说这只是阿多诺的一种理想，或者说只是体现了阿多诺的美学浪漫主义和宗教救世主义，但就阿多诺对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认识来说，詹姆逊认为阿多诺有其无可替代的深刻之处。

按照詹姆逊的分析，阿多诺的这种无可替代之处，就是阿多诺“根据经济系统或生产方式所进行的分析”[3]（9）。阿多诺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认为同一性原则的现实社会基础正是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正是这种体现并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的交换原则将所有客体，甚至包括主体，转换成能够在市场上可以进行等价交换的商品。按照西美尔货币哲学的理解，货币是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它将自己非人格和无特性的特点赋予它所日益占领的人类生活世界，“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5]。简言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夷平差异。而阿多诺的意思也大致如此，“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6]。詹姆逊对阿多诺的这一思想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称阿多诺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就在于他独一无二地强调，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恰恰存在于我们关于艺术的概念和艺术作品的形式之中。再没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这种专一而又无所不包的关注将普遍与特殊、系统与细节的关系呈现出来”[3]（9）。阿多诺提出要推翻“错误前提的本体论”，其意在于以更加根本的方式去重建一种哲学，而这一提法中隐含的事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逻辑（capital-logic）。詹姆逊认为，如果交换阶段衍生出一般意义上的“同一性”，并且随之引出我们已经提出的那些主题和分析的话，那么以更为复杂的资本出现为基础的情况就必须与它区别开来。因为虽然交换由来已久，同一性的观念也自人类出现以来就与我们同在，但是，“资本是后来以那些观念为基础而出现的一种历史构建，它有自身原始的逻辑衍生物，它们大都把资本的矛盾运动视为一种单一的普遍力量并唯其马首是瞻”[3]（239）。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詹姆逊认为，人们有望得出一种与资本同一性逻辑大不相同的逻辑形式，而阿多诺关于普遍与特殊、主体与客体之间张力的思想将为我们确定这些逻辑形式带来宝贵的启示。因此，詹姆逊认为，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出发的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虽然充满了悲观主义情绪，但却不能说走向了虚无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消极的犬儒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相比，阿多诺呈现的是一种对事物发展态势的异常清醒，对人类基本痛苦的正视，同时也呈现他内心深处那种深刻的政治责任感，因为他不是真的缺乏政治责任感，而正是因为他担负了太重的政治责任感，所以致使他的心灵是如此沉重，以至于他在政治上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

三

在詹姆逊看来，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偏离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将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与晚期资本主义更复杂的资本或价值的辩证逻辑混淆到了一起，因此他们无法理解阿多诺，也无法理解当前情势下资本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哈贝马斯没有认识到，“正是资本逻辑的活力成就了阿多诺”[3]（240）。正因如此，詹姆逊说，“在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那里，比如哈贝马斯或德里达，甚或比较平庸的英第斯和赫斯特，都断言这种或那种考察事物的方式现在已肯定过时，然而就在这种断言声中，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期望这种公众以为已经灭绝的范式会在不久的将来有序地重新出现”[3]（241）。如前文所说，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同时他也把自己看作一个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觉地充当社会良知和道德尺度的化身，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出于对现代性的维护立场，哈贝马斯还是过分夸大了阿多诺对理性承诺的质疑[7]。所以我们看到，与哈贝马斯的看法恰恰相反，其实不是阿多诺低估了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容，而是哈贝马斯自己高估了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容，以至于过分信任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夸大了交往理性的神奇魔力。

