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书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李贽明德学术思想的宗旨、基本特征及成因。研究意义在于：丰富人们对李贽思想,特别是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提出自己创新性的见解,拓宽研究视野；挖掘李贽思想的现代意义,古为今用,服务现实社会变革的需要；总结李贽思想的优缺点,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挖掘李贽思想的现代性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文化实际上是由儒、道、墨、法、名各家各派组成的多元结构”,[18]李贽思想则是这个多元结构的典型代表之一,研究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李贽学术思想虽是杂家特色,但儒学的成分明显居多。“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它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小农经济农业大国的历史产物。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运行中发生过多次的演变,形成了自己的儒家传统。鉴于此,儒家传统是一个发展演变着的历史概念。它既是历史的遗存,也是对现实的摄取”。[19]“对现实的摄取”实际上指的就是其现代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1994年10月5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40年的治国经验使我相信,道德价值的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来、印度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有一些共同的地方,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为新加坡的繁荣、进步作出了贡献。”韩国儒教学会会长安炳周说：“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首先,儒家强调对学问的研究,这对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儒家思想对人们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的养成,对人的道德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都起了积极的作用。”[20]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威顿伯格大学宾·尤教授说：“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说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21]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说：“在日本,利己心不是个人的,而是公司的。日本50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日本与欧美经济发展的区别。公司的利己心是以公司为单位的,这是日本经济在很短时期内超过欧美的重要原因。儒学的作用仍然在于其强调对整体负责的精神。”[22]国内学者刘文英说：“儒家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儒家文明圈内东亚现代文明的崛起,当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内外许多因素共同的作用。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有关因素的‘优化融合’。21世纪世界文明的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西方文明长期主宰世界的局面必将终结,包含儒家文明的东方文明将再次放射出灿烂的光辉。”[23]这些以及1970年以后海内外的儒学热,都旨在说明儒家文化对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1993年夏,美国著名战略学家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官资研究项目论文《文明的冲突》。文中指出：在未来的世界上将有九种文明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执。因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冲撞。如果此话确实,笔者希望本研究将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冲撞”力。
李贽批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坚持到76岁的高龄、生命的最后一息。从此精神上来看,除了先秦时代,墨子批评孔子,庄子、韩非子相对地批评孔子以外,从秦代到近代,对孔子敢有所批评者如王充、刘知几及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报刊、新文化时期诸贤,都比不上李贽。[24]他为坚持自己发现的、有益于后世千秋万代的真理,不惜牺牲自己的官运前程、家庭幸福,甚至生命。他的事迹可歌可泣,他的气节可敬可畏,他的思想可学可禀,他的精神很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李贽的主要思想是反尊孔,而非反孔；他反对的并非是孔子本人,而是反对独尊孔子,借孔子之名扼杀异己。他反对的实质上是一种述而不作的保守学术,一种人类只能有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专制思维方法及笨识陋见。事实上,正是单一化的学术政治思想和文化思维模式,阻碍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思想等方面发展的脚步,延至近代,致使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几近一百年。所以社会的全面进步,始于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进步。
李贽思想之所以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具有研究的价值,就是因为李贽的思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种洗礼,一声惊雷,一个“异端”,[25]它让有识者身心振奋,翘首以盼；让假道学家心惊胆寒,坐卧不宁。李贽是明代中叶中国传统文化新变的代表,它的思想是对传统思想的反叛,也是对传统思想的反思。如果说传统思想在当时保守过甚,迂腐得已经成了一种可怕的禁锢,革命性日渐削弱,反动性日益增强,那李贽的思想从其成熟并投入和封建保守势力的战斗开始,就始终带有强烈的革命性。而革命性正是他思想光辉的闪耀之处。这正如《李贽文集》的前言中所说的,“李贽那种敢于反对封建压迫和传统思想的无畏斗志,敢于反对迷信和偶像的无畏斗志,及由此而形成的进取开拓精神,使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个突出地位,就是在今天也具有资以借鉴的意义”。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建业把李贽与王阳明置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历史中进行了考察,对二人的思想特质和区别,及其在传统文化思想新变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李贽比王阳明更具近代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民主色彩。他说：“如若说王阳明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启蒙思想的先导,李贽就是这一启蒙思想的代表与旗帜。正是在李贽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潮流,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变。”[26]朱日耀等人认为,李贽“出生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时代,他生活的地方是明代的海外交通要地,祖辈航海经商经常与外界接触,对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使他易受外来思想的感染,所有这些对李贽进步思想的形成关系很大,使他成为明代一位具有鲜明叛逆性格和坚强斗争精神的进步思想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专制思想,他反对权威和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27]王国良评议说：“李贽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他的思想反映了早期市民阶层的情调和冲决封建礼教囚缚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士人厌恶虚伪,要求返归本真自我、还人性以自由的时代潮流。他的思想学说表现了新旧时代过渡的典型特征。”[28]还有人专门从比较学的角度,审视李贽对曹雪芹、汤显祖等人思想的影响,发现在抨击诗礼簪缨之族、讽刺科举仕进制度、批判封建礼教、以情格理、反对模拟、主张创新等方面,李贽对曹雪芹、汤显祖等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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