对于后现代主义对阿多诺的断章取义的挪用，詹姆逊从两个方面作出了分析：一方面，詹姆逊认为阿多诺的思想中的确存在着许多与后现代理论的主题暗合的地方，如阿多诺对勋伯格“无调音乐”的欣赏，对同一性哲学的拒斥，对现存体系的拒绝，对本质和系统真理的回避，以及对差异、片段、偶然和一种瞬间的自由的信奉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但詹姆逊认为，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阿多诺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虽然阿多诺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尚未找到用以表明阿多诺是后现代主义者而非属‘晚期浪漫主义者’的特点。”[3]（247）在詹姆逊看来，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思想立场的依据，不是他的只言片语，而是他的基本思想。虽然阿多诺激烈地批判同一性，但同一性似乎又是取消不了的，因为所有纯粹的思想，只要想使自己成立，就必须经过形式逻辑的分析过滤和历史逻辑的价值整合，换言之，就必须通过同一性的假定。因此，不像后现代主义对同一性和总体性思想所作的盲目宣战，阿多诺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同一性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对同一性的抽象及意识形态利用，以及通过这种抽象和意识形态的利用而掩盖矛盾和压抑差异。阿多诺所主张的目标是要寻求一种“非同一性的同一性”，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星丛”，这是一种基于同一性、内在于同一性、支撑同一性自身逻辑中的非同一性和差异性。因此，阿多诺并没有抛弃总体性的概念。相对于后现代主义从简单的同一性走向极端的否定性和非同一性，看似彻底激进，其实必然因其自身的不可能性而无法对现实的同一性造成任何真正的触动，最终以成为现实的同谋而告终。也因此，相比于后现代主义肤浅的政治责任，阿多诺显示的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责任。或许正是因此，詹姆逊才说，“他（指阿多诺）对60年代学生运动的同情似乎比他愿意公开表达的要多（这种同情丝毫不因他将警察召进学校这个无法抹去的耻辱而逊色半点）。”[3]（7）

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并占优势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在全球范围内谋取高额利润而极力推动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前第二世界国家迅速地退化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新的更真实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无情地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结构上的弱点暴露出来。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理想中的革命者的姿态逐渐变得模糊，直到这些革命者自身也转变成外国资本的消费者或者“廉价”的劳动力。詹姆逊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相反，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前唯一一种这样的思维模式：它旨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新的‘大转型’的经济后果，而甘冒给上层建筑的幻觉泼冷水的风险”[3]（251）。在新的社会经济大转型的背景下，詹姆逊认为，不管是就资本和劳动而言，还是就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而言，它们都不会消亡。而所谓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既不可能存在于过去，也不会存在于将来。詹姆逊如是说，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谨防上意识形态宣传的当，告诫我们面对当今世界纷纷攘攘的宣扬差异性的话语，一定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一定要警惕资本全球化的蒙蔽。而这或许也是阿多诺给詹姆逊的一个重大启示，是詹姆逊在后现代时期竭力维护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深刻动因。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同一性原则几乎加诸整个世界，如果不从经济和资本扩张的深层角度对此加以审视，那么整个世界将继续深陷资本逻辑的蒙蔽之中。因此，从90年代回头看60、70年代，詹姆逊说：“平心而论，与其说人在变，不如说形势在变。这也可以说明我本人对阿多诺的看法的几次改变；对我来说，他的著作本身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而改变其自身的意义。”[3]（4）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在今天的意义就在于提示我们要继续从经济和资本扩张的角度去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深刻把握当代世界及人类所处的处境，并沿着阿多诺的思路继续探索可能的解放之路。

当然，詹姆逊对阿多诺的这种重新解读和维护，既是出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抗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摒弃，也是出于纠正后现代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解和利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时所表现出的片面性，更是为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寻找一个坚实的根基，否则西方学界也不会批评詹姆逊是借阿多诺阐述他自己的哲学主张[8]。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詹姆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一经出版，“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就不再是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中那样用于指称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再是西方学界批评的那样用于指称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泛指由詹姆逊所开创的一种新的左派激进学术传统，其显著特征就是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未变，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要性和价值，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对当前时代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研究和批判。

参考文献

[1][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1.

[3]Fredric Jameson.Late Marxism：Adorno，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Verso，1996.

[4][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46.

[5][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04.

[6][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43.

[7][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22-151.

[8]See John Pizer.“Jameson’s Adorno，or，the Persistence of the Utopian”，New German Critique，No.58.（Winter，1993）.

【注释】

[1]詹姆逊于1950年考入哈佛福特学院（Haverford College），此学院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科学校，建校于1833年，在美国文科学院中名列前茅。詹姆逊1954年20岁时获该校学士学位，之后入耶鲁大学，1956年22岁时获硕士学位，1959年又在美籍德裔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艾利希·奥尔巴赫的指导下获得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